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图)

一、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辨证统一

　　司法功能主要是对过去发生的事情进行复原，并对纷争的焦点做出裁判，故其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依赖性很强，而根据证据推论出的法律事实接近客观事实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尤其在当事人诉讼能力还不够强，律师队伍还不十分壮大的情况下，法庭调查求得案件事实真伪的难度更加加大。基于这样一些因素的考量，我们法律人把一个案件能够实现的效果称为法律效果，有时候为了凸显我们的困难，也常常把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区别。

　　但评价法律效果的主体不仅仅是法官、律师，它常常是我们的当事人、社会各个利益主体，以及我们的党和人民。这意味着司法的功能单纯满足法律效果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该通过法律效果实现社会效果，或者说，对社会大众、当事人、非法律人而言，法律效果的好坏，他们不可能从法律专业上去评价，因为他们不是法律专业人员。他们的评价只能是法律是否取得了公正的社会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是法律的最高境界，也是党和人民赋予法院权力的前提和基础。一句话，全社会都认为我们实现了公正，才叫真正的公正，这就是社会效果。

　　越过司法层面，考察法律关系和其它社会关系，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紧密性更为明显。法并不是万能的，调整社会关系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除法律规范外，还有市场机制、行业自律、习惯规则、道德规范以及先进的管理、技术手段，等等。另外，只有公民把法律作为一种信仰、习惯，至少大多数人发自内心奉行它，维护它，才算真正实现法治。因此，我想说的是，法律走的是务实之路，也是艰难之路，法律必须注重与其他调整手段的不同功能，防止强制力的法律手段的泛化，保证法律手段的纯洁。如果说，法律在立法层面充满思考，那么法律更应该在具体的司法层面充满统筹，实现与其它手段相配合的和谐，即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和谐。

　　二、“沟通”架起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之间的桥梁

　　“沟通”的概念就是走近当事人的心灵，用心与心的方式取得当事人的信赖，进而解决当事人的纷争。我曾经面临几起棘手的案件，沟通让我感到成效。

　　有一起案件，当事人非常气愤地向我反映庭里的一位法官对他的案件处理有问题，我说，您消消气儿，待我将这起案件调查清楚后下周一给您答复。

　　周一早晨一上班，我第一件事儿就是给这位当事人打电话，不久，他来到了我的办公室，说案件听我的，我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我诧异地问：“为什么？”他说：“我从来没想到您会主动给我打电话，我以为您在搪塞我。所以，一打电话，我很感动，您说，这个案件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这件事我思考了很久，觉得心中有当事人，必然换来当事人心中有你的回报，这样的一种感觉影响了我多年的法官之路。

　　诉讼期间，我们还会遇到这样一些最棘手的案件。原告希望公开审理公开裁决，被告希望维系社会稳定，用尽可能消化矛盾的方式妥善解决。这些案件因为涉及到大局和国家稳定问题，往往政府比较关注。

　　我想说，我们在处理一些讲政治、讲大局的案件中，我们要对政府负责，也要对当事人负责，我们与当事人的沟通能力决定当事人是否会因个案问题被社会边缘化的问题，也决定当事人对法院和政府的支持与否的问题，这些案件处理不好会助长当事人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处理好了，则会增加当事人对社会的信心。

　　多年来，我一直觉得我们的当事人是社会的一粒种子，我们需要经营他们，让他们在社会的传播当中发出更好的芽，结出更健康的果实。多数情况下，当事人是可爱的，即使他们有时违法甚至犯罪，但依旧是中国人，爱心是感化、挽救他们的最重要的钥匙。

　　三、公正是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最终实现统一的通道

　　我们之所以喜欢法律，是因为法律代表了公正。很多时候，由于心中有一份公正，才使自己将最棘手的问题得以化解，并从而取得了更好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我举两个例子，一个在于说明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并不意味着不要法律；另一个要说明，法律的本质是公正，只要我们尝试，公正能够实现最好的法律效果，也能实现真正的社会效果。

　　前不久，我审理了一起技术合同的案件，原告因技术未达到预期效果要求与被告解除合同。开庭时，被告拿着公章到了法庭，因为要办理法定代表人和委托人的相关手续。被告同时带来一位旁听人员，开庭时，我发现一到被告发言时，他总想插话，而被告又特别希望听他的。这时，按照法律效果的模式，我想，我们一般会说：旁听人员应遵循法庭纪律，开庭时不能发言。但我还是选择了社会效果的方式。

