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封民国

　　“民国热”的民间推手

　　“不仅有民间民国热的兴起和没落，背后还有中国人心态的不断嬗变”。

　　1993年初夏，在室友的介绍下，卓新结识了本校党史系研究生康志真。此时，他是一所名牌大学哲学系的一年级学生，年仅19岁。

　　与大多数校园交往不同，卓新与康志真的关系，并非基于友情、兴趣或学问。这一年，吉他、诗歌、结社、辩论乃至“中国向何处去”的老话题，依然充斥着校园，但渐渐走到了它的尾声；与此同时，海南泡沫、巨人公司、南巡讲话、“市场经济”……开始成为校园的主流话语。一些学生推销起了电话卡、收音机，一些老师甚至悄悄注册了小公司。卓新与康志真谈的也是一桩小生意。

　　康志真开出了这样的价码：20天之内，卓新与其他十几名学生，分头完成一套共分三册、大约60万字的书稿；其中卓新承担5万字，稿酬为每千字20元。这个价格让卓新怦然心动。十几年后，卓新不无感慨地回顾说：“那时候，我们一个学年的学费是300元，每个月生活费大概一百多。这笔钱足够我们一个学期的开销了……这是我生平参与的第一桩交易。”

　　卓新参与的这套书，书名叫《血祭黄埔》。

　　炮制

　　作为一名毫无创作经验的在校生，卓新只有20天时间。除了拼凑、“剪辑”以及胡编滥造，他没有别的办法。好在康志真并不要求质量，按时交稿之外，“章节名一定要有噱头，一定要能吸引人”。至于写得好坏，那是“题外话”。

　　尽管如此，上手之初的卓新依然进展缓慢。“这本书按人物分章节，我承担的是蒋先云、贺衷寒，还有一个忘了……”卓新后来回忆说：“这几个人现在大名鼎鼎，很多人知道他们是‘黄埔三杰’。但当时我闻所未闻，读者更是闻所未闻……”

　　正因此，卓新一头扎进了图书馆，他阅读、笔记各种各样的资料。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只剩下五六天的时候，他的书稿还仅仅完成了一半。这时候，已经很有经验的康志真再次出面指点他了。

　　“他说，你这么搞不行。我们要的不是论文，也不是文学作品。我们要的是能尽快卖钱的商品……”时隔多年，卓新依旧清楚地记得康志真的表态：“他说，找这些史料，为的是有一个不走样的大情节。大情节有了，剩下的就可以编。比如蒋介石喝了一口水，骂一句娘希匹；比如人物的对话、表情、心理动作，都可以编……”

　　这么一来，卓新很快地渐入佳境。几天后，他完成了五六万字的书稿；而康志真也没有食言，他当即付给卓新一千多元的稿酬。

　　这是来自湖南农村的卓新赚到的第一笔钱。拿到这笔钱后，他立即写信给供养三个孩子上学的父母，“说自己能够养活自己了”。不仅如此，此后几个月，他的日子颇为宽裕，“宿舍聚餐、同学生日，一次都没有拉下”。

　　从这里开始，卓新一发不可收拾。他先后参与了六七本书的炮制。《世界间谍秘闻》、《胡林翼传》、《杜月笙》、《军统四巨头》、《军统内幕》……在形形色色的书稿中，民国题材始终占据了半壁江山。卓新介绍说，民国书稿又可以分作两大类，“一是上海滩、秘密会社的，另一则是黄埔、军统、民国大人物的”。它们统称为“民国内幕书”。

　　又何止是卓新、康志真？“那两年，每隔一段时间，校园里就会贴出征集写手、‘月收入两千元’的海报。……”卓新回忆说：“组稿的那些学生，一般情况下都找熟人，或者由熟人介绍同学。但有时业务太多，实在忙不过来，就只能贴海报招人。……毕竟是一个学校的，欺诈、不给稿费的情况很少很少，至少我没听说过。……”

　　饶是如此，康志真他们也对写手留了一手。卓新记得，康志真这么告诉他，他是替出版社组稿、约稿的，“只赚一点稿费差价”。但几年以后，卓新终于明白了，康志真赚取的并不是“一点差价”，他的身后也不是貌似遥远的出版社、新华书店系统。他的身后，是一个初初兴起、混乱而无序的“二渠道”市场。

