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封民国

　　50年曲折《民国史》

　　一部史书的编纂有时候与它身后的历史一样耐人寻味。

　　■本刊记者 王刚

　　今年你去斯坦福吗？

　　这是近两年来，烦扰历史学家们最多的一个问题。

　　前一年，蒋介石日记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开放。随即在国内掀起的学术赶潮，让一些冷静的人颇不解，民国史专家张宪文称其为过江之鲫。而让他无奈的是，从1949年，历史学者们就在不断去追问民国的真相，而时至今日他们对于那段历史的说法至今还没影子呢。

　　如今，他们却不得不承认，追寻民国史的真相，竟然在海的那边。

　　动乱年间的使命

　　中国历代修史的传统，后代修前代史，从来都是惯例，自汉以来，绵延不断。

　　1949年之后，董必武就曾提出要编纂《中华民国史》，却始终悬而未决。那两年，社会上“土改”接着“镇反”，军事上抗美援朝，知识分子们忙着站队，历史自是无暇关照。

　　直到1956年，“排队摸底”结束，人群分清了左中右。政权巩固了，经济恢复了，社会迎来了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历史逐渐升温。

　　此前一年的3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逝世30 周年。《人民日报》当天头版发表社论《纪念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当年11 月12 日，是孙中山先生诞辰90 周年。全国纪念，毛泽东还发表了专文《纪念孙中山先生》。

　　民国史的研究，就是伴随着这一系列的纪念日终于浮出水面。当时，国家制定12年科学发展规划，周总理拍板提出建立民国史研究项目。

　　到了1957年，反右开始，第二年接着搞大跃进，自此运动不停，政治形势天天变，民国史的研究没有开始就停了下来。

　　后来到了1961年，又是在一个纪念日，辛亥革命50周年，全国的纪念热情隆重。但是官修民国史的工作，依旧只有项目，不见进展。

　　此时董必武又提了一次，重修清史，编写中华民国史。前者是北洋时期搞的，信不过，所以要重修，后者是当代的任务，刻不容缓。

　　可到了第二年，搞阶级斗争，大家都去搞“四清”，民国史更没人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历史不是没人碰而是彻底变样了。

　　民国史研究建立的头一个十年就是在反复的运动中走过的。

　　民国史专家张宪文现在回忆起来，那时候他正30出头，对近代历史充满了兴趣，但文革那场运动却把历史学生的现代史课简化成了革命史课，到了后来又改成了党史课，再后来干脆改成路线斗争史。对于学生学起来倒是简单了，但内容乏善可陈，国民党基本不谈，民国史的内容根本没有。

　　那时候，张宪文在书店看不到其他的书，一片红海洋，到处是毛主席语录，唯有的例外，就是两报一刊。

　　这种让他崩溃的局面直到1971年，辛亥革命60 周年。那段日子，林彪坠机，国内政情紧张，自是顾不上纪念。但却让他盼到了另一个局面。

　　当时，周恩来看到整个文化到了崩溃的边缘，随即召开了一个全国的出版工作会议。在这个会上，周恩来再度提出要编纂民国史，毛泽东不置可否，江青却积极响应。当时搞阶级斗争，时髦两个司令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一个无产阶级司令部。

　　这个编纂民国史的建议，是哪个司令部下达的，在当时备受学界关注。

　　为此，史学界在四川还召开了一次会议，特别释疑。如今的这些史学大家那时都还很年轻，戴逸不到50岁，杨天石、张宪文还不到40。

　　会上有学者提出，编纂民国史是哪个司令部的意见，为什么江青表态支持，后来有人做了说明，说是周恩来总理提出来的，才算澄清了一段思想混乱。

　　1971年民国史的出版计划正式确立，任务交给了当时的中华书局。

　　学科初建，苦于无人，出版社找到了孙思白和李新。这两个人1956年曾经合撰过《新民主主义时期革命通史》。其中大部分涉及民国历史，但只停留在对民国年间反革命的研究上，坏人坏事，为革命史树对立面。

　　自汉以降，遵循官修史学的惯例，皆是请来一批前朝遗老，主编前朝史，但民国的遗产比较特殊，前朝遗老要么凋零，要么身处牛棚，要么人在海的那边。

　　1972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成立民国史研究室，编写民国史的工作正式开始，当时的计划是写一部书，编三部资料。前者3编15卷，后者分为人物志、大事记和六百个专题。按照当初李新和孙思白的想法，用5年或10年的时间完成，到时他们正好可以退休。

