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调查：农民工律师

　　[新闻调查]农民工律师

　　采访对象：

　　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 佟丽华主任

　　农民工 郭增光

　　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 时福茂律师

　　农民工温振其妻子

　　农民工温振其

　　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 张秀夫会长

　　四川大凡律师事务所 李铁主任

　　农民工 赵甫金（陈发清）

　　四川省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 刘红律师

　　农民工 刘仲炳

　　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 王永峰律师

　　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 陈星律师

　　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 王孝顺律师

　　中国正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每一个角落都充满着新时代的气息。

这些改变离不开两亿农民工的辛勤工作。可是他们的权益有谁来维护？谁能给他们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

　　在中国有一个特殊的农民群体，农民工。他们农忙的时候在乡为农，农闲时进城打工，成为中国许多农村地区农民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在不知不觉间成了中国产业工人当中人数最大的一个群体。这样一个特殊的、边缘的群体，他们权益的保护一直被看作是维权的难点甚至是曾经的盲点。但是，正像刚刚闭幕的中共第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的，在农村的发展进程中重要的不仅仅是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同样重要的还有保障农民权益、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因此，农民权益维护的怎么样就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指标。那么，农民工的权益该如何维护呢？如果发生拖欠工资或工伤事故当然需要农民工自身去提高法律意识、去主动维权，但是他们绝对需要帮助，需要专业的法律援助。今天的《新闻调查》为您介绍的是一群专为农民工打官司的律师。

　　农民工：1400元吧。

　　时福茂（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 律师）：1400元，你的欠条、身份证。1400元，剩下的88元，我一会儿给零钱找兑一下行吧。因为咱们都是统一的，所以说都发的前几位，后面两位都没发。

　　这里是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2008年4月18日，17名来自四川和吉林的农民工来这里领取他们被拖欠的工资。

　　记者：老乡，我们打搅你一下，今天领了多少钱？

　　农民工：今天领了5000元

　　记者：5000多元钱，这是多少人的工资啊？

　　农民工：这是我一个人的工资。

　　记者：你一个人的？你这个工资被欠了多长时间？

　　农民工：欠了是好几年吧 ，可以这么说，2005年。

　　记者：两年多时间。当初怎么找到法律援助站的呢？

　　农民工：这也是通过别人介绍的，到这儿来的。

　　农民工：打热线电话咨询过来的。感谢王律师，去年为我们跑了一年，总算把这个拖欠几年的工资给要回来了。如果没有王律师，还有一个张律师，我们这笔钱不可能要回来。

　　现在我对它，这块不行就根本没有信心了，不要了。

　　记者：没有信心了，就想放弃了？

　　农民工：放弃了，为啥放弃呢？ 因为上班不能老耽误时间要这个工资，要了几次也不见成效。

　　记者：赔不起时间了？

　　农民工：赔不起时间了，老跑这事把别的都耽误了。

　　佟丽华，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主任， 2005年9月，他发起建立了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

　　记者：佟律师，我知道您是做了13年的律师，其中将近10年做的是青少年维权的法律援助活动。但是三年前开始也做农民工的法律援助。这种转化是怎么实现的 ？

　　佟丽华（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 主任）：当时为什么做农民工这项工作，简单地说两个理由 ：第一个原因就是当时温总理给农民工讨薪。温家宝总理给农民工讨薪这个事情，当时在社会上应该说引起了非常巨大的反响。但是作为一个法律专业人士，作为我的评估来说，对总理讨薪准确地理解，只能表明党和政府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但真正要帮助农民工讨薪还是应该引导帮助农民工依法来讨薪。这就是使得我作为一个法律工作者在思考 ，国家这么重视，我们是不是应当做一点工作。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恰好那个时候我两个小时候的伙伴 ——我在农村长大——两个小时候的伙伴，在天津（被）欠了8000多元钱，要了一年多要不回来。我就给我们的律师说，我们要介入这个案子。从那个案子开始，我们真正开始了对农民工讨薪的工作。

　　目前我国有农民工2亿以上，每年还以600万到800万的速度递增，预计在未来20年内中国再增加1.2亿到1.5亿的农民工，农民工的维权问题不可忽视。

　　佟丽华：我们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让大量的农民工权利受到伤害的时候能有法律专业人士，给他提供便捷的免费的法律帮助，这就是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要解决的问题实际上是什么 ？中国大概有13万多律师，谁是农民工律师，谁是专业的农民工律师。