　　“二渠道”

　　肇始于八十年代末期的民间“民国热”，始终以二渠道市场为依托。

　　所谓“二渠道”，指的是与出版社、新华书店系统相并立，以民营书商、个体书店为主体的图书出版与发行系统。远在八十年代初期，文艺就迎来了一个爆炸年代；如果说，《霍元甲》、《少林寺》引发的万人空巷属于影视，而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带动的阅读热潮属于期刊，那么，一开始，图书出版市场则属于金庸、琼瑶。

　　“那时候，国内出版社根本没有版权意识，拿到港台版图书就开印，一印就是几十万、上百万。……”后来曾介入出版业达七年之久的卓新说：“但那时候，图书消费刚刚萌芽，这些书大多流向了单位图书室，以及遍布城乡的租书店。我们都有这个印象，当时租书店非常多，租一本书两毛钱、三毛钱，真正被读者买走的很少很少……”

　　直到八十年代中后期，以销售为主体、遍布各个城镇的个体书店才渐渐出现。它带动了一个畸形、灰色的图书消费市场。

　　“个体书店是面向市井、小市民的。然而，在金庸、古龙、琼瑶和三毛之后，没有一个通俗小说家能够引发全民阅读；而他们的市场，又被单位图书室、租书店替代了。……”北京某图书公司总经理胡世捷这样回顾那个混沌年月：“那么，个体书店进什么呢？进盗印书，进凶杀、色情、乱伦、通奸……”

　　正如胡世捷所说，大约1986年前后，那些色彩艳俗、标题刺眼的地摊读物，迅速充斥了城市的各个角落。一方面，私自印行这些读物的民营书商，“没有书号，没有审查，从出版到经营全部违法”；另一方面，在清理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旗号下，民营书商、个体书店以及初初萌芽的二渠道市场，通通被视为过街老鼠。

　　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包括胡世捷在内，一批文化素养较高、出身出版系统的民营书商，悄悄地将目光转向了“民国内幕书”。

　　“说起民国内幕书，不能不谈到两个作家，杨者圣和尹家民。在此之前，已经有不少内幕书问世了，但没有一本象他们的书那么畅销。……”胡世捷回忆说：“杨者圣的《特工王戴笠》、《国民党教父陈果夫》，尹家民的《蒋介石与黄埔三杰》、《蒋介石与十三太保》、《蒋介石与黄埔四凶》，十几本书，少的能卖二三十万，多的则是七八十万册、上百万册。我们一看，这个市场很大啊……”

　　何况，在职业编辑出身的胡世捷看来，这些书并不难操作。“他们的书，坦率地说，没有什么文采，不是那种具有独立价值的、可遇而不可求的。……”胡世捷这么评价：“一句话，他们做的不过是资料汇编工作，加上一点描写，加上一些连缀，将分散的、零星的资料凑成一本书。这样的书，操作周期短，市场见效又快，是最适合我们开发的项目。”

　　卓新则认为，二渠道的日渐成熟，是大批书商介入内幕书市场的根本原因。“可以说，当时的二渠道市场，已经过了萌芽期了。光明正大地卖合法书、畅销书，比偷偷摸摸地卖地摊读物更划算。再说书商们也能够承受合法成本了。……”卓新谈到：“他们从出版社买书号、领准印证、由出版社负责审查，一切都显得很规范。此外，与盗印书、淫秽读物不同，内幕书的内容有虚构、有夸张，但人物评价、基本史实是经得起检验的，这就保证了畅销乃至长销……”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1989年年底，胡世捷介入了内幕书市场。

　　“非符号化”

　　如果说，二渠道的日渐成熟、以及内幕书的易于操作，是长达几年的民间“民国热”的必要条件的话，那么，在禁锢与猎奇之间、亿万读者对民国历史的“非符号化”需求，则是民间“民国热”的根本原因。

　　长久以来，蒋介石、戴笠、陈果夫、何应钦……与这些名字相比，没有哪些历史人物让中国人更为熟悉的了。与诸葛亮、岳飞、杨家将等演义形象一样，在街头巷尾、穷乡僻壤，他们都耳熟能详。然而，异常吊诡的是，那些古代英雄、演义人物，人人都能说出几段故事来；唯独这些年代并不久远、并频繁出现在几亿人熟读的教科书与《毛泽东选集》中的人物，只拥有一个空空荡荡的名字，一些标签化、符号化的印记，诸如“反动派”、“特务”、“四大家族”等等。

