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岗——忽视了温情
王旭明念念不忘的是自己一次不成功的表现。
2006年3月27日的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王旭明宣布了教育部出台的一个关于“清退40万中小学代课教师”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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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旭明看完电视,头就大了。过了两天,他在网络上发现,有网友在批评这项政策时,也对他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表现进行批评。“这个政策不是我的发明,是国家的政策,但我也知道农村代课老师的处境不好,在对这个政策进行解读时,我的表情过于冷淡和严肃,忽略了一种温情的东西。”这个事情过了很久,王旭明仍在内心里反复设想,如果重回这次发布会,他会首先对那些中小学代课老师表示尊敬和感谢。
成长——奥运考验发言人
身为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的史安斌,在近四年的时间里,除了完成日常的教学工作,他还得给国新办在各省主办的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上课。来参加学习的都是各部门的主管领导或者常务副职。更重要的是,基本上培训班办到哪个省,哪个省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就建立起来了。
最令国内外媒体关注的是,2006年里,中纪委、中组部、统战部、对外联络部和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文献研究室、党史研究室这些神秘的部门都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此外,全国人大、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全国妇联也建立了新闻发布制度,设立了新闻发言人。
在国新办的推动下,教育部、公安部、卫生部率先进行新闻发言人定点定时自主发布新闻。教育部的王旭明、公安部的武和平、卫生部的毛群安分别举行了多场发布会,受到了国内外媒体和社会的好评。
让史安斌疑惑的是王旭明的遭遇。“王旭明比较接近真正意义上的发言人,他做过媒体,长期在教育口工作,熟悉情况,领导也支持,他可以回答关于教育所有的问题,很少念文件——把它们转换成了媒体语言表达出来。但在所有的发言人当中,王旭明碰到的批评和非议却最猛烈。”
史安斌说:“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强调官员要低调,沉默是金。新闻发言人制度与之不符。这个制度是在非典之后,被迫出台的。连我们刚颁布的信息公开条例,也是为应付奥运会匆忙出台的,这个条例没有对官员信息公开的激励机制。”
史安斌所说的“信息公开条例”,是2006年4月5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该条例将于2008年5月1日实行。
国新办副主任王国庆担忧的是:“新闻发言人成为一种‘形象工程’,有的部门和地方的发言人名单一公布,并无后续,发言人不发言;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设成为了某些政府官员拒绝媒体采访的盾牌,而新闻发言人再度垄断信息,躲避记者,或者总是无可奉告,使新闻媒体原本很困难的采访变得更加困难。”
旁读
王勇平:记者不是我的敌人
(从事过新闻工作,2003年,调任铁道部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铁道部新闻发言人。)
在中央电视台新闻会客厅接受采访时,白岩松曾问我:“你觉得新闻发言人和记者是什么关系?”我参加培训时,老师说:记者不是你的朋友,是你的敌人。赵启正主任告诉过我们,记者不是你的敌人,也不是你的朋友。我当时的回答是,记者不是我的敌人,是我的朋友,而且是很有挑战性的朋友。
无论发言人还是记者,都想让社会了解事实真相,这就决定了我们的出发点是一致的。遗憾的是,在我们的工作中,有相当一部分的精力用在了辟谣上。我们有两个同志专门看网络和报纸,随时就社会关注的问题进行解答回复。
王旭明: 这是个高风险行业
(曾在《中国教育报》工作。2003年4月就任教育部办公厅副主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
从实践情况看来,新闻发言人在目前是个高风险行业。这几年我冒着挨骂、被曲解的危险,为提升大众的教育理念做了很多探索。
当然,我也可以把它做得没有任何风险。那就是按照新闻发布内容一字不差照本宣科念出来。或者干脆和以前一样,当一个新闻发布会的主持人,根据不同的发布内容邀请负责同志介绍、回答问题。这样的局面对媒体对公众也没有好处。
有时候,我对现在的媒体环境很无奈。现在的媒体竞争激烈,为了市场竞争、吸引眼球,有少数媒体在做新闻的时候会远离新闻事实,哗众取宠,标题夸张,甚至是删改、编造新闻。我曾经参加国务院新闻办在美国的培训学习,和美国新闻发言人也有过探讨和交流。和国外的新闻发言人制度相比,我们需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还处在雏形阶段。
链接
应设发言人制度
新闻发言人培训班课程设计者之一、清华大学教授李希光在课堂上公开建议:党和国家领导人应设立发言人制度。
国家主席办公室发言人的任务,可以参照美国白宫发言人的工作设计。1.出席国家主席召集的会议;2.出席政治局会议;3.实时跟踪全球新闻动态;4.向国家主席通报重要新闻;5.建议国家主席作出何种反应;6.安排国家主席公开活动日程;7.起草国家主席公开发言和演讲稿;8.策划和举行国家主席的新闻发布会;9.接受媒体的采访和专访;10.策划安排国家主席接受采访;11.在主席接受采访前彩排;12.评估媒体的报道和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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