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陈伯吹：
永不熄灭的烛光
文/徐鲁
凤凰起飞
1947年夏日里的某一天下午，女孩从上海市第十六区国民小学放学回家，她拿出了爸爸送给她的那支崭新的钢笔，在那个寂静的失眠的深夜里，倾倒出了自己幼小心灵中全部的同情和爱心，写成了一篇凄婉感人的故事《可怜的小青》。
小说寄走之后，她等啊等啊，天天都站在家门口等着邮差到来。终于，她没有失望。不久，《大公报》的《现代儿童》副刊上登出了《可怜的小青》。她惊喜地、爱不释手地把自己的小说看了一遍又一遍，甚至还把报纸贴近鼻子，闻了闻那印成了铅字的名字和文章所散发出来的墨香……
这个幸运的小女孩，就是现在早已名满天下的台湾言情小说作家琼瑶。她当时还未满10岁。为她编发了这篇《可怜的小青》的编辑，就是现代著名儿童文学家和编辑出版家陈伯吹先生。他当时是《大公报》的《现代儿童》副刊编辑。
从1947年夏天创刊，到1948年11月被迫停刊，《现代儿童》副刊共出版了78期，当时上海和其他城市的许多儿童文学作家，如仇重、陈伯吹、范泉、黄衣青、方轶群、何公超、金近、贺宜、沈百英、郭风、包蕾、任大霖、严冰儿（鲁兵）、圣野、施雁冰等，都在这个副刊上发表过作品。当时许多像凤凰那样的小学生，都十分喜欢阅读这个儿童副刊。出现在这个副刊上的作品除了童话、小说、故事，还有寓言、诗歌、剧本、科学小品、科学小试验、历史故事、手工、谜语、连环画等。它们成了那个年代里上海儿童课外生活里的一片小小的芳草地，是他们童年记忆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但是就连在这块园地里发表过自己第一篇小说的琼瑶，当时也未必知道，在她的《可怜的小青》的背后，有这么一位默默的、勤恳的园丁细心地培植和守护着这一小片芳草地。
陈伯吹先生（1906—1997）是跨越了中国现代和当代两个历史时期的儿童文学家、翻译家、编辑出版家和教育家，是中国儿童文学的一代宗师和巨擘。在他91年的生命履历中，有75年是在儿童教育、儿童文学创作、翻译、编辑、出版和研究中度过。他的一生是为儿童的一生。他献出了毕生的心血，为幼芽和小苗洒上泉水。春蚕吐丝，落英成泥。他善良和纯净的灵魂，将伴随着他留下的无数篇童话、小说、诗歌、散文和翻译作品，在人间飞翔，在一代代小读者的记忆里存活和流传，直至永恒。
当我们回首遥望他91年曲曲折折的人生长途，寻找他那风风雨雨中的生命源头，便不能不回到那迷失在岁月深处，迷失在江南烟雨中的，他的故乡……
故园风雨
1906年，陈伯吹出生在上海市宝山区宝山县的罗店镇上。他的小学时代是在宝山县立罗阳小学(今罗店小学)度过的。之后又在宝山县甲种师范讲习所（相当于今天的初中）念了3年书，毕业后分配到杨行乡朱家宅第六国民学校(今朱宅小学)当教员。世界上有许多儿童文学作家都是小学教师出身，这似乎也证明了一个道理：儿童文学从来就是和儿童教育有着密切联系的。
正是在朱家宅第六国民学校任教的日子里，这位17岁的小学教员，做出了他未来的人生选择，同时也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1923年，他开始了儿童文学写作，写出了第一部中篇小说《模范学生》(后来改名为《学校生活记》)。两年之后，1925年2月，这位十分用功和敬业的小学教员，又被调到县立淞阳小学(今宝山实验小学)任国语和算术教员，同时担任初级部主任，兼任三、四年级班主任。
这是一个布满风雨的时代。1926年10月，北伐军已经从广州北上，攻克了武汉。不久，北伐军又顺着长江东下，进入南京和上海一带。爱国的人们都在心中幻想着，军阀割据的时代就要结束，新的希望到来了。一个十分寒冷的夜晚，在设在宝山文庙内的城中小学，陈伯吹神色庄重地参加了一个秘密的入党宣誓仪式，加入了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地下组织。