　　也就是说，这些人最有名，同时也最模糊。以蒋介石为例，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几乎所有中国人都记住了那个光秃的脑袋，那身笔挺的军装，但，他的性格、嗜好、为人处事、生活细节……中国人也几乎一无所知；以戴笠为例，所有人都把他和军统局、白公馆联系起来，但除了老虎凳、江姐与红岩，他和他的组织始终阴森诡异，也始终面貌混沌。所有这一切，正是民间“民国热”兴起的社会基础。

　　如果说，在禁锢的年月，普通中国人只能读到极尽夸张地丑化蒋介石的《金陵春梦》，而二渠道市场出现之前，他们也只能通过《我这三十年》窥视军统局一角的话，那么，随着民国内幕书的大量涌现，读者的口味喜好，则渐渐趋向于“真实的”、非符号化的人物形象和故事内容。以胡世捷运作最成功的《戴笠传》为例，即如此。

　　当时，市面上流行的戴笠传记，至少已有七八个版本。如何推陈出新？这是胡世捷考虑最多的一个问题。在他的策划下，这本厚达400余页的书籍，塑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戴笠形象：他早年刁顽浪荡，但“事母极孝”，功成名就后更如此；他心狠手辣，却又“待友颇笃”，算得上一个让人放心的朋友；他赏罚分明，但也极有人情味，与属下电文往来总是以“弟”自称……

　　与大部分民国内幕书没有什么两样，这本书依旧文字粗糙、内容浮泛。但，不出胡世捷的意料，它甫一上市就受到各地经销商的热烈追捧。“在那以前，我的内幕书印数大多是五六万、八九万。一般做法是，给沈阳经销商一万，覆盖东三省；给北京经销商一万，覆盖华北区。卖得差不多了再补货。……”胡世捷后来这样回忆：“但这本书不一样。拿到样书后，沈阳经销商马上来电话，胡兄，先来三万吧，我预付书款；广州经销商也来电话，你不够意思嘛，怎么只发这么一点，咱们合作一向很好嘛……”

　　在印机日夜不停的开工中，三十万、五十万、八十万、百余万……此后一年多时间，《戴笠传》狂销近二百万册。胡世捷赚得盆满钵满。十几年后，他依然不无留恋地谈到：“那几年，圈内有一个说法，只要印机转起来，印的就不是书，而是钞票。……就因为那几年赚钱太容易了，后来，我才拒绝了几个朋友搞房地产开发的建议……”

　　值得一提的是，这本被胡世捷称为“精耕细作”的图书，从策划到问世，也不过耗费了两个多月时间。

　　读者群

　　那么，这些七拼八凑、浅薄粗糙的“内幕书”，到底销向何方呢？

　　“一般来说，图书市场的趋势，是不断细分，读者不断对象化、群体化。……”卓新这么介绍：“一开始，以单位图书室、租书店为依托，金庸小说几乎是全民阅读；到琼瑶大热的时候，市场已经开始了细分。琼瑶小说、三毛小说，总的来说是女性多于男性、在校学生多于社会人员。当然这和小说内容有关。而到内幕书阶段，一个新群体开始凸显出来了……”

　　按照卓新的说法，内幕书的主要读者，是一个年轻的男性群体。以城市为例，他们大多接受过高中、中专或职专教育，有的已经就业，有的还待业蜗居；以乡村为例，他们或是高考落榜生，或是中小学教员，还有的正磕磕碰碰地试图游离乡土……卓新说，那些年里，这个群体异常庞大，“他们高不成、低不就。即使拿乡镇中小学教师来说，他们已经见识过城里的天地了，对自己的回到乡村，他们牢骚、抱怨、不肯认命。……那几年，我经常听说一些学校年轻老师跑光了的事例。”