　　记者：你觉得需要一种律师是专门为农民工打官司吗 ，为农民工服务 ？

　　佟丽华：当然是这样。中国有两个亿的农民工，两个亿的农民工绝大多数都是青壮年，背后涉及至少五个亿的农村人口的生活。所以我说应当有一批专门的律师来维护他们的权利。

　　2001年10月河北农民郭增光领着67个老乡来北京打工，被老板拖欠工资三万三千多元，此后郭增光作为农民工的代表走上了艰难的维权之路，两年时间里他往返于河北老家和北京30多次，但讨薪并没有结果，无可奈何之下郭增光和农民工们想到了一个极端的手段。

　　郭增光（农民工）：当时我就一直上访，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回家我们的老乡 、工友一起商量，不行咱们就这样 ：大伙在我家喝酒，宰了一只鸡，鸡血酒；每人一把刀，说来了以后把那老板一刀给他砍死，采取暴力极端手段。

　　记者：极端手段?

　　郭增光：对。给钱，不给钱把他砍死。

　　记者：最后什么事让你们放弃了这个想法 ？

　　郭增光：正当我们可以说是磨刀霍霍的时候吧，一个媒体的记者打电话到我家，说有一位律师对你们这个案子特别地关注。而且呢说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他可能会帮助你打这个官司。媒体朋友帮我联系到了佟律师

　　佟丽华：我们处理的大量的案件如果不是律师的有效的介入都可能走上有可能是违法犯罪的道路，有的甚至可能就是围堵政府机关。

　　郭增光：佟律师跟我讲，郭增光跟你们老家的人都讲一下，不要用一种暴力激进的方式来解决你们的矛盾。本身你不是文盲，你相信法律，你相信正义，我们一定会帮你打这个官司帮你把这个钱拿回来。

　　由于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的介入，避免了68个农民工采取暴力的手段去讨要工钱，在农民工律师的艰难努力下，2006年11月郭增光等68位农民工最终领到了他们被拖欠的三万元工钱。

　　佟丽华：这样的案子我们现在处理的五个人以上的，我们给它叫群体性的案件。经我们手处理的就能到140件左右。要涉及多少人呢，涉及3000多人。

　　由于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的介入，避免了68个农民工采取暴力的手段去讨要工钱，在农民工律师的艰难努力下，2006年11月郭增光等68位农民工最终领到了他们被拖欠的三万元工钱。

　　记者：时律师，咱们工作站成立以后你已经为农民工打了多少官司了？

　　时福茂（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 律师）：有300多个了吧。

　　记者：几年时间完成的？

　　时福茂：应该说是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完成的。

　　记者：两年多300多个官司，打了这么多官司，你总结一下农民工官司有什么特点？

　　时福茂：农民工官司一个是证据不充分，另一个程序过于复杂。农民工不懂得如何保存收集证据；另一个因为劳动争议案件它比普通的民事案件更复杂一些，就是有一个仲裁前置程序，先去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争议仲裁，才能去人民法院打官司。这种情况下相当于多了一道程序。另一个农民工来回跑等等，他支付的成本比较高，应该说非常艰难。

　　河北农民温振其三年前在北京一家啤酒屋打工时左手被砍成重伤，温振其用了2年半的时间，经过二次仲裁、一次工伤认定、、三次诉讼后，终于走完了所有的法定程序，打赢了工伤赔偿官司，但由于整个维权时间过长，温振其原来打工的啤酒屋已经注销，他没有及时得到应有的工伤赔偿。

　　记者：就在这个地下室吗？

　　温振其（农民工）：对，刚搬过来。

　　记者：这一个月房租有多少？

　　温振其：一个月300元钱。

　　记者：现在的收入是怎么样的，每个月的生活费？

　　温振其：靠家里面借，亲戚帮忙借。现在都知道，现在欠了五六万。

　　记者：您好。

　　温振其妻子：您好。

　　记者：打扰，打扰。

　　温振其妻子：里面坐，里面坐，里面地方特小。现在也没钱，什么都没有。官司三年了。

　　记者：当时你伤口在哪儿？

　　温振其：伤口在这儿。

　　温振其妻子：两处伤口呢。

　　记者：这是一处，这是一处。

　　温振其妻子：因为这儿神经线断了，这儿的神经线也断了。他是因为神经线断得太厉害了，大夫说了再做手术的时候，得从这儿再做一次手术。做这个手术以后再把这个神经线再重接一次。

