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加木身患两种癌症探遍新疆 奉献成为其代名词

　　罗布泊：百年探险史

　　■本刊记者／汤涌

　　对罗布泊的探险和科考已经超过百年，除了彭加木，还有许多响当当的名字，和这片神奇的土地联系在了一起

　　当地球物理学家陈宗器和瑞典探险家、科学家斯文·赫定于1934年走到罗布泊湖边的时候，他们看见的还是一个一眼望不到边的大水面和错综复杂的水道，在那里他们捕到了一种古老鱼类——大头鱼，吃到了鱼肉。

　　今天从卫星图画上看罗布泊，干涸的湖泊只剩下一个轮廓，形状像一个大耳朵。以前的数千年里，这个咸水湖曾经干涸过一部分；但1972年的彻底干涸，也许是不可逆的——它也许将永远干涸下去了。

　　罗布泊，又叫罗布淖尔，是一个维吾尔语和蒙古语的混合词，意思是“聚水之地的湖泊”。由于罗布泊水势浩大，一度被认为是黄河——这条中华民族母亲河的源头。这个说法，从汉朝到清末，持续了2000多年。

　　自从汉朝之后的气候恶化，楼兰人迁出，这里又成了一个残酷的死亡之地。由于干旱和缺水，只有红柳、野骆驼等少数动植物能在这里生存。即使是有“沙漠之舟”之称的骆驼走在罗布泊的盐碱地上，也一样鲜血淋漓。

　　就是这样一个充满沙尘、盐碱，缺少植物、动物，以白骨为路标的地方，有着古城楼兰、雅丹地貌，还有着金、银等矿藏和数亿吨的钾盐资源，有着时隐时现的河流和湖泊。

　　罗布泊吸引了无数科学家和探险家。这些人宁愿筋疲力尽，付出“损害健康、少活数年”的代价，冒着生命危险走向楼兰烽火台和罗布泊湖心，把自己的名字，留在这片土地的研究史上。

　　记事本与铁铲的时代

　　西方人有一个词一直让中国人非常反感:“发现”：发现美洲，发现印度，发现好望角。对美洲人和印度人来说，人家本来就生活在那里，根本不需要发现。

　　但对于科学史上来说，未发现前的地图，就是一片黑暗或者一片空白，只有“发现”之后，它们才变成彩色的，出现在地图上，被文明世界考察与研究。

　　记事本和铁铲，是这个时代探险家的标志，用以记录发现的掘取文物。当然，他们还有着更出色的装备。

　　探险家，或者说发现者的素质良莠不齐。许多“发现者”同时又是土匪、文物掠夺者和骗子，在这批探险家当中，斯文·赫定的人品和学问，都是第一流的。

　　斯文·赫定的最大成就，在于他挖出了一个古代国家:楼兰。楼兰城被西方人称之为“消失在沙漠中的庞贝城”，这一考古发现轰动了西方世界。

　　楼兰的发现也引来了斯坦因，这个把中国敦煌文物卷走的探险家，几乎在当时就是掠夺者的代名词。他认为，楼兰附近一定还有别的遗址。

　　斯坦因发现了更多的遗址，画出了地图。在没有卫星定位和对罗布泊的详细测绘之前，斯坦因的地图一直是旅行家和探险家的必备品。

　　当然斯坦因毫不客气地把发掘出的文物带走了。后来的日本探险家橘瑞超也一样没客气，他们带走了许多魏晋的木简和文书残片。

　　斯文·赫定有更高的追求，他的晚年逐步从一个单纯探险家转向一个研究者和科学家，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对楼兰和罗布泊的研究上，他提出了著名的“罗布泊是迁徙湖”的理论，试图解释罗布泊的湖边为什么如此多变。

　　陈宗器开的先河

　　20年代，斯文·赫定又一次组织了西北考察团，说好是全部由西方人进行科学工作，挖出文物归中国。当时恰逢北伐战争，中国民族热情非常高涨，国民一致要求，让中国的学者参加科学考察。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研究院”物理所地球物理学者陈宗器有机会加入了团长为斯文·赫定的西北科学考察团。

　　在此之前，中国人，无论汉人、藏人还是维吾尔族人，都是以“仆人、向导”的身份与西方探险家一起工作的。

　　一起从内蒙出发前往甘肃和新疆的时候，这些高大耐寒的瑞典人还不知道，一个出生于中国南部省份浙江的瘦小中国学者，居然有如此惊人的毅力和体力，陈宗器后来成为队伍中最坚强的测绘者。

　　1931年1月19日，陈宗器和瑞典科学家霍涅尔到达楼兰，他把一首赞美赫定先生的诗歌放在金属盒子里，置于楼兰城上。

　　他曾经在日记里写道:也许不能在研究罗布泊上取得大的成就，那就一定要把最扎实的测绘工作做好，积累一切资料，留给后人。这些数据为后来的科学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陈是最早进入楼兰和穿越罗布泊的的中国学者，当年的罗布泊没有公路、没有GPS，陈宗器和朋友们依靠的，只有腿和骆驼。

