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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宗器（1898~1960）浙江新昌人，地球物理学家，中国地磁学的奠基人
两个船工站在齐膝深的水里，手里托着肥美的大鱼。这块如今已经干涸的“死亡之地”罗布泊，在陈宗器的镜头中，曾是一片浩淼的水泊。
时值1931年，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陈宗器与瑞典地质学家霍涅尔，避开新疆军阀金树仁的监控，自甘肃深入罗布泊地区。“旅行四月，未见一人。”
陈宗器在考察日记中写道：“沙风当面吹来如刀割一般。虽满身积垢，无水，风停也不能洗澡。
冬季常隔月一洗面，二三星期才擦一次牙，所以常患牙痛。”
在那些没有水的大漠之夜，陈宗器给妻子写信，遥想家乡江南的细雨从屋檐上滴落，汇成细流，流向母亲洗衣的天井。
陈宗器等人此行如愿找到了水波荡漾的罗布大湖。后来，他们又花费半年之久，绕罗布泊一周，完成了详细的天文、地形测量和地质考察。
几年后，在结束科考后的归途中，陈宗器的牙齿全部脱落。
有专家在评价这次考察的意义时说，这是“人类第一次科学地测定了罗布泊的准确地理位置，第一次绘制了罗布泊的实测地图。”60年后，美国科学家通过卫星测得的有关图像，与陈宗器所绘完全一致。
然而，在第一次有中国学者加入的西北科学考察团中，这个“瘦瘦的小个子”起初并不起眼。
考察团出发前，北京使馆的一些欧洲人轻蔑地说，“中国人哪里知道什么是沙漠”，他们甚至断言，“中国人出包头不远便将返回北平。”以“科学救国”为己任的陈宗器，由此下定决心，“当努力考察，希于科学界稍有贡献以增国光。”
考察团成员大多晓行夜宿，负责天文观测的陈宗器却不得不“白天赶路，每晚在星光下消磨。”有时，夜间的严寒只有“断指肤裂“可形容。”而惟一对付的办法，就是“烤一会儿火，再玩一会儿仪器，挨过这漫漫长夜。”作为戈壁组里唯一的中国人，他还得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与军阀土匪们周旋，以保证外国学者的安全。
这些故事后来都被考察团团长、瑞典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写进他的传记里，以至于读着这些探险故事长大的一代代瑞典人都知道中国人“帕克陈”。
赫定写道：“我从来没有要求他这样做。让任何人在最热的2个月里（41摄氏度），在牛虻和蚊虫密集的地方工作，都太残酷了。”在赫定笔下，陈是一个“难不倒的小个子”，有着“过人的精力”。
从另一个角度看，陈宗器似乎又有些不近人情。为了西北之行，他抛下了生育不久的妻子。再加上前妻所生，他当时已经有五个孩子。但这些都未曾留住他西去的脚步，且一走就是6年。其间，父母先后亡故，他与第二任妻子的婚姻也因此走到尽头。陈宗器后来在写给妻子的信中也曾“扪心自问，良多内疚。”
结束传奇般的考察之行，陈宗器回到物理所，继续践行着自己“科学救国”的理想。1935年，他主持修建了中国第一个地磁台，后来又成为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的发起人之一。
1950年，85岁的斯文·赫定给地质学家黄汲清写信，打听他“最亲爱的中国朋友”陈宗器的下落，同时希望转告老朋友霍涅尔去世的消息。不久，赫定也离开了人世。
1987年，在纪念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60周年的座谈会上，黄汲清第一次谈起了这件事，他说自己当时就把信交给了在中科院办公厅工作的陈宗器。奇怪的是，陈似乎并没有给“敬爱的队长”回信。
后来，女儿陈雅丹在人事档案中发现了陈宗器“向组织交待的自传”，才解开了这个谜团。
当时，地球物理学的研究范畴，已遍及到宇宙空间，地球大气、海洋、陆地直至地球内部。然而陈宗器却不得不把大量的时间花在整风和各种各样的会议上。朝鲜战争爆发后，与外国人通信更会被视为“里通外国”。
据陈雅丹回忆，在那个理想与狂热交织的年代，父亲日渐沉默。她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四十年代父亲还拉着哥哥姐姐们，讲述当年的探险经历。到了五十年代，孩子们就再也听不到有关“赫定爷爷”和罗布泊的只言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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