　　记者：现在已经做过几次手术了？

　　温振其妻子：现在已经做过两次了，还得两次手术。因为什么，咱钱拿不到，没有钱一直拖。应该说挨着做手术最好了，但是咱没有钱，做不了。

　　温振其：现在这手。

　　温振其妻子：官司打的。

　　记者：这个手现在能活动吗？本身这个手指头？

　　温振其：没有感觉。

　　温振其妻子：没有任何感觉。

　　温振其：没有任何感觉，他（是）神经线断了。我到别处去，你什么也不能干，摸也不能摸，人家一看我这手就说不行。

　　记者：你后来又去找工作了？

　　温振其：我找，没办法。你现在一家子四口人怎么办，怎么生活。有时候晚上捡个垃圾，饮料瓶。

　　时福茂：温振其要在这儿吃、住、行。他为了打这个官司，他要住、他要吃、要来回跑，至少他要坐公交车。这种情况他也是一种维权成本，这种成本太高了。

　　官司打了两年多，温振其错过了最佳手术时间。一个并不复杂的工伤赔偿官司为什么会拖这么长的时间呢？据了解主要原因是温振其没有和打工的啤酒屋签订劳动合同，所以在维权过程中仅仅确定温振其和啤酒屋之间是否有劳动关系就耗去了半年多的时间。

　　温振其妻子：他你看没有签劳动合同，光劳动局就这个劳动关系走了多少？走了七八个月才下来这个劳动关系，多难哪。

　　记者：你觉得他当初在确定劳动关系的时候难点到底在哪儿？

　　时福茂：因为没有劳动合同，他其它证据也不充分，所以说他自己在劳动争议仲裁的时候输掉了。也就是说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没有确定温振其与啤酒屋之间的劳动关系，对此提起了诉讼。这一段是他自己处理的。在诉讼的时候，在开庭之前，他听说有一个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从这时候我们就开始接这个案子。

　　记者：当初他已经自己跑了四五个月。

　　时福茂：四五个月的时间了，但是也没有个眉目。因为很多证据他取不到。我们受理以后，我们就开始取证分析。住院病例在一定情况下也可以证实双方的劳动关系。正好我们的律师又到了二炮医院来取证。谁把他送到医院里，中间有哪些人在这儿签过字，这些证据应该说对这个案子还有一定的帮助。最后经过海淀区人民法院来审理最后确定了温正其与啤酒屋之间的劳动关系。

　　温振其：就是签合同，这个是最主要的。

　　温振其妻子：得有保障。

　　温振其：不然这样什么事都没有保障。

　　记者：因为你后来碰到很大难题就是要证明这种劳动关系？

　　温振其：对。你说没有合同，人家第一个有事不管你，你看就这三年多难，所以感觉到特别特别难。你要真正说当时有合同，三月最多半年就解决了。一直到现在拖了这么长的时间。

　　时福茂：国务院研究室在2006年出了一份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它提到两个数字：一个是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订率是12.5％，农民工的工伤参保率是12.9％，应该说非常低的一个数字。相当于80％以上的农民工没有劳动合同，没有参加工伤保险，所以说参保率低、合同签订率低也是农民工维权艰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2005年9月创立到现在已经办理农民工维权案2500多件，通过对农民工维权案的梳理，律师们认为农民工案件中复杂的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的确定，阻碍了农民工的维权。

　　佟丽华：什么叫劳动纠纷，什么叫劳务纠纷，我问过很多专家，他说不清楚。一个农民工打工的行为，你可以认为它是劳动纠纷也可以认为它是劳务纠纷。我可以告诉你，很多案件都是不同的看法，包括这次《劳动合同法》修订。你知道，说不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多么好的条款。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最大的一个担心，大量的农民工案件会被以属于劳务关系为由无法享受到劳动合同法的保护，根本获得不了双倍的工资。那么这么严峻的问题它的根源就是在我们复杂的很多人都说不清的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

