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流转是一剂“强心针”(组图)

　　连日来，刚刚结束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正成为街头巷议的焦点。而最为关注这一焦点话题的，无疑是中国成千上万名“村官”。因为此次全会的主要议题是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问题。专家们普遍表示，这也标志着今后几年中国的改革重点将由城市转向农村。站在新的起点上审视中国农村改革，将是中国下一步发展的关键点。

　　作为中国农村改革中最负盛名的三个“明星村”——南岭村、华西村、大邱庄，它们的发展轨迹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30年来中国农村改革曾面临的困局和发展方向，而“明星村”的改革也更具标本和参照价值。昨天，三个明星村的掌舵人分别接受记者专访，就十七届三中全会中农村土地流转、农村金融制度改革、城乡一体化等热点话题进行解读。

　　文、图/本报记者肖欢欢、杜安娜（署名除外）

　　南岭村

　　张育彪：城乡一体化还需要加快

　　村支书张育彪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农民”、“全国农村青年创业致富带头人标兵”、“深圳市十大杰出青年”，2002年11月当选为广东省十届人大代表，这些都是年仅34岁的南岭村村支书张育彪获得的殊荣。如果说在广东，有哪个农村“富得流油”，并且在全省的名头最响，那非深圳南岭村莫属。

　　南岭村纪事

　　在深圳市的地图上，南岭村并不起眼，位于深圳市中部，面积4.12平方公里，原村民800人，但它的经济总收入却让人咋舌：早在2006年，村集体经济总收入2.3亿元，纯粹收入1.3亿元，人均纯收入15万。这里曾是中国最落后的农村，当地人讥笑为“鸭屎围”（猪圈）。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开始走向深化阶段，深圳特区建设一日千里。有一天，贫穷的南岭村突然有了30万，这是国家的征地补偿费。在当时，30万在农村是个相当大的数目。老书记张伟基劝说村民们把这笔钱留下来作为集体资产来办工厂。从最开始与内地一家电子厂联合办厂，到合资、独资厂接二连三问世。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南岭一口气办了37家合资、独资及内联企业。1998年南岭村集体固定资产从原来的7.5万到现在的十几亿。南岭村完成了彻底的大翻身。

　　张育彪深深明白，正是凭借着得天独厚的政策优势和地理优势，才有当初的大发展。

　　他说：“南岭村身处改革开放前沿，发展比较快，在全国农村来说，是最早一批迈入城市化轨道的。在广东省内来说，我们也是提前奔了小康。广东以前有个目标说，2010年全省迈入小康，我们提前实现了这个目标，现在是朝着中康大步迈进了。”

　　南岭村从1982年开始搞工业化，从那时开始，所有的土地都收归集体。“民间有个说法，无工不富，无农不稳，无商不活。南岭村正是利用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和地理优势，因地制宜，把工业发展好了。”张育彪清楚时势造英雄的道理。

　　村民凭土地成股东

　　“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我们受益匪浅浅。”张育彪坦言，2004年，他们由一个地道的农村变成了深圳市的一个环境优美的社区。

　　然而，他也感觉有些尴尬：南岭村现在已是深圳关外的一个社区，性质上来说，不属于农村，但目前状况是，说农村不是农村，说城市也不能完全算城市。在农民收入、生活水平、市政配套设施上来说，和深圳关内居民还有很大的差别。他感慨到：农村城市化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张育彪表示，南岭村现在总共还有20亩农田，但这些不用作粮食生产，只是作为学生的教育基地。可以说，传统农业在南岭村已经日渐式微。南岭村的土地很早以前就已经转化为资产，然后按股份划给村民，村民也是股东，这是南岭村对中国农村发展模式的一大创新。

　　“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要着力增加农民收入。现在看来，我们已经走在国家的政策前面了，这也说明我们过去走的这个路子是对的。”张育彪也有自己担忧的地方。“以前说深圳原住民可以靠出租赚钱，租给那些在深圳工厂的工人。但现在很多工厂都已经搬走了，厂房也租不出去。在这些地方要实现真正的城市化，困难很大。”

　　农村政策需要“打补丁”

　　张育彪完整地记下了十七届三中全会报告上关于“城乡一体化”的一段话：要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根据这一指导方针，应该加快发展农村公共事业，这是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目标，希望将来深圳关内外，城市和农村能达到一个相对平等的水平。

　　说起来，南岭村城市化已经三年了。但这里与特区内市民享受的待遇还有很大的差别，没有实现真正的同等。说到底，我们还是"村民"。从今年开始，深圳市民在市内可自由迁移，就有龙岗区的迁到罗湖区的。”

