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斌：30年GDP年均增长9.4%是经济史上的奇迹

改革开放30年：年均GDP达9.4%是经济史的奇迹

　　主持人：回顾30年有很多精彩的故事片断去回忆，从您作为理论研究的学者也好，您对这30年有没有更深刻的思考？比如理论方面的思考。

　　夏斌：30年正好是一个整数，而且13亿人口30年年均GDP达9.4%，这是全人类经济史上没有过的奇迹，现在我老说中国国人在研究，海外人士也试图来解密，为什么发展那么好，不是休克疗法而是渐进改革，其内在的理论逻辑是什么？对此我也很感兴趣，尽管我一边在研究短期的政策研究，一边胆子比较大试图从理论上创新创新，到底为什么能够发展那么好，或者解读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白猫黑猫都是好猫，特区、试点”。

　　什么叫理论？理论是感官感觉不到的东西，苹果往上扔掉下来，杯子往上扔也会掉下来，这些都是现象。理论是什么？理论就是万有引力规律，这是规律性的。我们经济中心也一样，双轨制特区那是经济制度现象，为什么采取这个制度？这个制度为什么会推进GDP的增长？为什么这个制度又会演变到那个制度？这是需要进行理论研究的。实际要从大量的经济制度信号当中抽象出理论概念进行分析。我始终认为我们渐进的改革是从原来计划经济逐步走向市场经济，这个过程没有结束。马克思主义的均衡观对指导过去计划经济是很有解释力的，西方经济学或者新古典经济学是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抽象出来的理论，而今天我们的经济制度背景没有到西方那个地步，所以完全用西方理论解释我们的过程解释不通，解释没有力度。我们恰恰是研究过程理论，研究这个过程当中经济制度为什么会变，在变的中间有什么特点，在变的中间与此同时又如何推动了GDP的增长，这是我们要研究的着眼点，也是要探索渐进改革有没有效果理论。

　　我最近写了一篇东西征求有关新制度经济学家和一些经济学家的意见，题目就是“三十年伟大实践的理论--关于建立渐进改革有效理论框架的认识”，我觉得自己还没有这个本事，这个理论框架到底是什么东西，必须进行原创，当然这个理论中间和西方古典经济学是什么关系，和新制度经济学是什么关系。

　　西方古典经济学在我们改革当中某个局部领域、某一项制度、某一个阶段都有解释力，放在一个整体当中就发现又不对，可以举出大量的例子，比如利率理论，包括汇率理论当时解释不了，解释不了经济还是发展很好，和制度经济学的关系，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人类经济制度的变迁和经济制度的变迁，所谓经济变迁就是全球GDP怎么增长。研究到最前端人的心理、人的认知结构，从心理学认知结构、脑的结构角度去研究，为什么有这个想法，引起制度的变化。

　　还有从博弈论角度研究，研究西方经济学研究制度变化，一个是从制度本身，一个是从人的认知本身，研究渐进制度变动中的特点是什么，纠错性、非知性、收殓性，收殓的过程当中还要有假定假设是个什么状况之下。要把这些理论解释清楚，和经验是个什么关系，解释出来有普世价值，从抽象理论到实际理论有各个国家的操作。这套理论和经验的关系是什么都需要进行研究。

　　主持人：您84年从五道口毕业当时个人的心理目标是什么？现在有没有实现这个目标？

　　夏斌：85年我到衍生证券研修，我学的是日语，不瞒大家，当时毕业以后中国还很穷，到了日本什么都感到稀奇，当时正是日本泡沫最火的时候，到了日本最大的投资银行野村证券公司，那时候比欧洲银行大多了，在证券市场做得很火。

　　我在那里学金融学证券，比较早接触证券。不谈我学业上的事，我在日本呆的一年当中观察就感叹，每天看着日本的经济新闻，日本各种各样的报纸我就在说，什么时候中国能够打开报纸一看全是股票行情、黄金价格，中国就了不得了。现在已经不稀奇了，报纸上全是密密麻麻的股票行情，那时候不可想象。我印象很深，当时《金融时报》第一次关于如何报道货币市场同业行情，当时请我来帮助设计，我和我的同学在《金融时报》金融基础知识连载了十期，我始终忘不了报纸的差别。

　　作为我个人来说，从野村之后想办一个像野村一样的金融衍生研究所。野村的金融衍生研究所在东京，带我们到了临川这个城市，看了野村金融衍生研究所底下的一个研究所全是穿白大褂的。从野村回来之后毕业分配时，吴晓灵拉着我去人民银行总行研究所搞研究，那时候年青，热血澎湃的想为国家干事，就想搞宏观政策搞金融改革设计，这么就被吴晓灵忽悠过来，几个同学全到了总行研究所，冷板凳坐了七八年。吴晓灵先走了，我呆了七八年，但是我这七八年一点都不后悔，这是真正搞理论基础的功底。现在一不小心不是搞研究所，研究所所长也当过，中国人民银行研究所副所长，后来不小心到了深交所当所长没想到了，到了之后很兴奋，原来搞研究的，现在好容易在我手上要好好干真的实在的事，把我的理想、把我的想法、把中国的股票市场搞起来搞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