白天，他在课堂上向学生们传授文化知识的同时，也常给他们讲述革命的道理，激发学生们反对封建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热情；晚上，他把自己关在一间狭小的宿舍里，偷偷阅读一些思想激进的书籍和刊物。一种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在鼓舞着他。他的创作热情也异常高涨，不断有新的作品问世。作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领域早期的、为数不多的作家之一，他在文坛上已崭露头角。
然而重要的还不仅仅是这些。这个热血青年的灵魂，正在经受时代风雨的洗礼。1927年4月，蒋介石突然叛变了革命，把屠刀挥向了猝不及防的革命者。腥风血雨和白色恐怖，笼罩了全国。在此后的那些日子里，淞阳小学的校园，看上去虽然像往常一样平静，但是在陈伯吹的心中，却翻卷着汹涌的巨浪。
那些日子里，在淞阳小学校园午后的亭子里，在远离人声的小花园一角，有一个身穿西装、神色坚毅、大学生模样的人，经常出现在陈伯吹和他的另外三位志同道合的同事面前。他们一起谈论当前的局势，谈论国家的前途与命运，也谈论教育、哲学和文学。陈伯吹和他的三位同事被这个青年人的思想和热情深深地感染着。他们心里都已经明白，这个青年人不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而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他的任务大概就是在这一带的大、中、小学里团结一些进步的教师，发展革命的力量。
果然，没过多久，陈伯吹就被安排在这一带的学生和群众中间散发和张贴传单，揭露蒋介石的罪恶行径。为了在白色恐怖下有效地保护自己，他还细心地教给了陈伯吹秘密张贴标语的方法：最好是四个人合作进行，一个人在附近望风，一个人刷糨糊，一个人迅速地张贴，另一个人身藏标语随行在后面……
1928年2月的一天，上海出版的《申报》、《新闻报》等报章的“吴淞地方新闻”栏里，都刊载了这么一条新闻：共产党员黄忆农，年十九岁，致力赤色鼓动，妄图颠覆政府，着即执行枪决……。不幸的消息使陈伯吹和他的三位同事既震惊又愤怒，此时他们才恍然大悟，那个被处决的黄忆农正是出现在小学校园里的革命青年。
后来陈伯吹得知，这位名叫黄忆农的青年革命者——他人生道路上最早的引路人，又名黄临川，牺牲前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吴淞区委书记。
1928年6月里的一天早上，陈伯吹正在教室里给学生讲课，突然，几个宪兵冲进了教室，逮捕了他。这几个宪兵是吴淞宪兵司令部派来的。同时被捕的还有他的同事徐文学。
宪兵们押着他们往宿舍方向走去。他们明白，宪兵们是想去搜查一些所谓的“证据”。这时候出现了一个使两位老师都意想不到的“插曲”。原来，当宪兵们闯进教室的时候，有一个曾经多次听过陈伯吹讲述革命道理的学生，灵机一动，悄悄溜到了教员宿舍，赶在宪兵们到达之前，把两位老师藏在宿舍里的一些革命书刊都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宪兵们一无所获，就悻悻地把他们押到了县衙。因为实在找不到什么“证据”，宪兵们只好意带恐吓地说了一通“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废话，然后叫校长出面作保，保证这两个人都是安心教育、不问政治的“放心教员”，才把他们放了出来。
