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大地震以来，每天都有震撼人神经的消息传来，全国人民的心时而悲，时而喜。中华民族在这场大灾难中表现出来的同情心、无私精神和献身精神让人感动，电视机前，女人涕泗滂沱，男人热泪盈眶。许多人说，原本以为我们的社会没救了，道德滑坡，人情淡薄，没有想到在灾难面前，平时看不见的那些最美好的东西像火山一样突然从人的心底喷发出来。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应对这场大灾难中的表现是无可挑剔的，世界一片赞扬声，连一贯对华怀有偏见的媒体，如《华盛顿时报》都表示钦佩。
灾难已经过去，人们开始重新生活，一切都会慢慢平静下来。一个问题摆到了我们面前：人们在灾难中所表现出来的那些高尚道德能从此弘扬开来，保持下去，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能因此而产生一个大的飞跃吗？
我们应该做这样的努力，但不能寄予过高的期望，还应该做长期艰苦努力的准备。人类在不可抗拒的灾难面前会表现出强烈的利他主义，以共同维护群体的生存，灾难过去后，一切都会恢复常态。
1937年，我出生和成长的那个不大的村子被日军烧掉了一半，人口被屠杀200多，许多人死得非常惨。那是日军从上海向南京进攻的路上，在“南京大屠杀”之前。老人们说，“东洋人”走了以后，躲在野地里的乡民们陆续回到村子，见了谁都格外亲，连平时有矛盾的人也像亲人一样。但慢慢地，矛盾和纠纷又出现了。
人与人之间如何才能和谐相处，以礼相待，中国人探索了几千年。古人认为，曾经有一个时期，“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人们没有自私自利之心，相互视作亲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样的社会叫做“大同”。显然，这反映了古人对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朦胧记忆，而且淡化了那个时代的缺点，只留下美好的部分，就如同我们现在一些人怀着美好的心情回忆五十年代那样。后来有了私有财产，就“大道既隐也，天下为家”了。人人都只顾自己和自己的家庭，互相争夺、争斗。为了维持社会秩序，必须用“礼”这种东西约束人的行为，使人们接受等级差别，安分守己，上对下要仁，下对上要忠。这样通过人力维护秩序的社会，叫做“小康”。这和我们现在说的小康不是一个概念。
均田地、均贫富的设想试验过了，不成功。而西方社会却既保持了经济、科学和技术的快速发展，又保持了社会的基本稳定。他们的法宝只有两个。一个是设计并维护了一套公正的游戏规则，机会均等，使处于社会下层的人也有机会发达。另一个是建立了一套社会财富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的机制，使弱势群体也能过上要保障的、有尊严的生活。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借鉴了西方的成功经验。我们现在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社会，承认社会财富的多种分配方式，私有财产得到了法律的保护，社会心态类似于“天下为家”的阶段。由于我们的改革在政策配套方面还有待完善，没有及时设计并维护一套公正的游戏规则，许多管理措施没有跟上，出现了失序的现象。一是机会不均等，没有关系办不成事，已经成为妇孺皆知的社会现实。只要有关系，办不成的事也能办成；反之，办得成的事也办不成。而所谓关系实际上就是掌握或者接近公共权力的人。权力作为商品进入了市场，招标一类在发达国家保障机会均等的有效做法在我们这里往往成为掩人耳目的魔术。在一些地方，土地批租和企业股份制改造成为掌握公共权力的人的盛宴。
这就导致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那就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公。有少数人赤手空拳，一夜暴富，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富起来的。这样的人有的现在被列在福布斯富翁榜的前列，头上还戴了诸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一类的政治桂冠。社会不平反映于人心，就是人心不平。如此，社会道德也就失去了存在和成长的基础。一些人就想，你有门路有能耐，赚大钱，我没有门路，没有能耐，赚小钱。于是乎，一切可以换钱的东西都成了商品，包括电力电信设施、毒品、妇女儿童、女人的肉体、假发票，甚至警察掌握的毒贩线索，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于是人们说出现了道德滑坡。
要想重建道德，首先必须建立和完善保证社会公正的一整套机制。好比一个人站在椅子上，椅子的四条腿没有垫平，在那里摇晃，你使劲教育那位站在椅子上的人，告诉他“站稳，站稳，千万站稳”，他还是很难站稳。
实现社会公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程，必须一点一滴积累，做基础性的工作。曾经在《解放日报》上读到一篇专家的文章，知道了“不可治理状态”和“基础制度”这两个概念。贫富差距扩大几乎成了一个“不可治理”的问题。你用所得税去调节，却发现他的许多收入是灰色的甚至是黑色的，根本不知道他有多少收入。结果是工薪阶层成了纳税主体，某种程度上反而扩大了差距。又比如腐败问题，它隐蔽得很，“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所以，许多贪官都是偶然被发现的，有的甚至是被小偷发现的。这也属于“不可治理状态”。
这位专家认为，状态是可以转换的，“不可治理”可以转化为“可治理”，办法之一是建立“基础制度”。他是这么说的：“只要在能够有效解决的问题上，稍微做一点工作，事情就能够解决一半。打个比方，如果我们能够建立这样的现金制度，超过5000元的交易不允许现金结账，必须通过银行，事情就解决了一半。借助银行存款的实名制、交易的账目管理，很多腐败行为就可以制止，有可能腐败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从不可治理转入可治理状态”。他指出，“一个社会中有了很多这样的最基础的制度，它才能保证这个社会的正常运行。”
我觉得他说得有道理。我国各级政府在管理现代社会方面还经验不足，出现了许多漏洞，现金自由流动就是一个大漏洞。听说山西煤老板扛着用麻袋装的现金到北京买房子，这样的事情在发达国家是不可思议的。在他们那里，社会上只能有小额现金流通，大额的必须通过银行，而银行有一套监管系统，而这套监管系统又非常灵敏。记得大概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曾经读到过一个材料，说澳大利亚方面向我方通报，有一个账户的资金流动很可疑。我方一查，才知道是贪官在转移资金，而我们的银行没有这样的监管机制，事先竟浑然不觉。这就属于“基础制度”不健全。
当然，不是说采取这么一个措施就可以解决全部问题。这只是基础性制度体系中的一个。我们现在有必要给予“基础制度”以极大的、高度的重视。没有一个体系，大而化之，那许多设想将会落空，许多大法规大原则不乏落实，最后成为摆设。所谓重视就是动作要快，要像排除唐家山堰塞湖险情那样，摆开阵势，甩开膀子干。不能钝刀子割肉，十年也割不下一块肉来，例如公车改革。
除了空想共产主义和乌托邦之外，任何现实社会都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古人的办法是道德教育，要求人们在利与义之间自觉地选择义，甚至说“何必言利”。西方的办法是设法实现利益平衡，承认利，鼓励人谋利，通过游戏规则去规范人的谋利行为，而这种规则必须是公正的，必须在公众参与下制定。再加上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让弱势群体的生活得到保障，就为社会稳定夯实了基础，也为道德建设创造了前提。好比他把椅子的四条腿垫得平平的，然后要求你站稳，如果你站不稳，那就法律伺候。人就只有一条路：向善。
或许有人会说，你也把别人说得太好了。诚然，发达国家有做得好的，也有做得差的，其公民的公德水平当然不一样，有高有低。这里说的是一个总的思路，一个总的解决办法。
(责任编辑：黄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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