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湘对话袁岳：改革开放给了每个人想像空间

主持人谢湘

　　中国调查咨询行业属于摸石头工程

　　谢湘：说到零点，是92年创建的，比较早，国家的调查咨询行业刚刚起步。当时提出来我们要做资讯搜集调查信息，为商业角色和社会角色提供服务，什么样的事促使你发现有这样的需求？回过头这么多年走过去，您觉得改革开放30年，你怎么样评价这一步。

　　袁岳：是这样的，假定我们法律是代表老百姓的意见，你怎么算出来代表多少老百姓的意见，哪些老百姓知道这个。

因为我学法律，我觉得我们的立法非常封闭，公众是没有参与权的，是精英阶层决定的产物。后来小平同志开放了，一定程度上他是先知，小平同志对民众的需要有了解，也推动了改革开放，这个当然很好。我们在想如果换了领导人，脑子会不会不那么清楚呢，在1992年我们就有这个情况，这个时候是小平同志南巡讲话，这个时候遇到这个问题，将来中国社会在发展的时候，是光靠某个领导人正好比较聪明，比较伟大，帮你定一个方向呢，还是说这个社会发展始终反映老百姓的意愿，始终反映老百姓主流的意愿。我1981年入大学，1985年本科毕业，85年上第一个研究生，88年工作毕业的时候在国家司法，我担任的是领导人的文秘工作，虽然是做部领导的文秘工作，最痛苦的是关于老百姓很多说法都是我传出来的。比如领导说了一个什么，部领导说的什么，底下说得到广大干警和群众一致好评，这句话是我造的，我没跟任何人调查，你满意吗？这句话是自己写成这样的，因为书上都是这么写的，有的群众说，有的群众说，都是我造的，不是光我说的，我们周围那些人都这么说。开始的时候觉得有负罪感，怎么有造假的，后来发现谁都这么干，而且有的时候弄了一个信息，如果真的调查出来，领导还不高兴，领导说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跟上面精神不符合，是先讲精神，对事实是按照精神去看的事实。我觉得这种决策的质量有很大的问题。当然小平的改革是在探索，我们也探索，调查研究本身就是摸石头的部分或者摸着石头过河。我们就属于摸石头工程。

　　没查到的行业就属于改革开放

　　谢湘：钱从哪来？

　　袁岳：很多调查研究都是在大学里做。我做调查研究行业，在之前已经研究了西方的商业模式，你做这样的研究，投资人能挣到钱，对自己有保障，这个模式变成可持续性，不是像现在有些事业单位，原来有拨款，现在包干了就难了。必须变成可持续，要建立自己的商业信用，人家才愿意做这个东西。我看到其他的西方国家有成功的范例，我记得去注册的时候，在之前注册那家公司是不可以的，因为工商局没有这个行业，人家查不到，但是小平同志讲话完了之后，就说很好，没查到的就属于改革开放，查到的那就是原来有的，你没查到，就是改革了，这是改革的成绩，那个时候连私人侦探的公司都注册了。

　　我们开始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政府多多少少也做一点，但是他都是自己做了调查研究，花钱委托外面来做，这个事挺新鲜的，连企业都没有这样的行为，那个时候最主要是跨国公司主要来做。

　　三年时间用来建立品牌信誉

　　谢湘：最早的客户是不是跨国公司？

　　袁岳：没有，我们公司最早三年，我们筹所有的钱做公众关系，大家开始知道公共安全改革调查，流动人口调查，图书环境的调查，这是第一次有一个独立机构在做。

　　谢湘：是受委托吗？

　　袁岳：没有，都是我们自己的钱放在这里，做了以后来公布，我们把三年的时间用来建立品牌的信誉。对咨询公司来说品牌信誉最重要，有了品牌信誉，将来就有人来找你。也有些人用开始的方法，直接找投资。事实证明，我们现在为止客户100%是找我们，不是我们找客户。客户觉得最有影响就是这样的公司。另外一方面，去年是我们成立15年，在16年中间感觉到国家改革开放每深入一步，我们客户增加一个比例。