　　换而言之，内幕书主要流向一个灰色的、躁动不堪的群体。比起精英阶层，他们身处社会的边缘，并一心挤向人群的中心位置；比起草根阶层如工人、农民，他们能够读书阅报，视野与心思早已在父辈的生活方式之外。他们充满自我的激励、年轻的狂想；而在他们的身后，一个不断嬗变、渐渐狂乱的社会，也日渐浮现出来：昔日的劳改犯摇身一变而成大商人；曾经清高的大学教师，纷纷加入“扒分”、下海的行列；财富与权势开始成为价值的唯一标准；对每一个人来说，这都是最好的时代，也都是最坏的时代……

　　在这个意义上，不难想象那些青年阅读内幕书时的心境。如果说，长久禁锢与猎奇心态，造就了内幕书风行一时的社会基础的话，那么，那些魔幻般发迹的大人物，从曾经是“水果阿三”的杜月笙，到声名狼藉的那个从前的流氓戴笠，那种或声色犬马、或隐藏在黑暗角落里的生活场景，从“上海滩”、百乐门到军统局、刺杀行动，无一不在撩拨着这些青年的神经。在阅读中，他们往往会将自己代入，有时探究着主角的成功秘密，有时享受着权势熏天的心灵快感，而无论这些书籍是怎样粗糙，怎样千篇一律。

　　又何止是内幕书？难道这一点不足以说明此前金庸、琼瑶的没落吗？如果说，八十年代风行的那些通俗小说，往往有着梦幻色彩的话，那么，进入九十年代后，功利性质浓重、着眼于市井与大人物的书籍，就不可避免地驱逐、替代着前者。难道这一点不能预示此后“成功学”、“领导学”的兴起吗？在浮想翩翩、几近窥视的内幕书阅读之后，当年的那些青年，当然要把目光转向实用色彩更浓厚的那些图书。

　　卓新后来的阅历，也折射了这一点。

　　没落

　　1997年秋天，卓新为康志真炮制了最后一本内幕书，《军统四凶》。此时，研究生毕业已经两年的康志真，不再满足为其它书商做书稿掮客了；他正式注册了一家出版公司，几个月后，他就聘请双学士毕业的卓新到他公司任职。

　　卓新负责的第一个项目，是《毛泽东全书》。它的定价是1998元。

　　对根基未稳的康志真来说，此举似乎是一场豪赌。然而，这套共分六册、大约700万字的图书，成本是如此低廉：除卓新专职负责外，它只聘用了四五个在校生；它依旧以“剪刀加浆糊”的模式操作，前后历时不过三四个月……更何况，此时“大书”市场正渐渐兴起，无论商人、官员都热衷从大人物身上探求成功的秘密，而且他们也都热衷买一套大书用以送礼。

　　短短一年多以后，《毛泽东全书》的市场结果出来了。康志真净赚一千多万。

　　如果说，《毛泽东全书》还有大量篇幅涉及到民国时期、可以视为“民国内幕书”的延伸的话，那么，康志真的又一个手笔，不仅让他成为民营书商中的风云人物，它还意味着民国内幕书的渐渐落幕。

　　也是1998年夏天，康志真开始操作《领导全书》。这套共计十四册、定价3800元的大书，不仅让他狂赚两千余万，并且成为此后十年的常销书。更重要的是，它所充斥的“攻心术”、因势利导、投机奉承等职场伎俩，意味着一个“揭秘”、略带理想色彩的时代的渐渐褪却，一个更庸俗、更市井化时代的最终到来。

　　就是在这样的时世交替中，“民国内幕书”渐渐消失了。

　　胡世捷说，民国内幕书的退出市场，“有很多原因”。在出版界日渐成熟、读者的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之外，网络的兴起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你想想看，随便哪个网友写的民国帖子，水平可能都跟那些写手差不多，甚至高得多，谁还会掏钱买这种本质上是快餐的读物？”胡世捷如是反问。

　　卓新则认为，此一时、彼一时，是快餐读物的永恒规律。“武侠、言情、民国内幕，以及后来的职场小说，今天的官场小说，如果说它们有共同点的话，那就是它们都满足着意淫需要。”卓新谈到：“这当中，我认为民国内幕书还是有比较积极的意义的。它让众多中国人了解着一个更具体的民国，并带动了后来《剑桥民国史》、口述民国史等严谨读物的销售。毕竟……世界上有几个金庸？”

　　康志真则感慨万千地谈到，他的十五年书商生涯，“不仅有民间民国热的兴起和没落，背后还有中国人心态的不断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