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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后，余永清（右二）和家人在临时安置点的合影，照片中他的母亲（右一）仍穿着传统的羌族服装长衫。欧阳晓菲 摄 |
一个羌人的文化自救
本报记者
36岁的余永清是汶川县龙溪乡阿尔村的农民，这个被称为“云上的村庄”是汶川少数全村人都说羌语的村庄。
余永清曾上学走出大山，他最终回到山里，一边务农，一边搜集羌族民族学资料。
1998年至今，他跑遍了汶川县岷江西岸的绝大部分羌寨，记录羌语、采访释比、拍摄照片。
他和时间赛跑，和羌族文化的流失赛跑，他的工作还没有完成，大地震来了。
熟悉的羌话
板桥村有多久没有响起羌话了？
6月19日，余永清的表姐余俊兰一进帐篷，就亲热地坐在他旁边，用羌语和他交谈。
羌话语速很快，多卷舌音，汉人听不懂，板桥村的羌人也听不懂羌话。
“板桥村早就没人会说羌话了。”余永清说。
板桥村属于汶川县绵篪镇，余永清的家在汶川县龙溪乡阿尔村，两村相隔30多公里。
龙溪乡是汶川县城位于大山最深处的乡，也是羌族文化最传统、浓郁的地方之一，村里的孩子在上学前都只说羌语。
大地震后，地质专家勘测发现，龙溪乡面临着严重的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的威胁，随时会遭灭顶之灾。6月17日到19日，全乡5000多人紧急避险转移到板桥村。
汶川是羌族人聚居县，板桥村和阿尔村一样都是羌人，可板桥村人早就不会说羌话了。
余俊兰原来也是阿尔村人。9岁时，她随改嫁的母亲到了汶川县威州镇的双河村。
双河村的羌人也早已习惯只说汉话。
“人家都说汉语，你说羌话，他们会笑话你的。”余俊兰一度非常不习惯，经常会跑回阿尔村。
和说着汉语的板桥村人不同，余永清不想让那一串串的羌话出口而逝，他一直努力记录这些羌话，记录羌人的文化——羌族的文字早已失传，会说羌话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为了做这些事情，曾经走出大山的余永清，又回到了山里。
一个传统羌人的成长
36年前，余永清出生在阿尔村的巴夺寨（寨相当于村民组——编者注）。那时候，从县城到龙溪乡，从龙溪乡到阿尔村，都还没通公路，只有可步行的山路。
阿尔村就这样被封闭在大山中，几千年来的羌族文化在小山村里，原汁原味地保存着。
传统的羌人生活是余永清对童年最深刻的记忆。
和上千年来阿尔村的孩子一样，余永清出生后，就随着阿爸、阿妈说羌话。上小学后，余永清和小伙伴开始学习汉语。
“一年级真的很难过。”羌话与汉语不同，不但字词发音几乎不同，语法也迥异。“羌话一般多宾语前置，和英语有些像。”余永清说。
全村老少都穿着羌族传统的长衫。羌人喜爱花草，长衫要绣出花边，自制的布鞋上也要绣花，称为花鞋。
而最让余永清兴奋的还是羌历年。羌历年在每年农历十月初一左右，传统阿尔村各寨子的羌历年时间会相隔一两天，每次都是最古老的寨子先过，此后其他寨子才依次开始。（后来被统一为农历十月初一）
羌历年的主持人为各寨子的释比，释比是羌族人中宗教和世俗生活的权威，释比的代代师徒相传，成为羌族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
每年农历九月二十九，释比就要制作四面分别代表牛王神、天神、山神和房神的大旗，插在山庙内，周围还插满平安小旗。当晚杀鸡杀羊，煮上一大锅羊肉汤，除了结过婚的女子，寨子里所有人都会聚集在山庙旁，听头戴羊皮帽的释比敲起羊皮鼓念经，分喝羊肉汤，每家都分上一碗羊肉。
十月初一凌晨，释比代表村民向神灵还愿，并许愿期盼神灵保佑风调雨顺、全村平安；白天村里人聚集在一起，喝着青稞酒。直到十月初二，人群才散去。
就这样，一个又一个羌历年过去，吃土豆和玉米，说羌话，采草药，余永清慢慢长大，他经历了最纯正的一个羌族少年的成长。
“80年代以后的孩子，就和我们不一样了。”余永清说。
走出和回来
在村小学上完三年级，余永清转到龙溪乡里的小学。这时候，龙溪乡到汶川县城的公路已经打通，筑路工人们开始修筑乡里到阿尔村的公路。
几个月后，新路开通了。阿尔村与外面世界彻底打通了。
余永清也开始一步步走向外面的世界。
小学毕业后，余永清来到县城上中学。上学前，家人给他做了一件类似中山装的汉人衣服。那是他第一次穿汉服。汶川县城虽然也多为羌人，但那里的羌人早已不说羌话，平时也多穿汉服。
余永清有机会到成都去时，并不愿意穿长衫。城里人看到穿羌服的人总会盯着看。一些骗子还专门盯大山里来的人行骗。余永清在山里走路习惯，在城里也走得飞快，脚踢得很高，这些举止几乎成了山里人的标记。
在城市里，他必须穿着汉服，放慢步伐，压低脚掌，这样才能不被人察觉自己特别的身份。
初中毕业后，他考上了位于石家庄的正定美术学校。阿尔村的孩子，绝大部分初中毕业后回家务农，能考上中专，走出大山的人极少。余永清被当成有出息的人。
在那座北方的城市，余永清认识了更多的汉人朋友。
