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群体“漂”在机关 半数借调只凭领导一句话

　　“漂”在机关的亚群体

　　■本刊记者 徐浩程

　　透支时间、精力与工作的付出，源于一种惯性思维：领导满意，就有正式调入上级机关的可能，也就能避免“漂”在机关里的尴尬。但事实往往事与愿违。

　　2008年3月20日晚，王平在度过“压抑”的“借调政府办工作的第一天”后，坐在办公室，面对电脑，等着已经开始，但要到23点才轮到他的议题的会议。

　　在等待中，他将自己的倾诉“借调政府办，我后悔了”挂上了“天涯”公务员版。

　　近一个小时候后，该帖有了第一个回复，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引来众多网友灌水，其状如典型的膝跳反射，访问量迅速攀升。

　　当访问量过万的时候，王平意识到，他撞到一个群体的麻筋。这个群体就是借调干部。因为在这些回复与灌水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不经意的变化已然生成：开始围绕帖子的讨论慢慢滑向对借调干部这一群体的关注，个体的倾诉逐渐演变为整个借调干部的述说。这些述说中掺杂着郁闷、迷茫、骄傲、希望……

　　借调干部的确是机关里的一个特殊群体，虽然其队伍庞大，但属于绝对的另类，他们的生存状态，少有人注意。也许正因如此，王平的倾诉才会引来如此多的关注。

　　那么，借调干部的生存状态到底如何呢？2008年5月，《决策》杂志就此开展了一项调查。调查形式包括问卷调查与面对面的访谈，问卷调查有效样本73份，覆盖了湖北、湖南、江苏、河南、北京、山东等省市。调查对象为正在借调或曾经借调过的公务员。

　　一个谁也不清楚有多大的群体

　　当王平等待23点的会议时，何永已经从中部某省会城市一街道办借调至区委组织部半年有余。

　　2007年8月，该市在全市开展一项名为“查细节、摆问题、找原因、补措施、创实效”的专项活动，在何永所在的区，具体负责此事的是区委组织部。9月，何永被该区委组织部借调参与此事，与何永一起被借调的还有两位来自其他街道与乡镇的公务员。

　　如果按照2006年山东昌邑市委组织部的调研总结，何永的情况属于由于中心工作增多而产生的借调。此外导致借调产生的还有：机关人才短缺、编制限制以及借调人员自身发展需要等。

　　而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在借调之初几乎都有一个奇异的“合谋”：对于借调单位来说，既不用发工资，又无需承担培养责任，很是实惠；被借调单位虽然需要调整人手接替相应岗位，但面对上级权力部门亦无可奈何，实在不行，招用临时人员也是“流水不腐”。

　　“合谋”的第三方即为借调人员自己。与王平开始就感到压抑不同，研究生毕业的何永直言：“当时我心里很高兴，尽管我乐于在基层工作，但平台还是有点低。我也想往上发展。”

　　与何永有类似想法的借调人员并不少，借调已经被看成是普通公务员上升的阶梯。对于借调人员而言，用上几年时间，只要抓住机遇正式调入也是顺理成章之事。这与本次问卷调查的结果相符：58.3％的受访对象对前途“充满信心，能够顺利调入新单位”。

　　在这些合力的作用下，机关对借调乐此不疲。根据问卷调查，46.7%的受访对象所在单位借调“非常普遍、经常有借调情况”，6.7%受访对象所在单位借调“普遍、每年都有借调”，两者相加高达73.4%，即七成多的机关单位里，没有中断过借调者的身影。另外，26.6%的受访对象所在单位借调“不普遍、只有在工作繁忙的时候才借调”。

　　频繁的借调开始在机关内形成一个亚群体，而这个群体有多大谁也不清楚。据昌邑市委组织部的调查显示，其市直机关有各类借调干部28人。这仅仅是一个县级市。2005年，岳阳市对借调人员进行了一次清理，全市共计清退借调人员415名。其中，市直清退81名。

　　从这些细枝末梢可以想象，这应该是一个庞大的亚群体。同时，这个亚群体又是如此的隐蔽而不愿惹人注意。对于借调这个标签，甚少有借调干部愿意让人知道，在调查中，只有6.3％的受访对象愿意在交往中让对方知道自己借调的身份，不愿意的占31.3％，其余62.5％对此表示“无所谓”。一位借调干部笑道：“无所谓就是能不让对方知道就不让对方知道。”