不是用稿纸和墨水，也并非用小说、诗歌和童话，而是用自己的行动，用追求一个崇高的理想、靠近一个壮丽的革命事业的心，年轻的作家陈伯吹在故园的风雨岁月里，写下了一曲慷慨难忘的青春之歌。
故国山河，风雨飘摇。这件事平息之后，陈伯吹和徐文学都十分清楚地意识到，继续在宝山待下去，恐怕会遭遇什么不测。这年年底，他们一同辞去了在宝山县立淞阳小学的教职，然后一起离开故乡，来到了上海。
初到上海
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上海，已经是一座散发着现代气息，放射着Light（光）、Heat（热）和Power（力）的国际大都会，号称“世界第五大城市”，并被誉为“东方巴黎”。它是当时许多向往现代文明的青年文学家所倾慕的地方。
1929年2月，23岁的陈伯吹来到这座布满霓虹灯光的大城。然而，大上海是那么大，而陈伯吹却那么小。他不是怀着发财、冒险和寻找刺激的梦想而来的，他来这里是为了寻找一条生路，是为了给自己未来的人生和命运寻找一块小小的空间。他是家中的长子，父亲和二弟都已去世，三弟当学徒尚未满师，上有年老的母亲，下面还有妹妹和两个正在念书的弟弟，全家的经济来源几乎都落在他一个人肩上。他来到上海，一文不名，而只有一支笔。于是，他只能靠写作、投稿，换取有限的一点稿费来维持全家的生计。
他先是在上海私立幼稚师范学校当了一名地理课教师。像法国那位写《昆虫记》的贫穷的生物老师法布尔一样，他并不满足自己仅有的那点学历，于是又报名参加大夏大学高等师范专修班的考试，最终被录取。这样，他在上海总算有了一点立足之地。上午他在幼师学校给学生上课，月薪只有14元；下午就到大夏大学当学生听课；到了晚上，就躲在幼师所在地槟榔路(今安远路)潘园的一间只有5平方米的宿舍里，彻夜笔耕，常常写到“不知东方之既白”。
为了挣钱养家，一开始时他什么题材都写。他根据自己失恋的经历写过一个中篇小说《畸形的爱》，接着又把这段经历写成了长诗《誓言》。他给当时有名的文学杂志《小说月报》投稿，却得到了该刊主编、著名作家郑振铎的一个忠告。郑振铎做过《儿童世界》主编，熟悉陈伯吹的“强项”在哪里。他从陈伯吹的职业优势和创作专长考虑，劝他扬长避短，专攻儿童文学，那样前途会更广阔。这是一个决定了陈伯吹此后人生方向的忠告。陈伯吹欣然接受了。或许这其中早就有某种因果联系，正所谓“茎里有的，种子里早就有了”。也如诗人弗罗斯特笔下的“林中的道路”：“当我选择了人迹稀少的那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从此以后，陈伯吹就心无旁骛，把自己的人生追求和全部的命运，与儿童和儿童文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红蓝铅笔
“欲把名声充宇内，先将膏泽布人间。”陈伯吹用一支红蓝铅笔作为参与社会、改造社会、创造生命价值的工具和武器，从1929年2月起，他在上海幼稚师范学校担任教职长达10年。1930年起，他为北新书局主编《小学生》半月刊，同时还为小学生编写了《小朋友丛书》等儿童读物。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在吴淞口发动战争，对上海进行了疯狂轰炸，致使这座大都会的经济、文化、民生设施都遭到大规模的破坏。上海的书刊出版业也没有幸免。当时，雄霸上海滩书业的商务印书馆损失最为惨重，不仅收藏繁富的中西文图书馆毁于炮火，印书馆的印刷设备也几乎瘫痪。1月29日这天上午，陈伯吹听到凄厉的警报声掠空而过，急忙跑到北新书局三楼阳台上，只见商务印书馆编辑所、印刷所和商务印书馆的东方图书馆浓烟滚滚，火焰冲天，漫天的纸灰就像黑色的蝴蝶四散飘飞。陈伯吹在阳台上拾起一片未烧尽的纸一看，竟是《辞源》的残页！当时他的心中充满了愤怒，日本侵略者不仅侵占了我国的领土，还如此践踏和毁灭我们中华文化的宝贵遗产，这是多大的国耻和民族屈辱啊！