　　记者：连律师都觉得复杂？都说不清？

　　佟丽华：律师的看法、仲裁员的看法、政府官员的看法、法官的看法可能都不一样，同一个案件都不一样。

　　记者：这是因为法律上没有一个明确的依据和说法。

　　佟丽华：这是立法造成的。在劳动领域这种复杂化带来的直接的结果就是复杂的维权程序。

　　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不办理其他的收费案件，只为农民工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为他们免费打官司。

　　记者现场解说：在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我们看到了公益律师职业八个必须和八个严禁。其中有这么几条：一个就是严禁办收费案子；还有一个就是严禁接受当事人的任何钱物，严禁接受当事人的宴请。那么工作人员管这些叫做死规矩，意思是一旦违犯就要开除。那么哪怕是农民工出于人之常情送来的家乡的核桃大枣也得向工作站汇报。

　　佟丽华：要提供绝对免费的服务，绝对禁止律师收受农民工的任何钱物。

　　记者：包括一顿饭？

　　佟丽华：包括一顿饭。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说我们的制度应该说，我们规定近乎是苛刻的制度。很多农民工过后表示感激，想送钱给我们的律师，生往口袋里塞钱；有的是非得要请吃饭，但是我们的律肯定是拒绝的。因为单位有严格的制度。

　　温振其妻子：上午开庭，下午还得开庭，中午吃饭。我们心里觉得帮我们挺感激的，我叫人吃顿饭吧，说什么也不吃。人家自个儿到外面买的饭吃的。说什么都不吃，一口饭都没吃。就从这里，我们心里觉得特别地感激。

　　温振其：那个时律师还请咱们吃饭。

　　温振其妻子：是，那个时律师有的时候还请我们吃饭。

　　温振其：哎呀，我觉得心里，真是要想到这儿心里觉得感动，真感动。

　　温振其妻子：这案子跑得觉得也就有劲了。

　　郭增光：可以说在每次的办案过程中包括打的、出租车，还有吃饭，都没用我花过一分钱。而且那个时候我的生活拮据，有时候也找时律师找他借过几次钱。他说你先拿去用吧。这些事都令我特别特别地感动，说实话。

　　郭增光为了表达感激之情给工作站送来了对联和锦旗。

　　记者：对联贴这儿了。

　　郭增光：对。

　　记者：锦旗挂在里面？

　　郭增光：咱进去看看。

　　记者：这么多！这里面有这么多。你得算是比较早送的了吧？

　　郭增光：应该是。

　　记者：觉得过去有印象是挂在哪个位置？

　　郭增光：在这儿。

　　记者：看见了

　　郭增光：司法匡扶正义，倾心构造和谐。

　　记者：我看受助人，涞水县郭增光等105名民工。怎么105个呢?

　　郭增光：因为他们援助了我们两次，两个案件。第一次68个，一次是37个。

　　记者：当时怎么想到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你们的感激呢？

　　郭增光：当时吧，我们的工友讲给他们点什么回扣或是别的一些礼品之类的都被他们拒绝了。我们就想怎么能够表达咱们心里的感激之情呢？我就想不如咱们大家伙做一个锦旗吧。而且这些词都是我想起来的。我说现在不是构建和谐社会这个大氛围吗，我认为佟主任他们也是抓住和谐，确实是他们的工作直接促进了和谐我认为。

　　为农民工打官司不收取任何费用，那么法律援助工作站的运行资金从何而来呢？

　　记者：北京这个工作站一年的运营费用需要多少钱？

　　佟丽华：120万左右。

　　记者：你们的资金从哪儿来？

　　佟丽华：第一部分就是来自于北京市司法局的办理法援案件的补贴。

　　记者：这个每年有多少？

　　佟丽华：每年至少有几十万吧。现在就是政府对律师办理法律援助的案件，在北京来说一个案子给800元钱的补贴，民事案件；刑事案件是500元钱。这个钱非常小。如果办收费案子，一个案子3000元、5000元，这都是最低的收费。但是即使这800元钱架不住案件多。我一年可能办到1000个案件，那这样的话我就可能从司法局拿到一个基本的补贴。靠我的量拿到一个基本的我的单位的预算，这是第一笔钱，政府给我的补贴。第二笔钱就是社会的捐助。比如说像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北京市法律援助基金会都对我们有捐助。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作为一个公益法律服务机构它得到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