　　“目前，南岭村已经没有可供开发利用的土地了，之前未开发的土地已经转给了政府，南岭的社保、市政工程等政府都已经接手。集体经济发展的空间小了，发展存在困难。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然而，让张育彪感到有些烦恼的是：“现在全球经济倒退，工业发展受阻，以前外企在这里剩下的一些厂房不能得到有效利用。现在有很多问题暴露出来，比如说，有许多旧厂房的房产证办不下来，即便租出去价格也大打折扣，本来30元一平方米的可能会缩水到20元一平方米，吃亏的最后还是村民。这些旧厂房的利用，也成了深圳的一个"旧改"问题，目前将这些厂房改为商用，或者作为房地产开发，有许多障碍。如果十七届三中全会后在"旧改"政策上放宽限制就好了，这也就相当于在原来的农村政策上打上了补丁。尤其是对基层农村来说，这样的补丁更重要，因为基层农村要突破当前的限制面临的是一个个具体的小问题。”

　　华西村

　　吴仁宝：81岁第一次列席中央全会

　　老书记吴仁宝

　　吴仁宝至今仍然是中国炙手可热的“村支书”，他曾任江阴县委书记、华西村党委书记等职，在他的带领下，华西村一跃成为闻名中国的“天下第一村”，1999年成为了一家上市公司，堪称中国农村发展的奇迹。吴仁宝思维敏捷，谈笑风生，妙语连珠，有“农民政治家”、“农民企业家”、“农民思想家”之称。他还应邀列席了此次十七届三中全会。

　　华西村纪事

　　号称“中国第一村”的华西村至今仍是中国农村发展最成功的样本之一，华西村在中国的名气之大勿庸置疑。30年间，伴随着“究竟华西还能富多久”的质疑，华西村一直挺了过来。作为出席此次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列席代表，吴仁宝昨天第一时间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畅谈了他对中央即将出台的农村政策的解读和期待。吴仁宝告诉记者，思路指明出路，思路决定财路。“很多人问我，华西村和全国其他农村没什么两样，为什么你们能先富并且一富就是30年？我认为秘诀在于，华西村始终把中央的农村政策结合华西实际，以最快的速度贯彻到最基层。不管政治风云如何变幻、国家方针政策怎样调整，都能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华西村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这次，吴仁宝作为十七届三中全会农村领域代表列席了全会，亲眼目睹了全会讨论农村问题的热烈现场。他形容自己的感受是：很振奋，觉得大有奔头。

　　“我今年81岁了，出席过不同层次的会议，但列席中央全会还是头一回。这体现了中央领导人对一线同志的尊重和重视，是党内民主的表现。我的感受是，中央对农村问题的严峻程度和破解办法都进行了充分准备，我相信当前我们农村工作中的一些难题都能解决。”

　　吴仁宝表示，此次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20年农村改革发展基本目标任务：农村经济体制更加健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基本建立。并制定了到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等基本目标。而对于这一目标，华西村要提前翻一番。

　　“有目标是个好事，争超这个目标，确实能催人奋进。现在不光我们华西的农民有钱了，我去过不少地方，那里的农民精神面貌变化也很大，已经不再是我们传统印象中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了。国家也提出了新的农村发展目标。华西村也有了自己的目标。我们正在建设一幢空中新农村大楼（名列世界第15位、74层、328米高），一个龙东湖小区，一个商贸城小区，一条商业步行街，一座牌坊文化园，一条空中索道。这就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雏形。”对于华西村今后的前景，吴仁宝的发展大计了然于胸。

　　而华西村向记者出示的一组数据显示，30年前的改革开放之初，华西的销售是108.93万元、交税是28.18万元、可用资金是55.3万元。而今年这个“小村”的目标是销售收入超500亿元、交税超11亿元、可用资金超35亿元。

　　土地政策调整或成改革突破口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到安徽进行专题调研时公开表示，将赋予农民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行的土地政策将在十七届三中全会后有调整，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也成为十七届三中全会的热点话题。

　　专家透露，新一轮农村改革会进一步完善土地征用制度，进一步延长土地经营权的年限，将农村土地的承包期从现在的30年延长到70年等。这一条规定正是今后中国农村改革的突破口。

　　吴仁宝表示，国家允许土地流转的政策，将会进一步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生产关系更加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同时，也必将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断迈上新的台阶。对于中国广大农村来说，土地流转政策调整是一剂“强心针”。

　　吴仁宝介绍说，中国农业、农村改革30年，之前的农业发展模式亟需有新突破，此次土地流转政策调整可能就是改革的突破口。以华西村为例，1979年，全国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华西村人多地少，工业发达，集体家底厚，分田到户不适合华西的实际。为此，华西村提出了一个调整产业结构的方案：全村500多亩粮田由30名种田能手集体承包，绝大多数劳动力转移到工业上去，因为在农村种田根本不需要那么多人。但这一做法在当时其实是非常冒险的，因为中央的农村政策对农村土地承包有严格限制，统得也很死。但最终华西村的土地承包措施得到了村民的支持，为华西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华西村当初之所以没有“分田到户”，主要原因是听中央的。中央讲“宜统则统、宜分则分”。华西村既统了，也分了，可以说兼顾了“两句话”：集体重工抓粮，个体修补种养。