　　然而谁曾想，这部史书的编纂自此成了一个时代的叹息。

　　历史的眼界开了

　　梳理民国的遗产，历史学家们才发现，在那38年的时间跨度里，更像是一个舞台，充斥着各种不同的剧本演绎。而它的遗产也从来都不是单一的，1949年之后，那份遗产花开三枝，一部分留在了大陆，一部分东去岛内，另一部分流落到了海外。此后，更是形成了对于民国遗产的三种不同剧本，大陆的民国史学、岛内的民国研究以及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剑桥话语。

　　历史的遗产仿佛一下子丰富了许多，各表一枝的现实与传统史书里一家独大的映像全然迥异。人们一下懵了，事实上历史本来就很丰富，只是之前刻意把它简化了。

　　进入80年代，社会的眼界也仿佛一下子开阔了。改革开放，思想解禁，人心求变，热潮不断，从读书热逐渐延生出了对历史的最初追问。

　　那两年，海峡局势乍暖，岛内的国民党当局率先在两岸民间交流上放宽了限制，默许台湾人士以民间身份与大陆接触，两岸民间交流姗姗起步。

　　大陆官修民国史的消息传到岛内，引起思想界的高度紧张，岛内学者议论，这不是明摆着把他们丢弃于历史车轮之后吗。这部皇皇巨著如果要是编好了，一旦放入图书馆，台湾就处于一个被批判的地位，活人都将走入坟墓。当时，岛内弥漫两种声音，一个是咱们自己也要编一部民国史。另一种声音是，千万不能官修民国史，按照中国传统，后代修前朝史，岛内这么一做，无异自掘坟墓。

　　一时间，岛内学界闹得沸沸扬扬，为此，1980年大陆民国史带头人孙思白还特别以《谈〈民国史〉编写问题·寄语台湾同行诸君》为题，发表文章，为台湾同行的疑虑解惑。

　　两种思想矛盾了好些年，最终在岛内史学家秦孝仪的主持下，编纂了一部《中华民国发展史》，意思是还在发展中，继往开来。

　　1981年，大陆官修民国史出版了第一本，两岸的争论自此开始表面化。

　　第二年，两岸的民国史研究者第一次有了面对面交流的机会。那年四月，在芝加哥，美、日学者为促进两岸学人聚会，借美国亚洲研究学会召开之际，把两岸学者拢在一起研讨民国史。两岸学界颇为重视，大陆胡绳带队，岛内秦孝仪领衔。双方见面不握手，关系挺紧张，观点很对立。

　　面对面，两岸学者一上来，就先拿辛亥革命说事，大陆学者认为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岛内学者坚持是全民革命，分歧明摆着，谈不拢。大家倒是保持着相当的克制，心平气和讨论，会后热情叙旧，一冷一热，对比鲜明。

　　那时候，两岸民间交往已经私下展开，分歧掩不住和局。

　　1982年的这次理论交锋，是两岸学者第一次就民国史中的敏感问题相互碰撞，自此之后，即成传统，每每交流都绕不开这个问题。这个问号也就持续了20年。

　　在当时的大陆学者看来，辛亥革命始终是一次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每次逢十纪念的时候，各个层面都会讲到辛亥革命的性质，都会讲到资产阶级革命的软弱性、妥协性和不彻底性。

　　张宪文不止一次的和台湾学者就这个问题争论。时常是岛内学者批评大陆的定性方法有误，资料偏颇。张一般都是面红耳赤的反驳，全民革命不可能。全民就是全体，全体起来革谁的命呀，总得有个对象吧，用词不当。后来争论久了，两岸学者都有点欲罢不能，谁都不能说服对方，但又不能丢弃立场不去争论。

　　重大历史问题结论做不了，其他的研究就跟不上。直到1984年，15卷本的《中华民国史》也仅开了个头。

　　这一年，社会上的风向为之开朗，一句政治口号引发了之后更为广泛的民国热潮。而历史学家眼中这股热潮却是忽明忽暗。

　　气氛似暖还寒

　　1984年，官修《中华民国史》刚刚出版了第二本，南京大学已经开始率先在全国高校里招收民国史的研究生，但是苦于没有教材，不能靠一些零星的资料维持教学。为此，时任南大民国史教授的张宪文找到了孙思白，说这套民国史至今编不出，可是学生们要教材，能不能先编一套简明的民国史给学生看。

　　当时，政治上两岸喊话，呼吁三通，邓小平提出了80年代三大任务，解决两岸和平统一正是其中之一。社会上也跟着掀起了一股热潮，每个行业都响应这个号召，历史学界自然也不落人后，纷纷立项要修民国史，和岛内通材料。