　　记者：这是农民工法律工作援助站，您是怎么注意到它、并且准备支援它的呢？

　　张秀夫（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 会长）：这件事应该说首先是佟丽华，他发现了农民工寻求法律援助的人特别地多，都找到政府的法律援助中心去往往忙不过来，很难能够为他们提供他们所需求的。因此他自己设想在这个地方要搞一个专门为农民工法律援助服务的这么一个单位，这就和他们全国律协商量，跟我商量说咱们支持办这么一个单位好不好，我们感到他们这个设想非常地好。因为在这个之前，我们基金会也发现这个问题，想致力于重点关注一下农民工法律援助的困难。

　　记者：每年你要给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提供多少钱的资金？

　　张秀夫：我每年就得给15万到20万元钱。所以我想下一步的目标是要在全国各个省市都能建上一至两个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那这些钱就需要我们来支持和帮助。

　　在全国律师协会的推动下，目前由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等机构出资建立的“北京模式”的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已在全国20多个省市推广。2006年9月依托于四川大凡律师事务所的四川省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建立了。

　　记者：你知道这个工作站是2006年成立的，当初是怎么样一种机缘使得这个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挂靠在了你们这个律师事务所下面呢？

　　李铁（四川大凡律师事务所 主任）进行法律援助这个是律师的一个义不容辞的义务。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做得再好，如果不尽这个社会责任，是不行的。农民工问题又是我们中国在向工业化进程当中出现的一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国家工业化的进程制约很大。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那对我们国家影响很大。我们考虑做这件事情，我们尽一定的社会责任把这个事情要做好。

　　四川内江和资阳的71名农民工于2006年7月到11月在山西太原打工被拖欠工资，四川省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及时介入，受理了这起本省农民在外发生的农民工维权案。

　　记者：那么当时你们干完活以后施工单位怎么说的，为什么没有发工资？

　　陈发清（农民工）：当时他们不是有个项目经理死了，车祸死了，找不到人了。问这个推那个，个推这个，所以到山西各个部门劳动厅、动局、信访办 农工办到处找了，一直没有回应。我们是2007年大年初一晚上才回家。

　　记者：就是因为没有一个结果一直回不来，年初一回来的时候有结果了吗？

　　陈发清：回来的时候也没有结果。

　　记者：那回来以后怎么办呢？那事怎么办呢？

　　陈发清：回来我们就找那个四川省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找到那个刘律师他们。

　　四川省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律师刘红负责受理了71名农民工的欠薪案，案件的取证过程异常艰难。

　　记者：碰到的难点是什么，这个案子在取证过程当中？

　　刘红（四川省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 律师）：第一个难点就是农民工分散。你要挨个地去落实啊。到底欠你多少钱，这个量非常地大。我们就是分几头走，有到内江的，有在资阳的，有可能在成都的。通知一下，就是做人员身份的核实。这就是农民工案子群体性案子最大的难点，这是第一个难点。第二个难点呢，其实有些证据还得我们自己，可能就是它发生的地方都不会在成都。我们还要到当地去，去跑到事发地，本上都是事发地。还要去调查还要去取证，就是这两个方面最大的难处。

　　陈发清：过了一个多月，刘律师有一个回应。他们已经给我们办好了，好了2007年付了20多万元，还剩了7万元钱，说2008年6月份以前就把那个钱付清。

　　解说：家住资阳市迎接镇牛藤村的农民刘仲炳得到了被拖欠的5000多元工资，当初因为外出打工却没拿钱回家他和妻子还发生过矛盾。

　　记者：当时家里怎么不高兴了？

　　刘仲炳（农民工）：不高兴。家里的活儿没干，外面干活没找到钱。家里人认为你在外面去玩，有找到钱。你说你找到了钱但是你钱没拿回来。一个妇女在家里做庄稼，我一个人在外面去找零用钱，找盐钱。或者找点钱宽裕一点，结果找钱没找着，家里肯定要扯皮、吵架呀这种情况农村里肯定是有的。

