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覃丹
“5·12”地震发生后第五天，成都科技进修学院心理学系副教授、高级心理咨询师刘羚，便开始对受灾群众进行心理援助。至今，她仍不定期回灾区做心理回访。在刘羚看来，灾后恢复重建阶段是心理问题的高发期，心理恢复和情感救助需要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而针对不同类型的心理问题，需要采取不同的心理疗法。
疗法一：社会、家人及时肯定
10月6日，距离大地震发生已近5个月。彭州市某村干部朱丽（化名）被诊断为抑郁症。地震发生时，朱丽正和同事一起开会。为了不让桌上倒下来的开水瓶烫伤正在撤离的人，朱丽自己用手接住，开水烫伤了她的腿和脚。带伤跑出后，朱丽很快投入到抗震救灾中。哪怕伤口感染化浓，她也没有休息过一天。
可是，当村民分到板房、孩子们正常上学、自己的生活也走向正常时，朱丽突然发现，自己天天想睡觉，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这时，她才注意到婆婆对她的不满，老公对她的冷漠，以及与孩子之间的距离。”和朱丽的交谈中刘羚了解到，家人觉得朱丽心里根本就没有家。
刘羚说，有些人，在灾难中因救助公众没能够照顾家人，灾难过去，他们面对的更多是内疚和自责。“得到社会和家人的认可是每个人的心理需求，我们应该尽可能地给他们温暖。”
疗法二：夫妻双方及时沟通
地震发生时，都江堰的王强（化名）丢下还在卫生间洗衣服的妻子，独自光脚从5楼家中逃到安全地带。直到剧烈的摇晃过去，他才发现妻子蹒跚着从楼上下来。住进政府分配的帐篷后，王强对楼房仍有强烈的恐惧感，不愿回家、不愿穿鞋，所有生活都需妻子照料。现在，生活逐渐恢复以后，妻子开始抱怨，并提出离婚。
震后的夫妻双方也会有“心理余震”，刘羚诊断说，“最关键的是要加强沟通、交流，让对方知道自己现在需要什么。对对方的不满，也要及时说出来。”
疗法三：给患者一个安全环境
11月12日，都江堰5岁的小女孩李盈（化名）手拿菜刀不断向着母亲和外婆挥舞，在其母亲企图夺下菜刀时，李盈突然将刀狠狠扔出去，砍在外婆的脚后跟上。
刘羚告诉记者，李盈是班上较胖的孩子，地震跑出教室时，被挤到最后面。“出去以后就吓得蹲在地上哭了。”刘羚说，这时，她觉得一定会有人来安慰自己，可老师都在忙着清点学生，没顾得上来哄她。之后，李盈变得很暴躁，爱骂人。“她这也是一种安全感丧失的表现。”
刘羚说，对于类似安全感严重缺失的患者，一味关心和询问是不行的，必须让他们有一个能感觉安全的相对封闭的环境，再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展开心理救助。她建议，灾区的学校应对学生进行定期测量、筛查，及时了解学生存在的心理问题。
相比地震初期，现在一些灾区群众的心理问题不再是志愿者一个拥抱、一次抚摸就能解决的，宣泄已不再是他们排解的途径。刘羚认为，恢复重建阶段，灾区更需要专业心理人士的介入，针对个体进行干预或系统治疗。“从社会来讲，要建立更多的社会体系，比如朋友间的走动、社区组织的活动等，让灾区群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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