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封民国

　　民国的多重脸谱

　　正如龙应台评价的，民国史之于人们，在香港只是边缘，在大陆已早湮没，在台湾已被遗忘。

　　1933年，上海的作家们有些正热衷于憧憬着这座城市的未来。

　　其中有个叫铭三的，富有讽刺地构建着他心目中的未来都市，他引用另一位作家的说法，把当时的上海称之为一座建筑在“地狱”上的“天堂”。而在他心目中，无疑地，将来的上海便是天堂上面的天堂。

　　他设想，将来的上海，电影院一律装冷气管、热水汀，每部电影都是香艳肉感，且有国际歌舞团的裸体舞蹈。

　　2007年，正如作家铭三憧憬的那样，电影院里的确流淌着香艳的肉感，一个叫王佳芝的女人，把现代人重又扯回了民国时期的上海。旗袍、租界、黄包车、凯司令咖啡厅，还有极司非尔路76号。电影讲的是1942年的上海，太平洋战场上日本人在瓜达卡纳尔大败，问政治的人眼里都充满了绝望。

　　这部叫《色戒》的电影，彻底吸引了现代人，倒不止是它其中有香艳的肉感，而是它颠覆了一种传统，撕掉了民国在我们记忆里的标签，为现代人还原了一段新鲜的历史，展现了民国生活的复杂。在那段日子里，竟然黄包车夫们都自得其乐、有人天天打麻将，竟然汉奸和美女爱得彻骨、奔波救国的却是中统特务，竟然年轻姑娘们都冲着国军大喊，“打胜仗了，我就嫁给你！”

　　要不是导演李安，很多人还不知道历史的面孔竟然这般复杂。更多的时候人们对于历史的感知，就像铭三对于未来的憧憬一样充满了讽刺的幽默和香艳的肉感。

　　正如龙应台评价的，民国史之于人们，在香港只是边缘，在大陆已早湮没，在台湾已被遗忘。是李安抢救了它们。

　　人们随即越来越热衷于追寻这段被湮没的历史，他们考据极司非尔路76号，竟然就是现在的万航渡路某处，王佳芝确有其人，只不过姓郑，凯司令咖啡厅还在，热衷回味历史的人会想着找日子去喝茶怀古。

　　整个2007年，社会上对于民国史的追问伴随着斯坦福蒋介石日记的公开，愈演愈烈。社会学家们评论，这股莫名的热潮该叫作民国热，作为前些年明清热的一个延续，而且已经持续了很久。说这些话的人，好像坚持历史本不是这样，如今靠着热情重又升温，最终连原有的形态都变质了。在历史学家眼里，这些都只是民国的遗产，从来都摆在那里，所以有热情，只是为了忘却的纪念。

　　为了忘却的纪念

　　追寻这两年人们对于民国的热情，最初竟然肇始于2001年。

　　那一年张学良辞世，根据遗嘱，第二年，哥伦比亚大学此前对于张的口述历史公开，从而掀起了此后的“少帅热”。

　　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历史档案是1991年，张学良首次赴美探亲时，由讲师张之丙采访完成的，前后采访60次，后来被整理成汉字材料4800多页，堪称张学良口述历史档案资料中最全面的一部分。

　　当年，山东友谊出版社根据哥大张学良口述录音整理的《张学良世纪传奇》一书，成了最热门的历史畅销书。

　　这份口述档案对于人们的冲击，与其说是对历史真相的补充，不如说是让人们感叹民国历史的真相竟然在海的那边。

　　此前对于张的历史，局外人的描述汗牛充栋，而当事人的说法却因为历史的原因被刻意忘却了。

　　而对于民国那段历史的刻意忘却，远远还不止这些。回顾社会上民国热的最初几拨热潮，皆是起于对于人物的不断追问。

　　费正清曾经评价，中国的历史并非是人们关于在中国发生了什么事的那种想法；相反，而是人们关于中国人发生了什么事的那种想法。费正清是个美国的历史研究者，他汉语说得虽然蹩脚些，但意思至少明白，中国人的历史具有选择性记忆。

　　费正清为此不平的是，在中国的近代历史里为什么总是抹去外国人的痕迹，比如孙逸仙的顾问鲍罗廷，他可能参与起草了国民党的宪法。再比如，苏联将军布留赫尔，他可能帮助蒋介石拟订了作战计划。

　　作为一个外国人，费正清觉得这些人在中国近代史里，即使不是被抹去了，也是被贬低了。

　　这一点，不止外国人看不懂，即使是中国人，也时常看不懂。比如《色戒》，他让很多中国人都大跌眼镜的是，大家才知道，原来曾经在民国时期，在中国的上海，竟然有这么一批活生生的汉奸的生活，竟然有那么一批热血的青年在从事着恐怖、报复活动，竟然年轻姑娘们都嚷着要嫁国军。

　　人们才发现有太多的民国人、民国事被我们忘却了，或者干脆是蒸发了。留下的这些，只是一部分中国人在当年发生了什么事的记录。这随即引起了人们的不断追问，在整个2007年的图书市场上，最热卖的历史书，除了百家讲坛和明朝的事儿，剩下的就是一系列的民国人物的写真。即使一套陶菊隐几十年前的《北洋军阀史话》，如今更名《武夫当国》再版，摇身一变，还是会备受追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