　　“漂”在机关

　　借调被借调人员看成上升的阶梯，却又不愿触动这个身份。究其原因，作家大木唯有一声叹息。

　　与何永的借调经历相似，现就职于江苏省残联的大木，1982年从江苏灌南县一乡镇借调到当时一地委组织部工作，十余个月后，被退回原单位；1985年，他再次从灌南县计生委借调至江苏计生委。一年后，再次遭受无法调入的命运。多年后，他将这段经历写进了小说《组织部长前传》中。

　　在小说中，主人翁“贾士贞”借调到省委组织部报到时，被分管处长告知“到组织部培训中心休息，什么时候上班，等待通知”。“这是我特意设计的一个场景，很能反映借调人员的现状。”大木告诉《决策》。在他看来，这种现状就是“漂”在机关：既不在原单位，也不在借调单位，被搁置在培训中心，如同悬挂在空中，找不到一个可以支撑自己的定点与位置。

　　这个场景确如大木所言，形象地描绘了借调干部的现状。在本次问卷调查中，当被问及“您觉得下面哪句评语最适合借调干部的现状”时，选择“身份尴尬，没有归属感”的受访对象最多，达到41.1％。同时，52.6％的受访对象认为借调干部最大的苦恼是“没有归属感”。

　　“漂”在机关将导致一系列的尴尬，其中最直接的体现莫过于工作细节。“当时，我在地委组织部时，没有固定的办公桌，哪位同事出差了就坐在哪个人的位置上。”大木向《决策》倾诉道：“当时每到节假日各单位均会发福利，我们借调人员是没有的。当然，部分单位也会为借调人员准备一份，但是要减半。”

　　这其中，让大木觉得最难熬的日子是开全体职工大会的时候。“如果通知今天开全体职工大会，不用着急，没你的事，你只管在办公室呆着。这个时候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有电话打进来。电话响了你都不敢接，接了你怎么讲呢？”

　　此类细节之多让大木慨然长叹，自嘲道，“那时候我不是二等公民，而是‘等外公民’”。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借调人员可以少做事。实际上，这个群体承担着比正式职工更多更重的工作。问卷调查中，23.5％的受访对象认为“任务重工作忙、调过来就是干事的”。

　　这个数据的鲜明写照是一个网友的博客日记，“被借调过来后，我格外卖力，得了颈椎病、肩周炎，我硬是咬着牙没有影响一天工作。领导讲话稿，我写；领导调研材料，我写；科里的调研课题，我干；日常基础性工作，我全包。一天工作下来，我累得连话都懒得说，就是为了做出让领导满意的成绩。”

　　如此的付出源于一个小人物的惯性思维：领导满意，就有正式调进来的可能，也就能避免“漂”在机关里的尴尬。

　　“你虽然在借调单位工作但不是借调单位的人，借调单位不可能去培养你；同时，你又不在原单位，原单位也不能去培养你。这样一来，如果干得好，对借调单位那仅仅是一种奉献。”何永虽然并不处于这种情况中，但还是承认这种情况确实存在。

　　面对这一最大的尴尬，借调人员试图通过透支自己的时间、精力与工作来避免，但事实往往事与愿违。“借调人员最终能否调入，并不完全取决于他自身，很多东西很微妙。”相关专家告诉《决策》，“而随着借调的时间越长，借调人员可供选择的前途将越少。”

　　对于借调人员而言，如果借调不超过3个月，回原单位不会有影响；如果借调已有半年，是决定是否继续的时刻了；如果借调9个月还没希望调入，激流勇退不丢人；如果借调1年了，那么，就继续坚持吧！

　　但是，如果借调干部久居“编”外，年龄大了再回原单位不甘心，况且原岗位早已被别人替代，调入被借调单位又基本没希望，那么，他们最终必然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改革中的命运