　　陈宗器在1934年再次与斯文·赫定探访罗布泊，这一次，他们划着独木舟由孔雀湖水路进入罗布泊。途中他们发现了保存完好的干尸“沙漠公主”(楼兰美女)。回程的时候，陈宗器徒步又去探访了一次楼兰。

　　陈宗器是中国地磁学奠基人之一。长期辛苦的野外生活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从罗布泊回来后，他已是满口假牙。1960年，他因癌症去世。

　　理想者的梦

　　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爆炸后，科学家代替过去的探险家成为探险罗布泊的主流人群，目的主要是科学考察和寻找资源。其中最优秀的代表，就是失踪后被追认为烈士的彭加木。

　　彭加木曾经三次进罗布泊考察，这位上海科学家在1957年就已经身患肿瘤，却毅然在1964年进入罗布泊，寻找可能存在的天然重水，这是核反应堆运行所需的重要物质。

　　彭加木之后，理想主义者成为罗布泊的常客。

　　“我离开家的时候，没有带钥匙。”余纯顺生前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经这样回答“你怕不怕死”这个问题。

　　80年代，一批热血的中国人忽然醒悟:我们应该比西方人更能冒险，没有探险家的民族是没出息的。大学实验员尧茂书就曾经抱着橡皮筏子苦练漂流，希望能在美国人之前漂流成功。

　　在1986年和1987年，超过10人死于长江漂流活动，有关部门不得不全面禁止这种活动。

　　1988年，大学毕业的上海人余纯顺决定扔掉“扼杀创造力”的饭碗，徒步走遍全中国，访遍中国的56个民族。他这一走就是8年，最终他决定挑战沙漠。

　　给余纯顺提供支援的“沙漠王”赵工(真名赵子充)曾经回忆过余纯顺的迷路:“在一个岔路口，我用一根枯枝做了路标，说得好好的那边是楼兰，余还是迷了路……”

　　1996年，余纯顺在罗布泊遇难。事实上，余纯顺选择了最不适宜走罗布泊的6月进入罗布泊，原因是:电视台安排好了拍摄，等不起，还有余自信满满，认为能打破6月不能穿越的神话。

　　进沙漠的时候，当地政府提供了沙漠车、水和食物，一切保障都是最好的，食物和水都是余亲手埋藏好的。余甚至感慨，这会是百分之百的胜率。

　　他没有把罗布泊的一百多公里路当成劲敌，而只是认为这是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一次预演。在他徒步前进之前，天气酷热，有人曾经建议他停止计划:“彭加木就是6月出事的。”

　　6月，罗布泊的地面温度能达到75摄氏度;6月，还容易起沙尘暴。

　　1996年6月18日，他被发现遇难在自己的帐篷里，这是一个离他自己埋藏的食物只有三公里的地方，他死于脱水造成的衰竭，他没能到达楼兰。

　　赛装备，比腰包

　　和“漂流长江”遭到禁令相比，罗布泊探险反而因为余纯顺的遇难而掀起了一次巨大的热潮。除了罗布泊，中国人的探险精神也正在转向娱乐化和商业化，在柯受良飞越长城和黄河之后，摩托车飞黄河、自行车飞黄河、摩托车穿越大沙漠……都成了人们所追逐的目标。最近的一个创意是，一个湖北男子想坐塑料盆和废轮胎从重庆漂流到上海。

　　这股探险热潮开始于80年代，那时候有一个电冰箱的著名广告，是一个沙漠旅行者发现一冰箱冷饮的创意。

　　探险在90年代保持了热度。《编辑部的故事》里，王朔曾经微微讽刺了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穿越沙漠”。扮演文艺青年的濮存昕满面愁容地对戈玲说，要她一起去塔克拉玛干……后来李东宝证实了该文艺青年是个忧郁的骗子。

　　余纯顺身后，罗布泊越来越火，余纯顺的墓成了新的景点，人们穿越过程中都要过去在墓前照相，“寻找壮士的足迹”。

　　罗布泊，这个曾经的死亡之地成了许多人发泄平日生活不满的所在，人们希望靠征服戈壁来获得力量。各种不同的人纷纷来到这里，想出名的民间旅行家、忧郁的文学青年、练出了特异功能的气功师……

　　1997年，“百名游客徒步穿越罗布泊”活动成功，在1998年的“去罗布泊”热潮中，南方人似乎比北方人更热爱这种雄浑苍凉的戈壁景色。广东，甚至台湾来的游客非常多，旅行社开始提供有保障的沙漠游。

　　曾经生死相博的冒险正逐渐变成今日小资白领的狂欢，关键是有多少钱，愿意花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