　　记者：收入本来就靠打工，打工的时候再拿不来钱，这就麻烦了。

　　刘仲炳：现在农村的猪卖13块钱一斤，这么长一个猪1000多元钱一个，割斤肉就是十几元钱。

　　记者：是啊。

　　刘仲炳：在外去打工多多少少还是挣得了几个钱，稍微好一点，比在屋里好一点。

　　记者：回来把这5000多元钱领回来，拿着钱回家怎么跟家里大嫂说的？

　　刘仲炳：钱拿回来她就没有什么说的，她就高兴了，一家人就高兴了，就高高兴兴地过年，买点过年的东西，该买穿的就买点儿，就高兴了。

　　记者现场解说：在资阳市牛藤村和老刘一样去山西打工的还有15个村民。老刘说在他所在的牛藤村第六组共有20户200多口人，平均土地面积是一亩二分。所以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就是靠外出打工。而一旦打工钱被拖欠的话，老刘讲，他们连买油盐的钱也不知道到哪去找。油菜花开的时候也正是他们回来忙活种水稻的时候。老刘所他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秋天再回来的时候能够如数的把工钱带回来。

　　四川是一个劳务输出大省，每年有许多农民到城里打工，针对这个特点，四川省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的律师经常到农民工聚集比较多的劳动力市场去进行普法宣传，为农民工提供法律咨询，为农民工发放通俗易懂的维权手册。

　　刘红：我们一定要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就是把法律关口前移。

　　记者：这怎么理解法律援助的关口前移？

　　刘红：我们通常来讲，发生了案子我们律师代理这就是事后维权了。证据呀，各个方面的都不好收集了。因为他是农民工，因为他不懂法律，他又没多少文化，所以证据的保留他根本不懂。没有证据，那进入司法程序面临的就是很大的诉讼风险。

　　记者：你们现在要做的就是防止这些情况的出现。

　　刘红：对。

　　记者：让他们有一个预知。

　　刘红：对。

　　主持人现场解说：这里是成都市软件园的建筑工地。按照成都市政府的规定，凡是超过10万平米的建筑工地，都必须建立一个类似我身边这样的民工夜校。06年四川省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成立以后呢，利用这样一个平台已经办了41期法律知识的讲座来提高农民工的维权意识。

　　刘红：我提供法律援助是提供哪一个方面的法律援助啊？那就是劳动权益。大家是不是要问我什么叫劳动权益？那我就告诉你们，如果你打工没拿到工资，找谁？找我们。如果你打工的时候受伤了，要得到赔偿，没得到，找谁帮你们？

　　农民工：找你们。

　　刘红：对了。给点掌声。

　　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在办案中不准收取任何费用，因此律师们的收入有限，他们在工作中更多的是付出。

　　佟丽华：我们的人进来的时候，我必须要告诉他的一句话，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公益法律组织工作永远不可能挣到大钱。

　　记者：那是。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要求你的员工像你们提出的忘我工作、无私奉献。

　　佟丽华：实际上这涉及到我对中国将来专职的公益律师发展的一个考虑。我跟你讲我在美国的一个公益法律组织参观的时候，我问过它中心的主任。我说你一年能挣多少钱，虽然问钱收入多少这并不是很合适，我说你愿意回答就回答，不回答也无所谓了。他说我可以告诉你，我一年挣12万美元。我说美国排前十位的法律院校的学生毕业找到工作以后，最低的工资是多少呢？12.5万美金。你干了20多年律师还干不动一个刚毕业的学生你心里能平衡么?这个问题就是很多想做公益律师也会问的我一个问题。他告诉我 12万美金在纽约这样一个很贵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可以保证我过不错的生活，当然不会太富裕了。第二句话，我干的是自己热爱的工作。那么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来说，我想我们是需要更多的这种奉献的这样的一种意识。更多的考虑到贫弱群体对法律的需求。所以说我的目标是推动更多的专职的公益律师的出现。

　　从事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需要更多的奉献，尽管这样还是有不少学法律的大学毕业生选择做专职的公益律师。

　　记者：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实际上律师是一个高收入的这样一个阶层。什么能促使你到一个这样一个很有公益性质的这样一个工作站来工作。

　　王永峰（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 律师）：可能我们再往上推的话，（可能）都是农民，看到他们有一种朴素的感情。看到他们吃苦或者说是流血流泪觉得应该去帮助他们一下。这个工作能锻炼人因为它能接触到社会最底层的东西，让你对这个社会的认识不是那么肤浅的和浮躁的。因为现在好像我觉得社会上有很多浮躁的一些东西来影响着年轻的人。我觉得这是一种锻炼是挺好的。

