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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6日，绵阳，卫生部心理危机干预专家组组长赵国秋在给受灾儿童做心理干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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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5日，青川，专家在给灾民做心理健康评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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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5日，青川，浙江心理危机干预回访专家组副组长梁胜林在给PTSD患者做治疗 |
第一线调查
震后3个月到数年是心理卫生问题高发期，在经历早期的迷惘期和随后由于求援人员众多形成的“人道期”后，灾害发生数月，媒体关注度减弱，救援者及救援物资减少，灾民开始进入“低潮期”，会感到孤独、无奈、幻灭，甚至出现自杀现象，自杀的北川县委农办主任董玉飞生前很多症状就是典型的“创伤后应激障碍”。
早报特派记者徐益平发自四川青川、平武
听到董玉飞自杀的消息后，心理危机干预专家、杭州建德市第三人民医院院长王坚平发出一声长叹。
10月3日，四川北川县委农办主任董玉飞在家中用绳索结束了自己40岁的生命，成为震后北川首位轻生的政府官员。根据县委宣传部10日公布的说明，董玉飞之所以自杀，除在地震中因爱子遇难而遭受沉重打击、工作压力大外，还因为生前曾患有严重的心理疾病。
“如果早一点注意到这些问题，并进行心理辅导、干预，也许这一幕悲剧可以避免。”王坚平对早报记者说。
从10月4日起，浙江心理危机干预回访专家组辗转于广元市的青川县和绵阳市的平武县，对四川地震重灾区进行了为期1周的回访，王坚平任副组长。汶川5·12地震发生后，这支队伍曾受卫生部的委派、以“卫生部心理危机干预专家组”名义第一时间赶赴灾区，此次回访是大地震5个月后，国内心理学界首次对灾区进行大规模回访，早报记者全程进行跟踪采访。
通过调查发现潜在自杀群体并进行心理干预，曾被专家组列为此次回访的重点工作之一。董玉飞之死让他们意识到，由心理疾病引起的自杀风险已逼近灾区。
“有组织、有计划地为受灾人群提供心理援助和干预，以及灾后心理重建已迫在眉睫。”专家组组长、浙江省心理卫生协会副理事长、杭州第七人民医院副院长王义强说。
“灾民的痛苦由显性变成隐性”
与地震前比，灾民的家庭矛盾明显上升；存在对任何事情欠缺信任的情绪
夜幕降临，刘秀碧又一次从活动板房里搬出烧烤家什。
离她居住的青川县关庄寺坝居民集中安置区不远处，关庄镇初级中学已开始国庆长假后的第一个晚自习。等下课铃一响，学生们就会把她的烧烤摊围得严严实实。
“只有跟小孩子打交道，我才能忘了这一切。”刘秀碧对早报记者笑了笑，解释着卖烧烤的原因。
刘秀碧所说的“这一切”，是指遇难的女儿。大地震不仅吞没了她在青川石坝镇中心村的家，也让她永远失去了引以为豪的15岁的大女儿刘逍林。
“如果没死，她现在已经念初三了———学习很好，几乎年年都是全班第一，也很懂事。”刘秀碧说，所以，一想起在关庄初级中学念初一的小女儿不听话、成绩跟不上，“我就心烦”。
从表面看，除了面容有些憔悴，刘与普通母亲没什么区别：为生活操劳、为子女的学业担忧。
“但事实上，她并没有摆脱心灵深处的痛苦，记忆总是在不经意间被唤醒，比如反复浮现地震时的悲惨场面，汽车开过时总觉得是地震了。”在与刘秀碧长时间聊天后，浙江心理危机干预回访专家组成员、绍兴第七人民医院医师梁胜林说。
失眠、抑郁、焦虑、恐惧、经常深陷痛苦，已是游荡在灾区的一个个幽灵，悄悄影响和改变着灾民的生活。
青川竹园镇黄沙坝安置点猛虎社区的板房群里居住着700多位灾民，主要来自红光、马公、房石等6个重灾乡镇。据社区群众工作站站长侯发明介绍，社区分4个组，1、2、3组住户的家属死亡率在50%左右，第4组只有1户家中有亲属死亡。