那一段日子里，陈伯吹把手里的红蓝铅笔握得紧紧的，恨不能让它们变成刺向日寇的利刃！他把满腔的怒火化为笔下的文字，奋笔创作了中篇小说《华家的儿子》、《火线下的孩子》等作品。《华家的儿子》是一部“战斗性”很强的作品，小说里的“华儿”是在屈辱中奋起的中国人民的形象，他想通过这样一个形象，唤醒全国的少年儿童，坚强起来、团结起来，不做亡国奴，而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中国人”。这部小说在当时的《小学生》杂志连载后，又出版了单行本。它不仅是陈伯吹创作生涯中的一部重要作品，也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上的一部名著。后来，在新四军领导的抗日地区的一些学校里，这本书成为学生课外阅读的补充教材。除了《华家的儿子》，陈伯吹在1932年和1934年又先后写出了他的另外两本童话名篇《阿丽思小姐》和《波罗乔少爷》。
淞沪停战协定签署后，战事暂告结束，社会秩序逐渐恢复，书刊出版也百废待兴。从1934年起，陈伯吹担任儿童书局编辑部主任，主编《儿童杂志》、《儿童常识画报》、《小小画报》三种杂志，同时还和儿童书局的同事一起，编辑了一套有两百本之多的《儿童半角丛书》，120本《我们的中心活动丛书》等。童话大师安徒生在自传里说到过，他青年时代为了童话而付出的努力，“就像一个山民在坚硬的花岗岩上开凿石阶一样”。陈伯吹也是如此。在忙碌而沉重的编辑工作的同时，他又在1940年至1941年间攻读了大夏大学教育学院的课业，获得了教育学学士学位。
然而，那是一个灾难的年月，是一个血与火的年月。不久，日本人在太平洋发动了珍珠港事件，上海这座最后的“孤岛”也随之沉没了。儿童文学家和编辑出版家们所有美好的计划和梦想都被战争的炮火给摧毁了。1942年10月，陈伯吹化装成商人，悄悄离开了上海，辗转到达四川北碚，担任北碚国立编译馆教科书部编审，负责小学国语教科书的编写。当时，中华书局也搬迁到那里。中华书局创办的《小朋友》杂志，从1922年4月6日创刊到1937年“八·一三”事变被迫停刊，每期都发行5万多份，一直居全国刊物发行量之首。不久，陈伯吹受聘筹备《小朋友》杂志的复刊工作。经过4个多月的努力，这本在我国儿童期刊史上资历最久、影响最大的杂志，终于在1945年4月1日又跟广大小读者见面了。陈伯吹担任了《小朋友》主编，把几乎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这个刊物的编辑工作之中，编稿、写稿、审稿，一支小小的红蓝铅笔，描画着他生命的全部色彩。抗战胜利后，他返回上海，仍然主编《小朋友》杂志。1947年又兼任《大公报》副刊《现代儿童》主编。
这正是新中国成立的前夕。黎明的到来，终究不可抗拒。陈伯吹在一篇童话里写道：“再耐心点儿吧，孩子！春天不久就要到来。那时候，水面发亮了，水也温暖了，你可以自由自在地浮游到水面上去了。”
与幼小者
1936年的某一天，陈伯吹曾在上海内山书店见过鲁迅先生一面，亲聆过这位文学大师的教诲。“我跟鲁迅先生的会面是偶然的、短暂的，但是鲁迅先生的容貌常常出现在我的脑子里。我一直想着鲁迅先生多么关心少年儿童，多么关心少年儿童的读物。”陈伯吹后来曾回忆说，鲁迅先生是真心诚意地关心下一代，真心诚意地为下一代服务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陈伯吹毕生也将鲁迅先生的这两句话奉为圭臬，并身体力行。