　　在这个节骨眼上，张宪文提出编写一部民国史教材的想法，希冀借此对缓慢的编写工作辅以推手。而他的这个想法，却多少让后者觉得有些学术赶潮的味道。当时，编写组的专家们经过反复讨论，答案是，条件还不成熟。

　　社会上有热潮，而历史学家们还比较冷静。在民国史研究领域里，学者们的境遇总是随着大形势的起伏而时晴时阴。

　　当时，杭州大学的教授杨树标在国内率先开设了蒋介石研究这门专题课程，在社会上轰动不小，旁听生云集。这门课程中当时最引人瞩目一句话，是杨引用一个日本学者在1931年代说的。他说，在中国只有两个半中国人是懂得中国的，一个是鲁迅，一个是蒋介石，而那半个是毛泽东。

　　这句话其实是作家冯雪峰在回忆两个伟人之间的关系时提到的，文章曾经发表在《人民日报》。杨树标引用这句话，就是想告诉大家，蒋介石最起码是个强大的敌人。

　　但就是这句话在后来引起了麻烦。1983年初，全国清除精神污染，浙江省纪委把杨树标作为典型上报给了中央。后者还专门派了调查组。

　　浙江省纪委认为杨树标在授课的时候散布错误言论。其中就有“两个半评价”的问题，另外，杨树标在授课时提到，“国民党是一个具有光荣历史传统的党。”纪委也认为是错误言论，对蒋介石的反动罪行有翻案之嫌。

　　好在当时社会风气已然逐步实事求是，这个风波不久就逐渐平息了。杨树标后来在1989年写了本《蒋介石传》，成了大陆第一本有关蒋介石的传记。

　　张宪文碰了钉子，回去后决定自己来编。两年后，他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纲》出版，是解放后大陆出版的第一部中华民国简史。

　　1986年出版，一度很轰动。美联社的记者来采访他，开门见山就问，编写民国史，你们有没有政治背景？一句话问得张宪文哑口。

　　一出生就面临修订

　　张宪文至今还记得，他当时面对质疑不无调侃地解嘲说，我们是一批爱好者。他的调侃多少反映了学界当年的心态：编修民国史，问题超乎现实之外，时机尚不成熟，社会上历史热，历史学家却倍感掣肘。

　　于是，那几年伴随着暧昧不清的热潮，学界关于一些问题的争论已经沸腾。

　　80年代，台湾岛内的政治生活是个充满运动和思想松绑的时期，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

　　当时困扰两岸学者的问题有三个最为绕不开，除了辛亥革命的评价，再就是抗日战争领导权问题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关于抗日战争，两岸的分歧由来已久，大陆教科书讲国民党抗日是一击就溃、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而岛内话语则认为中共是游而不击，坐待变局。

　　这个问题，两岸交流了十年，也吵了十年。直至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双方才达成共识。

　　再一个，就是有关孙中山三大政策。在大陆这个早有定论，就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而这一点海外和岛内学者却有分歧，他们认为孙中山没有这个话，是被人为制造出来的。

　　这一吵也是十年，最终基本上达成了一致。那就是，孙中山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思想，但是没有把这三个观点连在一起讲过，确实没有。联俄没话说，还派蒋介石去苏联学习。联共也有，第一次国共合作都是事实。扶助农工文件也是有的，但是孙中山从来没有把这三个内容连起来公开提过。

　　大陆学者的看法是，作为后人研究对一个领袖的思想做个高度的概括，是正常的。比如讲邓小平，就概括为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都是高度的概括，不能说是错误的。

　　这么一来，分歧自此弥合，问题说开了一切都好办了，怕的是彼此不对话，不摊开讲。这是在90年代以后，两岸学者逐渐达成的共识。

　　两岸学者争论的这十年，也是两岸的政治气氛越来越好的十年，从民间三通到“九二共识”再到后来的汪辜会谈，圆桌的范围越来越大。

　　1994年，费正清主编的《剑桥民国史》出版，在两岸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这本书从外国人的角度，记录了民国那38年中国发生的事。

　　这一年，大陆官修民国史陷入困境。孙思白和李新，当初计划10年完成这部民国史，如今眼看20年了，民国史的编纂还是遥遥无期。

　　一系列的争议还在持续，重大结论悬而未决，很多人担忧，如此硬要坚持下去，这部民国史势必会成为第二部《清史》——“一出生就面临修订。”

　　是继续，还是半途而废，这也许正是民国留给我们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