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舞台上最后的成思危(组图)

题图

舍我先生與思危

舍我先生全家福

　　新闻来源：名牌杂志

    政治舞台上最后的成思危

　　策划｜杨瑞春、张立 文｜章敬平 图｜连旭

　　他在16岁时，背着“反共”的父亲，瞒着母亲，从香港投奔大陆，这一去，就是57年；

　　“文革”中，他因为“出身官僚资产阶级”，被安排去烧锅炉，又因周恩来总理的一句话，才最终摘掉戴了二十多年的“帽子”；

　　从政的11年，是他人生最辉煌的11年，从化工部副部长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有政治上“成熟”的一面，比如说“识大体，顾大局”，但也有学者执拗的一面，偶尔放句话，沪深股指就会跳一跳；

　　他是成思危，刚刚退休的民建中央主席，一个人生写满传奇、历尽世事沧桑的学者、书生、国家领导人，一个注定让人难以忘怀的参政党领袖。

　　觉慧，我们可能不懂的那个大时代

　　1951年10月的一天，16岁的成思危，背着“反共”的父亲，瞒了一无所知的母亲，听从共青团地下组织的命令，独自离开香港，携一只简单的行囊，越过罗湖，“投共”到大陆。

　　他看上去似乎有些疲惫。

　　见到他的刹那，我不得不惊讶于岁月在他的脸上留下的痕迹。显然，眼前的成思危比电视上的成思危苍老些。

　　握手过后，他请我和同事们入座。我礼节性地寒暄着，心里想的却是，这就是57年前那个偷偷“投共”的理想少年么？

　　1951年10月的一天，16岁的成思危，背着“反共”的父亲，瞒着母亲，听从共青团地下组织的命令，独自离开香港，携一只简单的行囊，越过罗湖，“投共”到大陆。当时就职于《南方日报》的二姐，接应了他。从此，他开始了漫长的以社会主义为背景的新生活。

　　时隔半个世纪，成思危说起他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态度从容，语气平缓，而在彼时的成家，他的出走，对他的父亲成舍我、母亲萧宗让而言，绝对不似今日这般云淡风轻。

　　三年前，成思危的妹妹成露茜和成嘉玲接受台湾《联合报》采访时，披露了当年的那段往事。一天，就读于进步学校深受左翼作家影响、在香港秘密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成思危，跟母亲说，他要返回大陆。他母亲很不赞成，希望成舍我能阻止成思危。成舍我问了儿子一堆问题后，出来说：他已经想清楚了，让他去吧，他自己负责。成思危的母亲喊：他才16岁，要他怎么负责？

　　成嘉玲说，她母亲很惨，从此没有见过她哥哥。“文革”期间，她母亲写了几百封信询问成思危的下落。她认为，她母亲五十几岁就过世，跟想念她哥哥有关。

　　一个16岁的少年为什么要走一条政治上与父 亲完全相反的道路？为什么舍得离开自己的母亲偷偷远行？

　　这个问题，很多记者采访时问过他。将近两年前，凤凰卫视的吴小莉问了他，卸任前专访他的我，还是问了他。

　　他认为我惊讶于他少年时的选择，是因为我没有生活在那个时代。“你们青年，不容易懂得那个大时代。”他说，那个时代是中国大转折的时代，不单他，当时的香港，有很多的年轻人，都对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充满希望。离开家庭，拥抱新生的共产党政权，在当时的香港是一种潮流。

　　成露茜在台湾接受《联合报》采访时，还透露了一个细节：当年，她和她母亲前往参加成思危的中学毕业典礼。典礼开始唱国歌。她跟妈妈开口就唱：“三民主义—”哪知其他人都唱：“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听到今天已是我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她们母女才知道，成思危就读的学校原是个亲共中学。

　　年逾古稀的成思危回忆往事，跟我讲述少年的他为何瞒骗父母别离香港时，我记住了两个词，一个是报国，一个是冲动。

　　他说，和诸多别离香港的青年学生一样，他是心怀报国的思想来到内地的。

　　报国，是成思危那个时代的知识青年血液中最为沸腾的情怀。1935年，成思危出生于风声鹤唳的北平，面对虎视眈眈的日军，父亲以“天下大任舍我其谁”的气概，给他取名成思危，寓意居安思危。成思危是成家五个孩子中的唯一男孩，出生于大家庭曾留学法国的母亲萧宗让，从小便教他四书五经。香港沦陷后，随办报办学的父亲在日军欺凌下四处飘零的成思危，早早感受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况味。

　　当然，冲动也是少年成思危的特质。“16岁，你想想”，成思危反问我，“现在16岁算什么啊？”他说，他那个时候比较早熟，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抱负。

　　成思危将自己比喻成巴金《家》中勇敢热情的觉慧。巴金笔下的觉慧，是20世纪初被新思潮冲击唤醒的中国人，是敢于与封建主义决裂的叛逆者，是满怀热情的、不成熟的革命者，是新生的、民主力量的代表，毫不顾忌、毫不害怕、毫不妥协。

　　自学四门外语，46岁转学工商

　　在“文革”的黑夜中，自学四门外语，在烧锅炉的时候自学锅炉学。又在46岁，放弃化工，转学工商管理。成为那个时候中国为数不多的MBA。有了这些“大器晚成”的经历，他在临近退休之年再“晚成”为一位民主党派领袖和国家领导人，显然是有迹可循。

