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农地改革获三中全会肯定 成渝同呼允许失误

　　成都农地改革：“试验之花”静悄悄地开

　　成都统筹城乡发展改革开始褪掉神秘，这场“静悄悄”的变革终于可以为外界所了解了

　　李秀中

　　[程显煜介绍说，成都这场改革在今年大半年都是悄悄地做，没有对外宣传。

“成都要率先在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领域取得突破，那么任何‘率先’都面临巨大的风险，只能进行可控的、封闭的试验。”]

　　11月15日，“纪念改革开放30年——统筹城乡发展论坛”在成都召开，主办方邀请了众多高端专家学者，就成都试验的做法和经验进行探讨，并希望他们对成都试验提出“宝贵意见”。

　　今年年初，成都市出台2008年“一号文件”，即《关于加强耕地保护，进一步改革完善农村土地和房屋产权制度的意见》。然而由于其敏感性，这项“以超常勇气推进的”改革自3月试点以来一直只做不说。

　　转折点在于十七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明确了改革的价值取向，总体上肯定了成都的实践经验，这使得成都公开探讨这场试验成为可能。

　　成都试验与三中全会

　　成都市社科院院长程显煜说，十七届三中全会的一些新东西在成都看来是有些熟悉的。比如，《决定》明确提出，要搞好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而这正是今年成都力推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内容。

　　其实，在三中全会闭幕后，成都市委机关报《成都日报》就对专家学者和基层农村工作者进行了采访。有专家表示：“全会精神，是对成都这几年探索城乡统筹发展的最大肯定。”“成都在发展探索中遇到了一些瓶颈，全会精神为解决瓶颈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而在十七届三中全会闭幕后的第二天，成都市就正式揭牌成立了农村产权交易所。在这个交易所里，林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农业类知识产权、农业经济组织股权等农村产权均可以公开流转，获得社会资本。

　　程显煜介绍说，成都这场改革在今年大半年都是悄悄地做，没有对外宣传。“成都要率先在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领域取得突破，那么任何‘率先’都面临巨大的风险，只能进行可控的、封闭的试验。”

　　虽然如此，成都的一举一动仍然引起广泛关注，尤其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上的任何一个进展都存在着争议，支持者众多，质疑者也不乏。而相关官员更是讳莫如深。

　　程显煜说：“成都市委是理性的，改革需要突破体制性障碍，但是也必须与法律制度不冲突。”

　　与此同时，四川省委副书记李崇禧还表示，成都的改革，是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符合本地实际的探索实践。四川省在突出抓好成都试验区建设的同时，还根据自身特点和经济发展水平，选择德阳、自贡、广元三市建立省级试验区，梯度推进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

　　四川的设想是成都和三个省级试验区各有侧重进行试点，形成一个统筹城乡发展的路子。比如，德阳市工业化水平较高，寻找统筹城乡改革与扩权强县的新路子；而广元市结合灾后重建，小城区大农村的特点，大力发展工业园区，推动城镇就业，寻找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统筹城乡发展的现实路径。

　　产权制度是改革的关键

　　虽然成都的试验是系统改革、整体推进，但是，各界却主要关注其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当然这是系统改革的关键和基础。但是，对于成都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一直存在着是不是土地私有化的质疑。

　　成都市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家泽说：“在成都市、四川省的学界和政界，都没有听到任何一个人讲成都的土地改革是要搞土地私有化，我们觉得这种提法是非常幼稚的。”

　　陈家泽说，我们的政策建议是，坚持既有的宪政框架，在这个下面以物权法为主要的改革依据，让农民获得以土地为核心的物权权利。这才是我们主要的思考，我们的基本思路是这个。

　　陈家泽强调，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土地所有权是不重要的，而是强调占有权。“英国从11世纪开始就一直在完善自己的占有权，所有的土地都是‘莫非王土’，但是这种占有权是可以交换的，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在论坛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科院人口和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引述了秘鲁一位经济学家写的《资本的秘密》来诠释我们的小农户和大市场之间的矛盾，书中说：“他们有房屋却没有所有权凭证，他们有庄稼却没有契约，他们有企业却没有法人地位。”

　　“10年前的十五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没有逾越体制本身的障碍，而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必须把改革作为发展的动力。”程显煜说，土地制度本身的缺陷是造成城乡二元结构的根本原因所在。

　　其实，对于目前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郭晓鸣说：“中国土地改革可以分区域、分步骤推动，未来改革方向是产权清晰、充分流动，同时有效实施用途管制。”

　　他认为，“不同的区域存在不同的推进方式和推进节奏。比如在四川丘陵地区，人多地少，很多人外出打工，导致耕地粗放经营甚至抛荒现象日趋严重。在类似地区，耕地利用率低是突出矛盾,因而应率先加大力度推进承包地流转的制度创新。”

　　“但是在成都这样城市化高速推进并且正在进行统筹城乡试验区建设的地区，有工业化、城市化扩张的强烈需求，有较好的前期发展基础,同时承担有带动周边区域快速增长的任务。在这样的局部区域，以相对封闭的方式，采取风险可控的措施，实施渐进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改革探索应当是允许的。”郭晓鸣说。

　　成渝同呼允许“试错”

　　不过，这项改革所面临的障碍绝非一朝一夕能够破除。

　　重庆与成都去年同时获批全国统筹城乡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此后，重庆推行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设立公司的“股田制”改革，但在今年，这项尝试被 “叫停”。

　　“这个试验和一些制度有冲突。涉及到产权问题，‘股田制’是不是一种办法都需要探索。农民用承包土地的未来收益入股，也是可以的，这是一个探索。因为土地制度改革本身还有一个过程。”重庆市发改委副主任徐强说。

　　徐强说，“股田制”并不是唯一的方式，可以通过专业合作社，把农民的利益考虑得更充分一点，农民的承包地不能直接作为注册资本金来入股，它可以通过专业合作社来成为一个合作经济组织。

　　在徐强看来，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需要大胆实践。中央设立重庆、成都为试验区，要求成渝两地先行先试率先突破，建立体制机制为全国提供经验，既然是试验区，就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误，成功就推广，失误就进行纠正。

　　“本来试错可以不提，但是试验区本来就允许失误嘛，如果都看准了还试验什么。”徐强对记者说。

　　“我个人认为设立试验区封闭试验就是把失误控制在最小范围，降低纠错成本。因此我们在进行改革的时候必须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只要有利于城乡统筹、推动发展的我们就可以试，不要事事都要请示上级同意，但是同时我们也希望在我们探索实践的过程中有一个宽松的社会氛围和外部环境，对有些看不准的问题可以先试一试再说，不要急于下结论。”徐强说。

　　蔡昉也认为，改革试验区的核心就是试验，就是要解放思想，大胆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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