黄建始忆非典:一个故事不幸成功预测到SARS(图)

北京协和医学院黄建始教授。

黄建始教授接受记者专访。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2008年的4月，是非典五周年的日子。在五年前，一场SARS席卷了中国上上下下。在应对非典的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很多很多至今仍鲜为人知的故事。今天我们有幸请来了一位在非典时临危受命，连夜从美国回到国内，为战胜非典出谋划策的黄建始教授。目前，黄老师是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助理, 流行病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非典前先后在美国和加拿大三州一省地方政府卫生局任流行病学专家和部门负责人，是联邦和州省政府公共卫生顾问，有着丰富的公共卫生方面的经验。

　　主持人：黄老师，您好！2003年非典时，您是什么时候回国的？

　　黄教授：我是03年5月4号到的北京。

　　主持人：那时候非典在国内应该说已经遍及各省了。

　　黄教授：对。

　　主持人：您与非典是如何“结上缘”的？

　　黄教授：说起来为什么我会和非典联系起来，经过是这样的：2002年底我回中国找工作，因为我在美国呆了17年，很想回国工作。当时先到医学院来面试，就要求我做一个报告，于是我做了一个“生物恐怖离我们有多远”的报告。其中我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一个星期六的下午，阳光灿烂，几千人在大球场观看球赛，这时天上掉下一些小小的粉末，因为一个房地产公司正在用直升飞机拉着气球标语做广告。从星期一开始，各大医院出现了很多病人，病人症状都相同，发烧、咳嗽、呼吸困难，最后严重的要上呼吸机。而且很奇怪，很多人全家都病了，而且病的人几乎都看过球赛，病情还越来越急。结果越来越多的病人到医院来，医院加床的地方也没有，医生也病了，最后诊断结论是炭疽。但是后来就发现炭疽素不够，呼吸机也不够……在北京讲完以后，我就一直在等消息。

　　我是广州中山医科大学毕业的，而且一直是广州中山医科大学的流行病教研组的学术顾问。他们知道我回来了，打个电话聊起来了，你既然在北京等消息，来一趟广州吧，给我们也做个报告，我就飞去了广州，大概是圣诞节前后。中山医科大学跟CDC（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关系挺好的，就把CDC的人员请去，我讲完这个故事之后我们还在讨论，说这个公共卫生不治不行，早晚要出事的，而且最可怕的是出了事，第一线的医生你不准备也是要碰到，准备也是你要碰到。广州CDC第二天就请我到CDC座谈，并请我做顾问。

    后来我就回美国了，2003年1月初北京这边给我位置，让我回来做教授。当然我要卖了房子才能回来，卖房子就需要一段时间了。卖房子那段时间，我经常上互联网，偶尔就发现广州暴发SARS这个事情，因为炭疽和SARS是差不多一样的症状，我就打电话给广州CDC问怎么样，那个CDC主任接了电话第一句话就说黄教授，你上一次那个故事实在太灵了。我记得网上有一个广州红十字会还是什么机构，发了一个中文的公告，说出现了有什么症状的传染病。当时在互联网上有一个全世界流行病的类似论坛的东西，我把那个消息翻译成英文放在那里，让大家共享，因为大家都不知道中国发生了什么。结果我后来才知道，每年要评一个在专业范围内谁是今年报告传染病最好的，那次我就被评上了。我是用最直接的信息引起全世界的重视，没想到我还起了一点这样的作用。

　　科技部部长徐冠华亲自打电话邀请黄建始回国担当重任

　　黄教授：我在美国十几年都是在卫生组织内部搞传染病控制，包括大型的跨州的，跨市的，跨县的，和大型新发传染病的调查、控制，所以我就有比较多的经验。看到国内有这样的情况，我就写信给卫生部领导，具体应该怎么做。我说得赶紧把广州封起来，把北京也封起来。我当时刚卖完房子，突然晚上八九点钟来了一个电话，一听是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当时4月底成立了非典指挥部，非典指挥部里面设了一个科技攻关组。组长是徐冠华，副组长一个是陈竺，还有一个黄培堂。当时徐部长打电话给我，希望我能早一点回来，说他们要聘请两个顾问，临床顾问是钟南山，流行病学顾问就是我。所以我2号晚上就去的机场，当时洛杉矶机场空荡荡的，原来坐几百人的飞机，那个时候只有三四十个人坐。

    因为是时差关系，到北京是5月4号下午，到了北京机场也是空荡荡的，一个人都没有，科技部的人来接我，从飞机场到科技部的专家楼，一路上几乎没人。来接我的科技部的处长就说，黄教授，这可怎么办啊？当时街上真的没有人的。我当时随口说了句：两个月就过去了。后来过了两个月，到7月份真结束了，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解除了对中国的禁令。后来国家科技部做了一个国际SARS研讨会，我是这个研讨会的委员，我一出门碰到他，他就跟我说黄教授你真神啊，我说怎么神，他说你上次跟我说两个月，果然两个月就过去了。我说道理很简单，因为SARS是一种急性传染病，急性传染病不需要很长时间。比如我们现在坐在这儿几秒钟就传给你了，很快就会传给其他人，不像别的要有特殊的接触才能传染，呼吸道传染病传的很快，很快所有人都传完了，只有两个结果，所有人都死掉了；要不就是很多人有抵抗力，不死，很简单。实践证明是不可能所有人都死掉的，历史上多少传染病都是这样，最后还是很多人活下来，急性传染病就是来的快，过的快。慢性传染病就不是这样，所以艾滋病为什么这么多年，因为它要通过性爱、血液、母婴才能传播。

　　回来后就参加非典指挥部的工作了，我介绍了美国的一些公共卫生体系的情况，提出来美国公共卫生整个体系都是怎么做的，他们都是很欢迎的。比如我说公共卫生安全就是国防安全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假如大家都病了的话，人家不费一枪一炮就进来了，所以公共卫生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大家都很重视。

　　我等于是讲一句话——帮助缓解恐惧

　　黄教授：参与了这些工作，后来就和非典攻关组的副组长，带了一批科学家，我们先到广东，了解广东的情况，进行学术交流，介绍国外的情况。后来又到了香港，也跟香港进行交流，参与了一些具体的事情。顾问其实主要是做咨询工作， SARS期间我主要就是做一些咨询，参与讨论，然后介绍宣传，做这方面的工作，没有参与具体的什么到现场救人家之类，没有做这些工作。有些事情要说大也大，要说小也小。广东省请我做顾问也是介绍国外传染病控制的这些东西。因为当时大家最怕的是不知道这个病会怎么样，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我等于是讲一句话——帮助缓解恐惧，因为人最怕的就是恐惧。

　　比如说当时北京据说想建立一个大型的传染病医院，当时也准备请我做顾问，合同都拟好了，后来也没签，就是口头上帮忙做咨询。他们把计划送给我看，那天我还在深圳，我一看，不对啊，怎么可以建立传染病院，我说这个千万不能做。后来我还专门写给科技攻关组的领导，我说不能建这种传染病院。我说为什么？因为，一，北京原来有两个传染病院，如果SARS不来，就做不下去了，为什么？没有急性传染病，都是慢性传染病，如果再建大型的传染病院的话，SARS过后干什么？我给他算一个账，不要做大型的，两千员工，一千员工，每年光水电费、工资开支都要好几千万，我算的很具体。后来SARS过去了就不需要了，也没有再建。内蒙古当时花了一亿还是两个亿建了，之后没有人，就废掉了。上海也建了一个叫上海公共卫生中心，建在郊区，我去参观过，很漂亮。现在每年政府都要拨几千万到上亿的资金支持它，且不说建设时花了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