　　记者：可是我知道你们工作站讲究的是忘我工作、无私奉献。可是人毕竟是要生存，特别是你可以看到你的同事、你的同学，如果是一个商业律师的话他会有很多的机会去挣钱。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把握自己的这种心态？

　　王永峰：我们工作站虽然是办理法律援助工作的，但是我们的收入是有基本的保证的。我们主任提出来了保证一个跟公务员相差不多的这样一个收入水平。使得我们能维持一个比较体面的这么一种生活吧。第二个呢就是跟同学或者是其他同事相比较看你需往哪一个方面去比。如果纯粹地从收入的方面来比的话，可能我的收入跟人家的收入可能是有差别的。但是你从荣誉感的方面或者是从我们能够参与学习的机会的方面来说我觉得我们获得的还是很多的。

　　记者：你们现在有多少律师？

　　佟丽华：我们在农民工领域北京包括律师包括工作人员大致有15个人左右。

　　记者：每年农民工案件的接待量有多少？

　　佟丽华：我们一年办理的案件量大致是在1000多件。

　　记者：平均一个律师要做到多少个案子？

　　佟丽华：100件左右吧。

　　记者：你觉得一般情况下一个律师做多少个案子是比较合适、比较合理的？

　　佟丽华：如果按照我们内部的一个最严格的统计的话一个律师一年办到50件、60件就已经很吃力了。

　　记者：已经远远超过实际应该做的。

　　佟丽华：大家会很辛苦。我们的律师经常，因为你也知道我们北京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是周六周日是加班的。

　　陈星（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 律师）：像我们办理的一个78个人的案子，我曾经有四五天就是每天晚上三点了我还在整理材料。的确是很累，大伙都跟我一样都这么干，那没法子。农民工朋友案件量太高了，我们每天手头20个左右的案子，压力很大。有时候我们有一个王孝顺律师，他有的时候一天给他排了五个庭。

　　记者：怎么会是一天就会有五个庭出现？

　　王孝顺（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 律师）：这也是一个偶然，也是一个必然。偶然是因为这五个案子并不是同一天立的案是不同的时间。经过大量的调解程序之后没有办法只能走上法律程序了，然后就去立案。立案之后有的案子

　　是我自己去领的开庭通知。有的案子是当事人自己去领的，因为我没时间去，领完了之后回来一看，冲突了。我自己出了三个庭，另外两个庭委托我们单位的其他律师去替我出庭的。

　　记者：在一个律师手中一般来说会有几个案子同时在处理？

　　王孝顺：同时的话一般像现在的话一个人手上至少是10个以上到20个左右这是比较正常的，多的可能20多30多。

　　记者：那么有一些年轻人，他刚刚毕业的时候他会有一种理想主义的色彩，要做一件自己认为很值得的一件公益的事情。他会来到你这里来。但是他总是会面临一种社会上的对比，他会对比他的同学、对比一般的社会上的律师。这种思想上的波动你会怎么面对？

　　佟丽华：有些人可能干一年，有些人可能干三年，有些人可能干五年，干到几年他提出辞职我认为我可以理解的。我经常说我的员工提出辞职要去一个更好的地方收入更高的地方发展我是非常理解的。他已经为中国的公益法律事业做出了贡献。两年是贡献，三年是更大的贡献，五年更大的贡献，提出辞职我可以理解。但是我相信呢会有越来越多的律师愿意投身这个领域。

　　记者：你的相信有依据吗？

　　佟丽华：因为我们现在从各省的情况来看包括我们自己招人并不困难。

　　据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统计，目前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约占全国法律援助案件的20%，越来越多的律师参与到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中来。

　　记者：从你自己的经历来看你觉得公益律师在中国的前景会怎么样？

　　时福茂：用我们主任的一句话叫它是需要我们开发的一片土地。贫瘠的土地需要我们去开发，肯定会越来越大的。我们从2004年的时候，实际上那时候全国的公益律师也不过20几个人，现在已经100多个人，应该说是发展非常迅速的。现在全国律协成立了法律援助委员会，地方律协也逐渐地开始成立法律援助委员会，这种情况下我们公益律师团队会迅速扩大。

　　佟丽华：我经常在想一个问题，当我们每一个人看金庸的武侠小说的时候，我们都为那些大侠的那种匡扶正义、扶危济困感到振奋。我有时候想想公益律师所做的工作和大侠所做的工作没什么区别。