专家组调查发现，家属死亡率高的前3组，几乎无人外出打工。而第4组，据组长陈朝彦介绍，青壮年基本已出去打工。
“能回老家重建的基本回去了，留下的都是无土地、无收入、无生产资料的灾民，他们担心一旦外出打工会享受不到政策，以后分不到土地、房屋，居无定所，没有稳定感。”侯发明说。猛虎社区二组组长程步强说，大家想得最多的是以后两年的日子不好过，很多居民反映，“地震后，很怕大灾难发生———即便外出打工，说不定也会遇上台风、海啸。”
地震的打击越沉重，外出打工的人数越少———这一现象，同样反映于专家组走访过的关庄寺坝居民集中安置区、竹园镇黄沙坝安置点渔水社区。“这符合心理卫生规律，亲属伤亡与否以及是否存在重度财产损失，与灾民过度焦虑情绪显著相关。”专家组成员、杭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所所长曹日芳说。
专家组还发现：与地震前比，灾民的家庭矛盾明显上升；存在对任何事情欠缺信任的情绪；一些灾民对前途感到渺茫、绝望。
“灾民的痛苦在地震初始是显性的，现在已变成隐性的了。”专家组组长、杭州第七人民医院副院长王义强说，“悲伤埋在心底，却又反映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董玉飞生前症状是典型PTSD
“毫不夸张地说，‘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对人的危害程度不亚于癌症、艾滋病”
浙江心理危机干预回访专家组是在对灾民进行“地震后心理健康评估”问卷调查时，发现灾民的种种心理问题的。这份50个问题的问卷由三部分组成：个人基本情况、地震当时或震后情况、心理影响评估。
专家组首次进入地震灾区进行心理危机干预的调查结果显示，震后，平武县急性应激障碍的发生率达12.59%。灾区群众中超过1/2的人存在睡眠困难、焦虑症状和过度警惕症状；近1/3存在闯入症状，表现为做噩梦；1/4左右的人表现有回避症状。
“急性应激障碍是一种暂时性精神创伤，几天至几周内可减轻或消失，康复可能性大，我们更担心的是部分急性应激障碍患者会转变为PTSD。”王义强说。
PTSD是PosttraumaticStressDis－order的英文简称，中文叫作“创伤后应激障碍”，又称“延迟性心因性反应”，是指由异乎寻常的威胁性或灾难心理创伤导致延迟出现和长期持续的精神障碍。
在创伤性事件导致的各种精神障碍疾病中，PTSD是最严重、致残性较高、目前没有很好治疗办法的远期精神障碍。“毫不夸张地说，PTSD对人的危害程度不亚于癌症和艾滋病。”王义强说，PTSD涉及的是多种重大问题和功能不良症，能影响人在生理、心理、意志力、社会、职业、学业、人际交往等诸多领域的正常功能，“一旦心理防线失守，将长期遭受其害。”
这并非危言耸听。研究表明，PTSD会提高受灾人群的自杀风险率。1999年台湾地震后对15岁以上的台湾人调查显示，受灾人群自杀率高出未受灾人群1.46倍。
在专家看来，北川县委农办主任董玉飞的悲剧也许可以作为PTSD危害的佐证。据北川县委宣传部的《关于原县委农办主任董玉飞事件的情况说明》，儿子遇难对董玉飞的打击非常大，“据平时与他经常在一起的同事讲，地震之后，他经常谈及儿子，总觉得对不起儿子，不愿承认儿子遇难这个事实，常常泪流满面，失声痛哭”，“地震后长时间处于痛失爱子、痛失亲人的阴影，不能自拔”，“据董玉飞家属讲，董玉飞生前患抑郁症”。“这些都是PTSD的典型症状。”杭州建德市第三人民医院院长王坚平认为。
在浙江心理危机干预回访专家组调查过程中，也有多位灾民流露出轻生情绪。据青川竹园镇中心卫生院人士介绍，该院曾接治过一位自杀灾民，所幸抢救及时。
由于精神障碍和心理问题本身的发病特点，震后3个月到数年将是心理卫生问题高发期、关键期。“这与灾民心理状态变化的阶段性有关。”王坚平说，在经历早期的迷惘期和随后由于求援人员众多形成的“人道期”后，灾害发生数月，媒体关注度减弱，救援者及救援物资减少，灾民开始进入“低潮期”，感到孤独、无奈、幻灭，甚至出现自杀现象。
基于对PTSD危害的认识，浙江心理危机干预回访专家组将灾区PTSD发生率调查作为此次回访的重点之一。“由于尚需对调查资料进行统计、评估和诊断，目前还不能给出准确数据。”王义强说。