　　进退两难的尴尬并非总能一直延续下去，外部任何细微的变化都会影响借调人员的命运，尤其是在机构改革中。

　　1982年，当大木借调到地委组织部时，“县委组织部的工作人员都瞪大了眼睛”。可以想象，当时他是何等的意气风发，但随后的“地改市”改革却让他的命运拐了一个弯。

　　“当我借调到地委组织部后不久，江苏省就发了一个文件，布置地改市工作。”大木仍然记得，一天，他所在科室的负责人将他与另一名借调人员找来，说“机构改革，人事均冻结了，你们调入的事情以后再说吧”。就这样，大木结束了他的第一次借调。

　　大木不是在变革中被清退的第一批借调人员，也不会是最后一批。不管是国家层面的改革，还是各地自主的变革，如果涉及到借调人员，清退是最常用的做法。

　　2007年，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在乡镇机构改革中，对借调人员同样采取了清退政策。“我兼任编办主任，我的原则很简单，凡是借调干部要调入区直机关的，一律不讨论。”宣州区区长张黎勇告诉《决策》，“对于宣州区各区直机关现有的借调干部，我们也一律要求清退。”

　　相对其他地方而言，宣州区的借调干部尚属幸运。在清退政策之外，宣州区规定他们可以通过参加区政府组织的相关考试考入区直机关。在更多的地方，借调人员面临的只是单一的清退政策，并不享受分流人员的相关待遇。“这些借调人员一旦被清退回原单位，如果原单位也面临机构改革，他们又将首当其冲。”当过6年人事局副局长的大木告诉《决策》。

　　这不仅是他工作经验的总结也是其亲身的经历。“当年，我被清退后，就再也不愿意去地委组织部了，也不愿意去见他们任何人。这个是一种伤痛，这种伤痛已经留下来了，即便看到某些人或物，也会有一种触痛。”大木指着自己胸部，有点自言自语。

　　2008年，又一场机构改革启动。在这次机构改革中，借调人员的命运又将发生如何的转变呢？无人能给出准确答案，在本次问卷调查中，面对新一轮机构改革，50％的受访对象认为借调干部的身份将给他们带来危机，28.6％的受访对象强烈感受到了这种危机，只有21.4％的受访对象没有危机感。

　　46.7％的借调只凭领导一句话

　　显然，借调干部是一个弱势群体，不管是在日常还是在改革中。在本次问卷调查中，当被问及是什么原因导致借调干部处于弱势时，44.4％的受访对象选择了“借调制度不完善”。

　　其实，目前国家尚没有出台一个专门用于规范借调行为的制度或文件。“借调就是各部门一把手的权力。”相关专家告诉《决策》，“甚至借调这种行为，只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规定’。”

　　没有制度的约束必然导致借调的随意性，“比如说：招商局一段时间工作很忙，想从下面找几个人帮忙，局长正好跟某乡镇书记很熟悉，就打个招呼说，‘我这里现在正缺人，能不能从你那里借调几个？’书记一想‘这是好事，还可以锻炼干部，那就去吧。’就这么简单，不需要什么组织、人事部门形成文件，只需领导与领导之间进行沟通。”相关专家在接受《决策》采访时，举例说道。

　　事实确实如此。“我第一次借调时，是地委组织部打电话到灌南县委组织部，说‘我要借调某某人，你们通知一下’。”大木回忆道：“当时还比较正规，县委组织部通知我后，专门开了一个介绍信，上面写着‘介绍某某到贵部工作’。”

　　相较此次借调，大木的第二次借调就简单得多了。“当时我是灌南县计生委副主任，一次到省计生委出差，与省计生委一位主任有工作上的接触。此后不久，就直接打电话给我，让我到他们那边去帮忙，已经给省委组织部打过招呼了，任何手续都没有。”

　　没有任何手续的还有何永。2007年9月的一晚，何永突然接到其街道办事处主任的电话。“他说，区委组织部想让你过去工作，明天你就去他们那儿吧。”第二天，何永就直接到区委组织部报到，就这样，开始了他的借调生涯，几天之后才抽空回原单位收拾东西。

　　这并非天方夜谭。在本次问卷调查中，46.7％的受访对象没有经过严格的借调程序，“只凭领导一句话”，13.3％受访对象的借调“办了相关手续借调”。

    （本文所涉部分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