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启示录：
让公民有力
■本刊记者/张雄（发自成都） 实习记者/熊巧 张子介
让公民更为积极地参与社会生活、享受权利与义务，让公民社会的萌芽能迅速成长，是汶川地震留给中国的启示之一
“你敢开，我就敢坐。
57岁的刘大庆坐在一辆破摩托上，她对开车的年轻退伍兵这样说。刺耳的马达声回荡在寂静的山谷间，响声震天。她下意识地抓紧了老兵。
“农家女”行动
刘大庆是5月16日来四川的，她跟5个同样来自非政府组织“农家女”的同事进到灾区救援。进村调查时，刘大庆发现了很多跟他们一样的民间组织，同样活跃在灾区。这个退伍兵只有22岁，他是“四海同心”组织的发起人。因为曾经在绵竹驻防过，他在当地拥有一定的人脉网。“四海同心”以共青团的名义救灾，行动很方便，不用反复办理通行证。刘大庆外出调查，经常和这个年轻的老兵结伴而行。
到达成都后，刘大庆她们和先期抵达的贵州和陕西的民间组织会合，他们组成“聚爱义工联合行动小组”。5月18日，连同捐资方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一行11人向绵竹市遵道镇进发。除刘以外，其他10个都是小伙子。
一行人绕绵竹市区，向西北方向进发。到孝德，尚未发现明显的地震痕迹。再往前走，通往山区金花镇的道路被封，据说里面95%的房屋损毁。
绵竹官方公布的死亡人口只占总人口的2%。据说地震当天，绵竹正好赶上阴天，很多人都在屋外乘凉，他们幸运地躲过地震来袭的死劫。不过当刘大庆一行到达遵道镇时，迎接他们的只有镇里的四把手。前三把手中，两人遇难，一人重伤。
地震过后，绵竹的行政系统一直在超高负荷运行。刘大庆看到，市民政局里的10多人，已经被成千上万的救灾物资搞得晕头转向。行动小组决定帮他们派发物资，并完成基层受灾情况的详细调查。
行动小组跑了绵竹10个行政村，这些行政村通常有数个乃至十来个自然村组成，彼此之间路途遥远。以马跪村为例，一共有14个小队，每个小队下辖100多户。
马跪村的书记没了，村里的具体受灾情况只能等刘大庆们自己去调查。摸清情况后，行动小组通知捐资方：这里最需要的是避雨的塑料编织布。很快，一辆货柜车把东西运到位于半山的一座礼堂。队员们根据各家受灾情况，把所需物资写在一张纸条上发给灾民。刘大庆坐在礼堂里，根据纸条上的清单给灾民们发东西。
在马跪村，刘大庆还看到了许多其他民间组织。很多组织都是地震后临时建立的，少则四五人，多不过十多人。这些组织的寿命由救灾工作的进展情况决定。大家因救灾聚到一起，结束后便回到各自原来的生活中去。
刘大庆所在的“农家女”组织，是专门面向农村妇女的公益性非营利培训学校，学员可在学校接受全免费培训。刘大庆很希望能帮助遵道镇的农村妇女，她承诺免费接灾区女子到北京接受实用技能训练。
也许是还没有走出地震的阴影，或许是还盼望能和走散的家人取得联系，不知所措的女人们对刘大庆的计划并不是很积极。到刘返京前，只有10来个妇女报名。不过一些从重灾区金花镇走出的年轻女孩，倒是对“农家女”的这些项目很感兴趣。
志愿者的“非法组织”
在灾区，更加活跃的是散兵游勇的志愿者们。数以千计来自各地的年轻人，集结到成都市大慈寺路17号——成都市红十字会楼下，等待被派往前线。
“因为四川省红十字会刚刚搬到离市中心较远的地方，所以志愿者全跑我们这里来了。”成都市红十字会新闻处处长张建华说。
“车辆资源捐赠处”和“物资捐赠处”被挤得水泄不通，红十字会调集了大批志愿者来为捐赠者登记，一溜排出10多张办公桌。他们同时还为申请车辆的人进行调度安排。医护志愿者、退役军人、普通志愿者招募点的桌前人潮汹涌。红十字会办公楼的一楼大厅被用作物资集散处：一辆一辆的大卡车开来，志愿者们排成人龙接力卸货，堆满大厅；再有空车开来，志愿者们上货。循环往复。
只有在专业救援队登记点那里，门可罗雀。
被选到前线的人兴奋得红了脸，被簇拥着上了大卡车，身后是无数羡慕的目光。