　　解决贷款难是农村城市化的福音

　　此次三中全会体现出来的对农村的支持是全面而具体的，其中，“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对中国很多面临贷款难的农村来说不啻于一场“及时雨”。

　　就连最富裕的华西村也坦承，中央提出的现代农村金融制度是农村城市化的福音，尤其是对华西村这样已经高度工业化的农村，便捷的贷款程序将极大增强农村的“造血”功能。

　　该村党委副书记赵志荣也表示，对于华西村这样的工业在村经济中占绝对大头的新型农村来讲，国家的农村金融政策走向对村子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国有很多农村贷款难，看着能赚钱的事情干不了，只能干着急。我们的支柱产业是钢铁产业，动辄需要贷款几千万，没有"造血"功能是不行的，虽然我们现在说不上贷款难，但贷款手续还是相当繁琐，也是我们头疼的问题。如果农村小额贷款能够推行，我们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就能进一步推进。”

　　此外，吴仁宝表示，目前华西村的农业产值只有几千万元，在全村GDP中的比重只有5％。而该村今后更多的是发展旅游观光型农业，而不是传统的种植业。该村目前已经有的十多平方公里土地也都将用来发展观光农业。目前改村占地2万多平方米的生态农业园已经成为江苏省学生进行社会实践的教学基地，每年都吸引数万名观光客。

　　大邱庄

　　姚金明：集约化利用土地是大势所趋

　　党委书记姚金明

　　在姚金明的带领下，大邱庄进行了相关体制改革，大邱庄的产值由1998年的不到80亿元、财政收入1亿多元骤增到2007年的318亿元、财政收入3亿元。今年大邱庄的产值有望突破400亿元。如今，“天下第一庄”仍保持着高增速。

　　大邱庄纪事

　　大邱庄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缩影，它从起步发展至今，每一步都是在中央政策的指引和支持下走过来的。大邱庄之所以在今天仍备受关注，是因为它曾经走过了一段坎坷的改革之路，折射出30年来中国农村改革面临的困局和改革历程。大邱庄能够从最初的开时代之风气，到至今仍然屹立于中国的“亿元村俱乐部”，直接受惠于30年来国家在支持农村发展上的政策，主要体现在乡镇企业发展上。

　　大邱庄镇党委书记姚金明回忆说，改革开放初期，国家提出农村可以发展工业，以工业带动地区经济发展，大邱庄率先行动起来，破除了农民只能种地的思想束缚，开始了乡镇企业的探索之路，中国最早的一批乡镇企业就出现在大邱庄。因此，大邱庄可以说是中国农村城市化的先驱。随后，国家对农村的政策进一步放宽松，允许农村因地制宜发展非农产业。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指引下，大邱庄人又率先打破了单一集体经济体制的束缚，开始向民营企业发展。企业体制的成功转变，大力推动了大邱庄工业企业的迅猛发展，企业规模日益壮大，地区综合实力显著增强。现在看来，这条道路的选择是非常正确的。

　　改革初期几十人种地养上千人

　　姚金明表示，作为中国最早富起来的明星村，大邱庄30年间的发展实践证明，土地利用问题直接关系到农村生产效率的高低。由于大邱庄发展工业较早，从农业上转移了大量劳动力投入到工业发展中。因此在改革开放初期全国大多数地区都在搞联产承包制的时候，大邱庄就发现，一家一户的作坊式的传统种田模式效率很低，通过积极探索土地集约化经营模式，大力发展农业机械化生产，农业生产率很高。当时大邱庄几十个人种地就能够为上千人提供足够的粮食，这在全国都创造了奇迹，很快成为全国流行的模式。

　　大邱庄撤村建镇后，大邱庄继续延用了这种集约化经营土地的模式，农业实现农场化管理，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率。“从大邱庄的发展经验来看，对土地实施集约化经营管理，是将来土地管理的方向和必然之路。这可能是中央在土地流转上作出调整的动因。”

　　城乡差距扩大问题亟待解决

　　这些年，大邱庄在提高农民福利方面做了很多探索，堪称新农村时期的“梦幻式”福利。全镇健全了镇村街医疗机构和公共卫生防预体系，全镇人口全都参加了新型合作医疗。退休补贴、粮食补贴、养老保险等不断提高，每年直接补贴给群众的各类资金总计达4000多万元。为彻底解决个别困难群众的生活问题，镇政府设立了扶贫基金和助学基金，真正做到病有所医、老有所养、贫有所帮。

　　姚金明表示，此次十七届三中全会对农村工作的关注程度空前加强，关于农村发展的一些政策也进一步完善优化，他最关心的还是农民福利问题。目前，城乡二元结构造成了许多深层次矛盾，农村与城市居民享受的福利明显存在差距，并且这种差距有继续扩大的趋势。但大邱庄的这种做法是建立在地区经济实力雄厚和小范围慈善的基础之上的。对于全国大多数农村，尤其是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这种方式就不适用，这就需要国家在政策上给予倾斜。 (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