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人生

　　英语人生

　　我经常在家里拿着英语资料显摆，想让孩子们知道，只有学好了外语，才有出国的机会，才会过上更好的生活

　　《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曹顺妮 北京报道

　　2008年10月6日，对于团结湖街道外语协会的杨景来说，是一个大日子。

　　“我和邓亚萍，还有设计福娃的韩美林，一起领奖。”这一天，75岁的杨景被授予“北京奥运会残奥会优秀志愿者”称号。

　　能从十几万志愿者中脱颖而出，杨景做梦都没想到。成就他的，恰恰是令大多数老年人望而却步的英语。

　　电视大学的一代

　　“电大同学们：我是1981年1月由教育部派来英国伦敦大学进修的，再有四个月就可以回北京了。在近两年的海外生活中，我常常惦记着电大几十万学生，希望同学们能够掌握好英语，为祖国的四化做出贡献。”

　　这是郑培蒂1982年从伦敦写给她从未谋面的“电大几十万学生”的信。这一年，杨景作为电大的第一批学生，正好是入学的第三个年头。

　　“郑培蒂的出现，让我第一次接触到了英语。”杨景说。上中学那会儿，外语课是俄语。1957年，英语出现在初中课程中。1964年，教育部把英语列为第一外语，这时的杨景已经在北京市机电研究院工作了。

　　1978年，教育部决定开办“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让“文革”期间失去学习机会的人上大学。同年7月，教育部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的数量的报告》，12月，改革开放后的首批50名访问学者奔赴美国。

　　教育部做出的这两大举措，点燃了国人走上街头说英语的热情。就在这一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密集的苏州街一带，出现了国内第一个英语角。学英语结束了偷偷摸摸的方式，在大街上说英语、听英语广播也不用再担心被扣上“里通外国”的帽子。

　　1979年2月，电大开始招生，当时已经46岁的杨景成为第一批学生，学习电子专业。

　　“那会儿电视还是个稀罕物，我们15个人围着单位仅有的一台电视上课。”杨景回忆说，“郑培蒂教英语课，教材是北大公共英语系杜秉正编写的。”时隔近30年，杨景仍能记得当时郑培蒂上课的内容：“她从A、B、C字母讲起，教发音，十几节课后速度加快，一年后教语法，每次上英语课，我们都会用录音机录下来，课后反复听。”

　　1957年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的郑培蒂，1979年2月被委任为电大的英语主讲老师，每次上课几十万学生同时听课的盛况，是近年来李阳、俞敏洪等号称万人英语推广课堂所不能比拟的。

　　郑培蒂成为改革开放后国内第一拨英语明星教师之一。美国《人物》杂志、日本NHK电视台等国外媒体对这位拥有百万学生的老师进行了报道。

　　“当时不知道学英语到底有什么用，就是凭个人兴趣，喜欢学。”杨景说，1982年电大毕业后，他重新开始工作，“不和外国人打交道，英语就又放下了。”

　　国际机场报务员

　　与杨景同在团结湖街道外语协会的夏凤芝，因为工作性质，嘴边没离开过英语。

　　“1955年，我成为昆明国际机场的无线电报务员。那会儿最羡慕的，就是每周一次国际航班起降时，老报务员用英语工作。”

　　1964年夏凤芝调回北京，并在天津接受了一年多的英语培训。

　　“周总理说，只有飞出去，才能打开局面。从1965年开始，巴基斯坦、法国、埃塞俄比亚等航空公司的飞机都开始飞进来了。”这时的夏凤芝，“已经能用英语值班了”。

　　“1972年尼克松访华，1977年田中角荣访华，1979年邓小平访美，当时作为国际机场的报务员，我都参与了现场的通信联络。”夏凤芝说，这是他人生中最值得骄傲的时刻。

　　夏凤芝当时还不知道，邓小平访美的成果之一，就是将中美关于派遣留学生的口头谅解转变为正式协议。两年后，国务院又颁布了《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当年美国在中国举行了首次托福考试，北京地区有285人参加。

　　“出国航班上国人越来越多了，主要是去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的。”夏凤芝说，“当时觉得，能出国的都是家里有海外关系的，像咱们这种普通工人家庭，不知什么时候才有机会。”

　　“没想到，1982年我也出去了。”夏凤芝去的不是英美，而是香港。家里的东芝牌彩电、夏普牌冰箱、能别在腰里只有巴掌大小的录音机、老虎牌电饭锅，都是他一趟趟去香港买回来的，“比国内电器出现早好几年，便宜，质量好。”

　　物质带来的满足感和成就感，刺激了夏凤芝和他的孩子们学英语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