大家都很焦急。曾参加过两次户外救援的章松和廖斌等人认为，应该组织这些零散的志愿者们做一个“爱心通道”：通过前方志愿者提供真实迅捷的事实信息，汇总之后，再反馈到后方。募集到所需物资后通过机场把物资发送到成都，然后再把物资转给当地的红十字会处理。他们想做一个信息平台。
不过后来的形势很快把他们彻底变成一个物流组织。机场和航空公司对赈灾物资实行免费托运，只要舱位有空尽量满足。爱心通道成了一个物流中心，从各地汇来的物资在他们入住的汉庭酒店里堆得到处都是。据章松估算，最终运送的物资价值总额超过100万元。
“整个组织是边形成边运作，慢慢壮大起来的。”章松说，很多志愿者在这里觉得可以真正做实事，就介绍朋友参与进来。年轻人希望“爱心通道”是一个只有协作而没有“领导”的集体，这样可以保证高效和“没有官僚化”。
“爱心通道”的核心被命名为七号。一号是前线的志愿者，负责收集信息。他们在前方驻点，分派物资。二号是负责押车和协助前线。三号是后方的统计，把需求信息进行鉴别和统计。如此一直排列到七号。七号权力最大，但不是指挥机关，他们只负责调度车辆和分派物资，对信息进行发布。所有人员都是轮换制。
5月22日，时刻忧心的“非法组织”利剑终于落下，成都警方要求志愿者们全部回家。在场所有的志愿者都哭了。此后几天，他们还得把已经收到的物资进行分发。5月30日，“爱心通道”成都总部解散。
但“爱心通道”的信息平台作用仍在发挥，章松得到的最新信息是，其实前方还需要大量的志愿者，灾区生产自救的劳动力缺乏。还有教育方面，没有足够的教室，需要搭帐篷和支教的志愿者。对于劝阻志愿者前往灾区的劝告，章松认为“可能是出于管理上的考虑，也可以理解。”
尴尬而委屈的红十字会
几乎从救灾工作一开始，红十字会的工作就遭到多方的质疑和指责。尽管这个名义上的民间组织承担起相当大的救灾工作。
在成都红十字会门口，找不到活儿的志愿者们跟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频频争吵。这让成都红会的人非常头疼。
“他们不理解我们的工作。”张建华对《新世纪周刊》说，“经常出现运送物资的车辆被堵的现象。志愿者围住我们，非要亲自核实之后才肯放行。他们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无形中延误了我们的物资发放工作，搞得我们很被动。”
成都市红十字会只有12个人的编制，在财政上要受制于成都市政府。突如其来的灾难把这12个红会工作人员一下子推到风口浪尖。
“我已经56岁了，为红十字会服务了20多年，之前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巨大的灾难。从5月12日到现在，我们就一直高负荷工作，期间没有休息过一天，晚上两三点钟回家是经常的事。到目前为止，经过我们手的资金已经高达1.74亿，物资高达1.2亿。许多同志忙得几近崩溃，直跟我说还不如让我死了算了??”
张建华有些激动，他像个受了很大委屈的孩子一样跟记者倾诉。
对于社会上对红十字会动作太慢、账务不透明、收取物资保管费做法的指责，张建华表示，很多问题的根源在制度上。“我们是半官半民组织，虽然有政府补贴，但是这样的大灾时根本不够用。面对海量物资，管理成本就是个问题，只能收取一定比例的物资保管费。”
“我们是多头管理的，名义上接受四川省红十字会指导，其实接受成都市政府的领导。连市团委都能管到我们。像志愿者管理，登记归团委，使用归我们。结果团委的人往往登记完就不管了，我们用人都得和他们现联系。”
“很多问题是制度造成的，我们改变不了。但我们只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我们的工作，知道我们也是在做事，就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