　　一时冲动或许容易理解，难的是虽九死而犹未悔。自从脚步踏上大陆的土地，成思危就走上了个人荣辱进退由组织决定的道路，他自觉地按照组织的意图，在中国大历史中起伏沉浮。

　　义无反顾来到广州的成思危，先被安置到叶剑英兼任校长的南方大学学习，不久被派遣到广东省总工会，前后工作了大约一年时间。

　　1952年，中国计划招收５万名大学生投入革命之后的建设，可是全国高中毕业生不过３万。人数不够怎么办？调干！调集干部上大学。虽然成思危喜欢的是文科，但是着力于建设的中国，将他“计划”成了一个工科生。

　　这一年，成思危作为广东省总工会的干部，以选调生的身份，走进了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成了一名化工专业的大学生。也就在这一年，父亲成舍我带着他的母亲萧宗让等人，迁往台湾，由于蒋介石不允许他办报，他就办起了世界新闻专科学校(现已发展为世新大学)。

　　自这一年起，隔着一条浅浅的海峡，成思危和他的父亲、母亲，开始体味“生死两茫茫”的苍凉世事。他的母亲，临终时喊着儿子的名字，却不能与他相见。他的父亲等了28年，才和他见上分别后的第一面。

　　虽然成思危像觉慧一样离开了自己的家，却未能避免“出身官僚资产阶级”的噩运。直到1972年，这顶“帽子”才因为一个偶然的机缘被摘掉。

　　这一年秋天，成思危的小妹成露茜随美国华侨、美籍华人参观团回国访问，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总理请她代问成舍我好，还说她父亲成舍我是“民族资产阶级”。成思危日后回忆说：“我背了二十多年的‘官僚资产阶级出身’的包袱因此而得到解脱。”

　　此前，被定性为“出身官僚资产阶级”的成思危，在“文革”中阅尽政情冷暖，人世沧桑。因为出身不好，他被认为是“特嫌”，还当了几个月的锅炉工。这个在今天不经过职业资格考试不能上岗的工作，在当年是一种惩罚羞辱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的工具。

　　“文革”结束后，不少当年与成思危一样揣着报国理想投身新政权的香港青年，带着种种复杂的感情，离开了大陆，而成思危一如既往地选择留下，与拨乱反正后的中国一起前行。“文革”中，很多曾经的理想主义者在荒诞的现实中沉沦，而他还保持着进取的姿态。我很难想像，究竟是什么力量鼓舞着他在政治情势可以形容为“漆黑的夜晚”的岁月中，自学四门外语，在烧锅炉的时候自学锅炉学。

　　他的解释是：自强不息。

　　十二岁生日那天，他拿着刚买的纪念册，去今日北京西长安街往日《世界日报》的办公地，找父亲写几句祝福的话，成舍我不假思索地写了四个字：自强不息。

　　成思危日后说，他当时猛然醒悟到，这是父亲对他的殷切希望。

　　若干年后，成思危在女儿成卓十二岁生日的时候，也将“自强不息”四个字，写在女儿的笔记本上。

　　自强不息，在一般人的日常话语中，意味着逆境时，不沉沦，而成思危的自强不息还包括另一重涵义：顺境时，不懈怠。

　　“逆境时，不沉沦，不容易做到；顺境时，不懈怠，更不容易做到。”成思危对我说，“我都做到了。因为我既不甘沉沦，亦不愿懈怠，我要自强不息。”

　　成思危说，1981年，他能够放弃化工改学工商管理，并使这次选择成为自己人生第二个转折点，就是自强不息的内在精神在驱动他。

　　放弃化工，在成思危当年的朋友们看来，并非明智之举。大学毕业后，成思危在沈阳化工研究院、化工部石油科学研究院等科研机构，出任过无机研究室副主任等职务，先后翻译了《硼和硼砂及硼肥制造》等书籍，编写了《无机盐工业知识》等著作，他的朋友劝他，三十不学艺，何况他已在化工领域学有所成，只要坚持下去，未来当个院士也并非是不可能的事。

　　46岁的成思危还是笃定改行，“文革”的经历告诉他，学习管理学较之于化工，可能对中国的益处更大。不久，成思危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管理研究院学习，凭一股自强不息的劲头，他在美国求学期间发表了十数篇学术论文，赢得了奖学金。

　　两年后，他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成为那个时候中国为数不多的MBA。

　　毕业的时候，他不仅推辞了美国公司和研究机构的邀约，也婉谢了父亲希望他回台湾继承家业。曾荣登《福布斯》中国台湾富豪榜的父亲对他说：“毕竟，我们的家业在台湾”。而成思危认为，他的事业在大陆。一生不管儿女政治倾向的父亲，尊重了儿子的选择。

　　回国后二十余年，成思危的官越做越大，境况越来越顺，但对学问的追求并没有越来越小。相反，他一直在坚持不懈地做学问搞研究，乐此不疲。他对此实话实说：“像我，说实话，不学习，照样当官。我为何这么辛苦，周末周日还要写东西？我就是不愿懈怠下来。”

　　两年前，我曾联系过他的专访，那一次的采访提纲问题多多，他的幕僚后来跟我说，他太忙了，哪有时间和你讨论那么多问题。一个民主党派出身的国家领导人真的有那么忙么？

　　的确很忙。熟悉他的人知道，除了政务，他在治学上投入的时间，不仅政治家中罕见，学者中也不多见。他兼任了中国科学院等科研机构和大学的学术职务，带了一拨博士研究生，他说他每天午夜方寝，凌晨6时许起床，节假日和晚间都在学习。“我从不懈怠，做了十年的副委员长，从未去北戴河度过一次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