新中国成立后，陈伯吹感到，中国儿童文学的春天来到了！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新生的共和国的教育和文学事业中。这时候，他仍然担任着中华书局的《小朋友》杂志主编，同时还被大夏大学、圣约翰大学、震旦女子文学院等聘为兼职教授。他在这些大学里开设了“教材教学法”、“儿童文学”等课程。
1952年12月28日，新中国第一个少年儿童出版社宣告成立，陈伯吹被任命为副社长。《小朋友》杂志并入少年儿童出版社继续出版。1954午10月，陈伯吹调到了北京，担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兼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1957年5月，他又调到中国作家协会成为一名专业作家。
这个时期，他不仅为新中国的孩子们写出了许多美丽的童话、诗歌和小说，如短篇小说集《中国铁木儿》、童话集《幻想张着彩色的翅膀》、散文集《从山冈上跑下来的小孩儿》、论文集《儿童文学简论》等等，还经常到中小学校、青少年宫与孩子们座谈、交朋友，参加少先队员们的夏令营和冬令营，与国内外许多少年儿童建立起了真挚的友谊，经常通信往来。
他曾在一篇散文里记录过这么一件事：1957年5月的一天，他接到一所中学发来的红色请柬，邀请他参加学校师生组织的一次“书节”活动。联欢会上有不少苏联的中学生，其中一个有着金色头发的女孩，名叫拉丽莎。她转动着蓝宝石般晶亮的大眼睛，热情地邀请陈伯吹和她一起做游戏。这是一个很有趣味的节目，叫“三脚竞走”，两人一组，四条腿扎成三条腿。事前，机灵的拉丽莎先做手势向作家示意，等笛声一响，他们便协同一致地开步走，嘴里还有节奏地边走边喊：“拉斯——特伐！拉斯——特伐！”（俄语“一、二！一、二！”的意思）就这样，他们两人密切配合，步调一致，结果赢了别的小组，夺得了这个项目的冠军。
在胜利的喜悦中，拉丽莎问陈伯吹：“您写的童话里的那只猫，后来究竟能飞不能飞呀？”原来，她读过这位中国作家写的那篇著名童话《一只想飞的猫》。作家笑着反问她：“你看呢？”“不能。”她边说边摇头。“为什么？”“因为它太骄傲了！”拉丽莎回答说。“为什么骄傲了就不能飞？”作家又追问道。这时候，小女孩漂亮的脸蛋上浮起红艳艳、羞答答的微笑，说：“还不是因为骄傲了，就不愿好好地用功学习了！”接着她又补了一句，“这样子骄傲，即使真的长上了翅膀，也不能飞啊！”
这件小事，给陈伯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觉得这个年纪小小的女孩子，不仅对他的作品理解得深切，而且还有自己的分析与推理。他从这件事情想到了自己作为一个儿童文学作家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他认为，无论是童话，还是其他样式的儿童文学作品，都应该善于引导孩子们向前看和向上看，都应该“像老师般地关心教育的影响”，同时又绝不“疾言厉色地扬起戒尺来教育它的读者”。到了晚年，陈伯吹还多次引述鲁迅先生的那段“与幼小者”的名言：“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多么真挚诚恳的肺腑之言啊！令人肃然起敬。”陈伯吹在一篇文章里写道：“作为从事儿童文学的作家们，就是该有这样高尚的心态，坚定的毅力，勇往直前的气魄，为指向少年儿童光明幸福的去处而靡寒靡暑地不遗余力。”
伯氏吹埙
20世纪80年代末的一个秋天，在我的故乡胶东半岛的烟台芝苤湾海滨，中国文联和一些单位召开了一个全国性的儿童文学研讨会，我有幸作为一名青年作者应邀与会。当时我的第一本儿童文学作品集《歌青青·草青青》即将在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就在这次会议上，我有幸认识了仰慕已久的陈伯吹先生。那时他已经进入耄耋之年，所有人都尊称他“陈伯老”。他穿着一套浅灰色中山装，清清爽爽的，扣子系得一丝不苟。清瘦单薄的身材，满头的银丝，神色里充满慈祥和仁爱，说话的声音很小，也很柔和，给我的印象就像是秋阳下的一片朴素、干净和透明的叶子，历尽了沧桑，而呈现着自己无言的华美。