　　我说，被告只有一位代理人，但实际上可以委托两位代理人，如果在坐的旁听人员想为被告陈述，被告可以委托其作为代理人，但前提是原告同意。我又和原告商量：这个案件法庭希望把事实更好地查清，以便更好地给你们做工作，或者与你们沟通意见，对被告增加代理人能否同意？原告在庭前没能和被告做成调解工作的原因是案件事实争论很大，需要法庭帮助，所以，看这种情况就同意了。

　　这个案件调查的程度表明，原告认为被告的技术有问题，被告认为原告还没弄清楚该技术的使用，技术培训时原告没学会。在这种情况下，在调解中起决定性意见的是那位旁听人员，原告同意他应诉的诚意以及诉讼期间他对原告的分析使他有了开阔的胸襟，力促双方拿出最大的诚意解决纠纷。结果，在原告少有损失的情况下案件得以调解解决。

　　我最大的体会是，应当在依法的情况下寻找法律矛盾的突破口。社会效果的取舍是为了更适合中国的国情，并尽可能用疏导的方式引领社会的法律进步。

　　我接下来举的例子想说明：我们不要偏离公正的轨道，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之所以能够统一是因为都追求社会公正。公正的坚持恰恰是法官的品格，是每个案件取得最好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助推器。

　　我曾经审理这样一起案件，这个案件的原告是被告公司的部门经理，而被告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民办企业，双方因技术投标过程中的巨额奖金发生争议而诉讼到法院。原告要求被告给付，但证据有瑕疵，被告不给付而提出管辖异议，笔迹、公章鉴定等程序障碍。更为糟糕的是在管辖异议期间，原告因癌症夺去了生命。整个审理过程，原告家属泣不成声，被告慷慨陈词决不让步。

　　这个案件我决定还是单独和被告法定代表人谈一次，我说：“我很理解你们，但案件已经诉讼了，我的判决只能根据法庭上的陈述，而你们在法庭上，先是提管辖异议，后是要求公章鉴定。现在的问题是，如果鉴定结果不是假的，你们必须承担责任。如果不积极应诉实体方面的调查，就要承担举证不能的风险。而我，一要考虑法律，二要考虑二审，如果判决，我没有办法向你们倾斜。你们不太同意调解，但我还是建议你们调解解决，因为我觉得问题的症结不在于输赢，而在于公司从中吸取教训。”

　　我的话表述了两个方面的意见：不要对我有不廉洁的动机，但我想帮助你们。

　　在我的游说下，被告本来希望我能做出对他们有利的判决，但最后告诉我：派一位被告信得过又与原告关系不错的老总与原告沟通，最后，问题得以顺利解决。

　　公正给了我们很大的压力，也使我们充分感受到这样一个真谛：随着公信力的提高，公正的成本越来越少，审判工作的开展也越来越顺利，而法官作为一个整体所感受的公正价值也越来越突显。

　　四、带着思考办案，会使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得到理论升华

　　在转型时期，中国高举的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其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的经济有自己的模式，中国的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的法律制度。在具体的案件中，我们需要深刻理解和思考，可以说，理解越深刻我们的案件会解决得越有成效。

　　有一句话是：思想有多远行动有多远，正是在办案中的思考过程使我和我的同事们不断追随法官公正的理念，我们力求把庭审、案件、当事人、法条、司法解释……一切涉及法律的问题都最终用公正的标尺去思考，带着当事人一同去追随公正的目标，分享公正的过程。

　　具体说来，在审判方式多年的改革中，法官既是践行者又是总结者，十多年来，眼前滚过的一切审判组织模式和法律术语让我最终认识到，法官中立、举证时限、审判长制度、独立审判这些要求都是手段，只有最终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统一的实践理论才是最终经受住公正检验的中国法律模式。

　　所以，我们一方面要考虑法律和理论是怎样要求的，我们应该怎样做，另一方面又要不断尝试如何做效果更好，不断总结当事人在诉讼中接受的效果。

　　对社会效果思考越深入，法律效果的研究也会越深入；对法律效果越挚爱，社会所期待的社会效果也就越接近于我们所追求的法律效果。成长中的中国法官正在党的领导下，在人民利益的感召下，秉承法律的使命，全面推进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