　　记者：有一种大侠的自豪感。

　　佟丽华：实际上我们在追求上就是追求公平、正义，这个理念是一致的。当你看到正义真正因为你的工作实现，我们经常把钱发给农民工，那个过程我们都感觉到振奋。有的案子经过几年的努力还是把钱拿到了。

　　记者：我们听你的员工说了，说佟主任最喜欢发钱的那一瞬间。

　　佟丽华：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对我们每一个律师的激励。我们看到我们的工作有价值。实际上真正给我们带来最大的激励的就是它的成果，就是我们看到那么多案件有了好的结果，那么多农民工高高兴兴拿到钱可以回家。所以我们这些事例会激励我们继续做下去。

　　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主任佟丽华认为没有外界的资金支持，工作站将无法维持下去，目前越来越多的农民工知道了工作站，随着受理案件增多，运转成本增加，经费不足成为难题。

　　佟丽华：对我来说第一个挑战是资金的压力。要想保障北京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健康地发展，基本的资金的保障是必要的。

　　记者：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你们自筹资金。

　　佟丽华：是这样的。

　　记者：捐款，但是呢你今年不知道明年的情况，明年不知道后年的情况。

　　佟丽华：是这样的。

　　记者：这种情况怎么能够建立起自己的这种信心呢？

　　佟丽华：随着中国社会的经济的综合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来做这些公益的事业。

　　四川省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和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一样，随着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的增多，经费也面临不足。

　　李铁：你比如说现在很困惑我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资金非常地短缺。你看昨天在工地上他们到工地上去自己赶公共汽车或者是自己找车去回来没有交通费。我非常想发，但没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记者：是啊，现在是规模要扩大，成本又在增加，那么资金怎么保证？

　　李铁：因为法律援助工作也是政府义不容辞的一个工作。一个是争取他们的支持，第二块是律协和法律援助中心继续加大资金的投入，但是这个毕竟有限。再一块就是我们以后考虑今年考虑要面向社会募捐，动员上各界的人士要关心农民工援助农民工的这部分人士募捐一些资金这样来解决。

　　经过2年半的时间，农民工温振其的工伤赔偿官司打赢了，但是他曾经打工的啤酒屋已经注销，温振没有得到应有的工伤赔偿。负责此案的时福茂律师陪同温振其去法院询问情况。

　　20多分钟以后温振其和时福茂律师走出了法院。

　　记者：见到法官了吗？

　　时福茂：见到了。今天比较顺利，法官态度非常好，非常地友好。一个是他表态说要向领导汇报，说这个案子尽快执行；另一个因为这个案子很长时间没有执行到应有的赔偿，所以现在说通过政府的渠道给予一定的补助，就是政府出点钱先让他生活着。可能给个三两千块钱，听着大概意思，他没说数额，可能是给个几千块钱先生存着。

　　温振其的左手依然没有知觉，他焦急地等待着得到赔偿金去做手术。

　　时福茂：我觉得虽然诉讼有一个胜诉的判决，但这个案子最终我们觉得不能算是一个完美的案件，或者我们这个案子不算结束。只有这个钱 这13万元钱真正拿回来了，我们才真正地帮到底了，把这个温振其这个农民工。所以我们一直要跟下去，一直要执行到底。

　　2008年7月25日，温振其终于在法院领到了13万元的工伤赔偿款

　　目前，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每天仍然要接待不少前来寻求法律帮助的农民工。以往都是农民工被老板炒了鱿鱼后来这里求助，而作为一种新的现象，这些农民工在老板拖欠工资后，先炒老板，再来到工作站要求法律援助。

　　时福茂：这个案子还是算是比较特殊的，因为是118个人同时辞职，同时把老板给炒了，炒了老板的鱿鱼。现在因为2008年1月1号《劳动合同法》就生效了。《劳动合同法》38条有一个具体的规定就是说如果说用人单位拖欠农民工的工资，农民工工资被拖欠了，这样农民工可以主动要求解除劳动关系，解除劳动合同。这种情况呢老板还要向这些农民工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

　　2008年10月6日早上9点，118人集体辞职案中的90多名农民工到法律援助工作站来办理诉讼阶段的法律援助手续。

　　中国工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08年10月17日至21日在北京召开，其中有47名农民工代表，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会全国代表大会首次选出农民工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