偶尔一次，在一本杂志上他看到了一篇介绍羌族文化的文章。这篇文章说，羌族文化正在慢慢消失。这让余永清受到了震动。其实，在他还没有离开大山前的最后几年，巴夺寨的羌历年已经没有了往日的还愿仪式。随着老释比的故去，能够主持下全套还愿会的释比已经越来越少。
余永清第一次发现自己经历的一切是如此有价值，而又危机重重。
中专毕业后，余永清回到了四川。回家看到的情况更让他吃惊，村里三分之二的人平时已不穿羌服了，主食也早已从土豆、玉米，改为从外面买来的大米。
余永清最初在都江堰一家装饰公司打工，干了不到一年，他辞职回家务农。他有四亩地，足以养家，更重要的是，他可以方便地记录羌族文化。
1993年，汶川民族师范专科学校开设培训班，教授新羌语文字，这是一种用注音的方式记录羌话的语言。余永清自费参加了这个培训，这也为他以后记录羌语做好了准备。
1996年，余永清结婚，1998年第一个孩子出生，家里条件也好了很多。这一年，村庄发生了更多的变化，村民开始大规模地种植经济价值更高的蔬菜，卖到成都。因为卖菜，村里人到成都的机会越来越多。小村庄受到外面世界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这一年，余永清购买了一辆二手摩托，一个小录音机和5盘录音带，带着一个小本子，开始了搜集羌族文化资料的自发工作。
记录释比文化
余永清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记录南部羌语。羌语分为南部羌语和北部羌语，北部羌语多为茂县、黑水一带的羌人语言，也是官方后来主要推广的羌话。而汶川一代的南部羌语，流失的可能性最大。
余永清所在的龙溪乡就说着南部羌语。他将羌语词汇分为食物、日常用语、名词、疑难词四类。首先从他自己知道的开始记，但一些词语，很多羌人也都不会了。
“老虎怎么说，我也不知道。”余永清说。
老虎？一个羌族孩子在这个问题面前迟疑片刻，说：“猫样。”
“他的意思是说老虎是猫的样子。”余永清解释说。
在询问了老释比杨贵生后，余永清记下了南部羌语对老虎的发音：比达。
随着搜集的继续，他把重点放在对释比文化的记录上。
释比文化分为上塘、中塘、下塘。上塘为神，主祭山神；中塘为人，为村民造屋祈福，也可治病；下塘为鬼，可驱鬼、超度亡灵。
释比们是被视为掌握神秘力量的人，在他们的护佑下，羌人才一代代繁衍下来。
释比只能为男子，师徒相授，受到老释比的认可，徒弟即可成为释比，每个村寨可以有多个释比。释比须年满48岁，有子女。释比还要掌握风水知识、药学医理。释比不脱离生产，平时也是一个农夫或牧羊人。
每次，他都会骑着摩托车，带着20多斤酒，到各村寻访知名释比。“没有人拒绝我。”在征求释比同意后，他用录音机记录了30多个释比作法的过程，并同时用文字记录下来。
2002年冬天的一个晚上，他从龙溪乡直台村采访释比吴冈冈回家时，由于下雨路滑，一下将刹车踩死。整个人冲出盘山公路，幸而被一棵树卡住，才没掉下深渊。
随着大量的资料搜集，他的工作已经越来越接近专业的民族学调查，但他并不掌握专业的调查方法。“就好像在一个金山面前，我只能尽量地挖矿石，却很难把金子提炼出来。”
直到2003年，他遇到了来自云南大学的专业民族学调查专家。
“追溯失落的文明”
2003年，云南大学的专家来到阿尔村，以这个村庄为代表，撰写记述56个民族的丛书之一《羌族》。
当年9月，作为翻译的余永清被请到云南，参加《羌族：四川汶川县阿尔村调查》的统稿工作。
在云南大学，他接受了民族社会学专家何斯强的指点，开始掌握民族学调查的方法。
这些方法包括，要和调查者用聊天的方式沟通，而不是提出目的性很明确的问题；要注意细节，对释比的记录，不但要记录作法的过程，还要记录他们生活的状况；要会分析，将释比作法的过程进行比对，寻找不同之处……
此后，余永清与更多学者、专家结识，他不再一个人战斗。
2007年，余永清协助成都作家焦虎三在阿尔村进行调查，帮助他写成了《云端的阿尔村》一书。
他买了数码相机，拍摄各个羌寨的古建筑和释比作法的过程。2006年，他购买了一台二手电脑，开始把自己的笔记输入到电脑内。
大地震前，他的书稿《追溯失落的文明》，已经基本完成。这是本专门记述羌族释比文化的书。
他没有想到，书籍即将诞生的时候，活生生的羌族原生态文化，却遭受最严重的伤害。
搬离龙溪乡后，余永清和村民们一直没有被告知，何时可以搬回去。
一旦离开高山，怎么进行山祭？与高山紧密相连的羌族文化在平原上，如何保持自己的特点？
山上的牧场保持了数百年，羌人们早已习惯在山上放养牛羊，这种特别的畜牧方式和它所带来的生活习惯，怎么延续？
如果必须移民，余永清担心羌语村的村民被分散安置，那靠整个村庄维系的羌族文化传统将很快消亡。
余永清不敢想象，一个不会说羌语的阿尔村将是什么样子。
余永清明白，即使没有发生地震，阿尔村也会慢慢改变，他有足够的时间记录下一切；而地震加速了变化的过程。他跑得过历史慢慢演变，但跑不过地震带来的文化上的沧海桑田。记者： 徐一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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