不过，临床经验表明，重大灾难发生后，约有25%的灾区群众会从暂时性应激状态转向PTSD；国内前期对震后PTSD的研究显示，1998年河北张北尚义地区6.2级地震后灾区群众的PTSD发生率为18.8%；1996年唐山地震20周年时，唐山市开滦精神卫生中心曾经做过1项调查，发现约22%的人患有PTSD；国外的研究显示，震后PTSD发病率最高为87%，一般在20%—40%，“可以预见的是，四川地震灾后心理卫生问题形势严峻。”
心理重建之路从“一穷二白”起步
心理重建对灾区来说，将大大充实当地的精神卫生力量，而对整个中国心理学界来说，可能是发展的新契机
平武中学心理辅导老师傅伟林感觉很“孤独”。这位华北煤炭医学院应用心理学专业的应届毕业生对早报记者说：“学校缺乏有经验的心理健康教育老师，我刚毕业，又要面对这么庞大的群体。”平武中学有31个高中班，1300名学生。
傅伟林还算科班出身，早报记者跟随浙江心理危机干预回访专家组调查发现，更多学校和灾民安置点从事心理援助的人员并无心理学背景。
心理专业力量的薄弱与严峻的心理卫生问题形势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薄弱“甚至可以用‘一穷二白’形容”，专家组一位专家表示。
或许正是心理援助资源的匮乏，使容纳成百上千最易遭受创伤人群———孩子的学校不得不想尽办法避免学生再次被揭开伤疤。杭州市疾控中心精神卫生所所长曹日芳说，在前期联系回访点时，就有一家重灾乡镇的学校因此婉拒了专家组。
在平武平通镇中学，校长朱宗金屡屡叮嘱专家组成员：“最好不要跟他们提起伤心的回忆。”“我们都把教室里跟地震有关的东西拿掉了，就是希望营造这样一个氛围”，这位在地震中失去100多位学生的校长神情恳切。
“我很理解学校的举动，只有爱心、热情是不够的。”杭州建德市第三人民医院院长王坚平说，在心理援助持续性无法保证的情况下，“孩子的心理问题暴露后却不能及时处理，风险相当大。”专家组此前调查显示，孩子的急性应激障碍发生率为7%，“成年后，这些经历会严重影响他们的人际交往、学习和工作效率。”
尽管起步和探索会很艰难，但地震灾区必定要迈上心理重建之路。“心理重建绝不是看病、医病那么简单”，杭州第七人民医院副院长王义强说，它要调动社会多方面的资源。
心理重建已被列入我国地震灾后重建的重要工作内容。9月，国务院发布的《国家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第12章表示，“精神家园的恢复重建，要重点做好灾区群众心理疏导”；“实施心理康复工程，采取多种心理干预措施，医治灾区群众心灵创伤，提高自我调节能力，促进身心健康”。
在一周调查的基础上，浙江心理危机干预回访专家组将形成心理重建报告，递交卫生部、浙江省政府。据杭州市疾控中心精神卫生所所长曹日芳介绍，报告将建议组建援助震区的心理重建工作专家组，全面制订工作规划，指导落实各项心理重建工作的开展；同时，组建援助震区的心理重建工作队配合专家组。
不过，外来的心理专家迟早要离开灾区。“灾后心理重建还是主要依靠当地的精神卫生机构，借助当地的专业队伍，”曹日芳说，“否则就是蜻蜓点水。”
在报告中，专家组还将建议，帮助灾区医院尤其是县级医院筹建心理卫生科，并筹建24小时心理危机干预热线。
“心理重建对地震灾区来说，将大大充实当地的精神卫生力量，而对整个中国心理学界来说，可能是发展的新契机。”王义强认为，应以汶川大地震为起点，由国家统一部署，相关法律法规提供保障，整合从业人员的力量，建立心理援助的长效机制。
“如果哪天，人们能真正意识到PTSD的危害，那么科普就成功了。”王义强说。
10月5日晚，青川关庄镇初级中学七年级三班同学在教室后墙忙着出国庆后新一期的“学习园地”。一篇名为《活着就好》的诗歌被当作范文贴上墙壁：“尽管家园成为一堆废墟/只要脚下还踩着一片土地/我们就能让这里铺满绿茵/只要你眸子还燃烧着一丝希冀/我们就能让你的家园更加美丽，撒满你永不孤独的温心/……未来的日子依然充满朝气/你们的生命依然美丽/活着就好/未来的日子要好好珍惜/活着就好/我们始终坚信生命”。
活着就好，相信灾区，相信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