　　谢湘：说明你当时的选择决定顺应这个形势。

　　袁岳：前一阵子搞公司改革，加强监管，因为很多公司上市公司搞得很滥，股民对上市公司怀疑度提高了，有一个要求，对投资要多加论证，现在国内上市公司是做研究咨询投入最高的。因为风险防范很重要的方式就是我做这个投资决策，不是我拍脑袋决定的，必须得有依据，在有依据和进一步慎重论证情况下去决策。在未经慎重论证的情况下，偶尔就算挣到钱，也是很有风险，因为你会选侥幸模式去干，这是站在股东和投资者角度，希望公司规范化管理很重要的步骤，也是风险管理很重要的步骤。　　

　　谢湘：从92年到2008年，作为一个调查公司，零点和您应该是最直接掌握和了解到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情况下，社会观念，民众意识，行为各个方面的巨变，对这方面您最深的感受有哪些？

　　袁岳：一个公司本身的发展是一个过程，你要让人们知道调查研究是什么，调查研究行业是什么，以及调查研究本身有什么样的作用。那个时候媒体采访解释说为什么你们来做调查，这个调查是怎么回事，是做大量的最基础的工作。那个时候做的所有调查都是人们从来没有做过的，比如说像过去我们国家安全，老百姓说社会治安好不好，这是公安部门来做的，派出所的民警问老百姓，你觉得社会治安搞得好不好，老百姓说好。改革之后统计部门来问，你觉得怎么样，统计部门得到92%，我们去做的时候，老百姓说恐怕没那么好，把很好和比较好加起来是70%多，当有一个独立的民间机构、专业机构从事这样的工作，更接近于社会的真实。1997年到2000年的时候，属于国家投入和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时期，把民意的研究在商品领域之间有一个快速的贴近，把民意反映在一个物理商品中，还是反映在政治的商品中间，是这个区别。我们在这个时候，有大量的企业。现在有一些很著名的品牌，像万科，万科是我们公司做的第一个房地产客户，也是我们公司历史上的第一个客户。

　　基于用户为中心

　　谢湘：在什么时候？

　　袁岳：1993年，一直合作到现在。我们看到一个企业由中性企业变成很大的企业。像北汽福田，合作的时候是三千多万营业额山东诸城的农用车，现在变成在全世界商用车排在前列的公司。前期的工作奠定了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这些非常有影响力的品牌，他们身上很重要的经验就是，这些公司是最早花时间去研究消费者的。你像房地产领域中，长期以来是一大堆的人在投机。但是像万科公司，到北京刚来的时候，只在机场附近找一块地，那个时候没有区位，什么都没有，那么小的一块地，那个项目做到北京用户满意度第一位。原因是他最早研究谁会买我的房子，这些人希望我房子做成什么样，是第一个在中国地产界推出物业管理服务，在万科城市花园之前没有物业管理的。他是说区位不好的情况下，房子卖得不错。所以你看基于用户为中心。北汽福田作为一个农用车公司，自己组织了60多人调查队，自己做调查。后来我们帮他们辅导的时候，就说这个调查有些地方不好，可以改进。他同样给农民做蓝色的农用小卡车，懂得把农用车反光镜装在上面，看起来好看多了。你不希望产品怎么样改进，他尽量能做到就做到，正因为有这样的理念，比同行做得快，做得好。

　　第三个阶段，在2000年，就是我出去留学的时候，发现中国很多企业跟国外企业不一样，是要做大做强，同时要做得快，叫跨越式发展，人家每年增加23%，觉得非常好，他说今年50%，明年80%，最好是双倍双倍地发展。这个时候企业不仅看市场的数据，第一说知道是什么，第二说怎么比市场知道还要好一点，快一点。从2000年开始在调查的基础上，帮助企业寻找相对较快又比较稳妥的发展战略，在这里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和我们合作，包括海信、康佳、华侨城，既要快速，又要稳妥，又快又好，你有超越需求，同时基于消费者的需求。我们研究有一个转移，是策略研究，不是一查这个企业有什么需要，大概有什么问题，之后就跟我没关系，这个需求怎么抓住他，比竞争者做得更好一点。到了2004年开始进入第四个阶段，随着中国资本大量走出去，我们又有问题，中国人跑到非洲做一个企业，有问题，我们知道非洲人有什么想法。非洲工人跟中国工人干法不一样，非洲工会比中国工会厉害，到了印度、俄罗斯有同样的问题，从2005年开始走跨国研究，现在的业务不仅仅在中国做调查研究和咨询，同时在全世界差不多36个国家做研究和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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