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奖：走向公开选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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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向公开选拔

　　时至今日，干部公开选拔任用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可是，回顾干部选拔任用从“秘密”到“公开”的历程，不能不说是艰难曲折的。

　　20年前的1988年10月，我调出县委组织部，到新设立的永兴县体改委担任副主任（主任由县长兼任）。

　　并非谦虚，我一生最遗憾的是没有读什么书，上中学时遇上“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整个中学阶段由6年缩短为4年，所学内容主要是“毛主席著作”，再就是精简得不能再简单的语文、数学（高中阶段增加了物理、化学、英语）。不过尽管如此，我自以为学习还算努力，在正处“右倾回潮”时期的高中阶段，我的学习成绩始终在全校名列前茅，却因当时取消了高考没有圆大学梦。1973年初我回乡当了农民，盼望“推荐”上大学，然而因为没有经济基础和政治背景，只能做着“黄粱梦”。求学无望，投笔从戎，我毅然去了新疆当兵。谁知命运不济，先年从军，次年便恢复了高考，由于警卫部队职能特殊，参加高考仍然需要组织推荐，我的“大学梦”再次破灭。以后我再也不做这个梦了，还是老老实实听天由命吧。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组织人事制度也开始改革创新，各级“革委会”成为历史，被“踢开”的党委恢复了领导地位，大批老干部走出“牛棚”返回领导岗位，新鲜血液及时得到补充，干部选拔任用很快恢复了考任制。1983年初，郴州地区从农村基层干部和退伍军人中招考区社干部，已经成家生子的我才如愿以偿。由此可见，仅仅一个“贫血”的高中生，怎么能够胜任不仅是“一把手”、而且是以“务虚”为主的体改委领导工作呢？

　　然而既然已上船，便不能激流勇退，面对困难只有想办法解决。体改委是新组建的单位，我的弱项，也许可以通过干事的强项来弥补。只是人才未必能够轻易得到，我还没有正式上任，众多领导就向我“推荐”了20多个“人才”，4个编制的“庙堂”，哪能容纳这么多有根基的“和尚”？于是，我终于想到了一个绝招——公开选拔调入。

　　未料这个想法一冒出，便遭到来自各方面的议论。一是说我“出风头”。公开选拔任用干部，本县没有先例，全国也还是处于尝试阶段，我重兴“科举”、搞新鲜名堂，明显是出风头。二是说我“耍滑头”。曾经向我“推荐”过“人才”的领导便以为我不买他们的帐，采用愚弄人的方式，虚晃一枪摆脱他们。三是说我会“摔跟头”。组织人事工作历来是很严肃、极秘密的，新“科举”必然对正常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形成强烈冲击，造成了干部人事工作的负面影响，不摔跟头才怪呢。“贴心”的朋友也提醒我要亲自“抓人头”。单位用干部，“一把手”说了算，公开选拔难以选到“自己心目中的人”，还是亲手抓“亲信”、选用“听话的”稳当。面对众说纷纭，年轻气盛的我并不想打退堂鼓。在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的坚定支持下，公开选拔工作按计划执行。尽管前来问讯探路的人络绎不绝，正式报名者却只有15人，经过有关部门联合组织严格考试考核，最后从高分到低分选定其中的2名年轻干部调入了县体改委工作。

　　随着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组织人事制度改革随之深化，考任制、聘任制、选任制全面推行，从干部新增补员到公务员选拔，从一般干部调动到领导干部选拔任用，范围越来越广。1995年郴州撤地建市后，首次进行公开选拔处级干部。当时我年龄已经超过35岁、快40周岁了，又是一名科级干部，不符合报考副处级职位的年龄条件，好在我担任了近8年的正科级干部，符合报考正处级职位的职务条件。人生难得几回博，我决定抓住这次也许是一生中最后一次难得的机遇，报名参加了博弈。通过笔试、面试、民主推荐、组织考察等严格程序，我虽然只获得“市旅游局局长”职位的第3名而没有被提拔任用，却还是在1996年被组织上调到市环保局担任了办公室主任。

　　此后这10多年，公开选拔任用领导干部成为组织人事工作的热门，成为不少年轻有为干部关注的焦点。每当得到这方面的信息，我心里总会产生跃跃欲试的躁动，只是面对选拔条件，无情的冷水又浇灭了心中的火花。毕竟“年纪大了，文凭小了，身体也不好了”，与公开选拔这条路拜拜了。但是，欣喜地看到考任制、选任制、聘任制等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实现规范化、制度化，我由衷感到高兴，也时常为自己一生曾经参加过考干考“官”、曾经参与了波澜壮阔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并亲自主持过一个地方的首次公开选拔活动而感到欣慰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