大概是因为这次与会者中，陈伯老的年寿最高，而我的年龄最小吧，所以会议期间去蓬莱阁等名胜古迹参观游览时，搀扶和“保护”陈伯老的任务，就十分光荣地落在我身上了。这的确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近距离接触大师的机缘。陈伯吹精神矍铄，只有在攀登较高的石阶和楼阁时，我才会手臂挽手臂地搀扶他一会儿。他的身体是那么轻小单薄，就像一个小孩子。那几天里，我觉得我能那样近地和他在一起，真是幸福啊！即使在将近20年后的今天，重新想起来，我仍然感到一种温暖和激动。
记得坐在路边休息、聊天的时候，我曾好奇地问过他：“陈伯老，您的名字很特别哦，这里面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呵呵，我几乎大半生都在向朋友们解释这个问题。”他微笑着给我解释说，他原来的学名叫“汝埙”，后来念私塾时，有位先生见了这个名字，说与其叫“汝埙”，则不如用“伯吹”二字更有意思。这几个字出自《诗经·小雅》中的《何人斯》一诗：“伯氏吹埙，仲氏吹篪。”“伯氏”指兄长、哥哥。他正是家中长兄。1926年他在儿童刊物上首次发表作品，就署了“陈伯吹”作为笔名，后来这个名字就渐渐取代了原来的“汝埙”。
原来是这样啊。那次陈伯老还告诉过我，他另有一个笔名叫“夏雷”，源自他的乳名“雷宝”。他是农历六月二十四日出生的，依照他的家乡宝山的习俗，这一天是“雷公”的生日，所以长辈给他取名“雷宝”。后来他就给自己取了“夏雷”这个笔名。由这个笔名后来又衍生出另一个笔名：“夏日葵”。陈伯老在给一些报纸写杂文时，常常署名“夏雷”或“夏日葵”。
但他写得最多的，还是儿童文学作品。80年代以后，他为孩子们创作、翻译了《摘颗星星下来》、《童话城的节日》、《海堤上遇见一群水孩子》、《好骆驼寻宝记》以及《绿野仙踪》、《小夏蒂》、《普希金童话》等许多作品。这是一代儿童文学大师对幼小者的牵引与爱护，是一棵年老的大树对身边的小花小草的默默的关注与祝福。
春蚕吐丝
2003年12月，第二十三届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在上海颁奖，82岁的老作家、翻译家任溶溶先生，获得当年特设的“杰出贡献奖”。颁奖会上，主持人请任老讲几句话，不料，这位真诚、单纯得像一个小孩子般的老作家坐在台上还未开口，竟先呜呜地哭出了声。全场来宾顿时愣住了。不过任老很快就从激动的情绪中恢复过来，他说：“我实在是太喜爱儿童文学了，这次得奖是我一生最大的荣誉。我现在还是那么喜欢写儿童文学……”最后，说到动情处，任老把千言万语变成了一句话：“儿童文学万岁！万万岁！”
从这件事，一方面可以看出，任溶溶这样一位毕生从事儿童文学写作与翻译的老作家的纯净、可爱的性格，也正好折射出了儿童文学单纯和伟大的魅力，同时也不能不使我们觉得，在任老的感动与感激里，还包含着他对“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的创立者、前辈作家陈伯吹先生的景仰与感念。
陈伯吹一生俭朴，平时节衣缩食，粗茶淡饭，绝不追求额外的物质享受。老作家、评论家樊发稼曾回忆说，他第一次到上海瑞金路陈伯老家，是在一个上午，到达时陈伯老正在用早餐。他简单的早餐给樊发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碗薄薄的大米稀饭，半个咸鸭蛋和几根咸菜丝儿。
樊发稼还记得这样两件小事：一次，海燕出版社在北京召开作家座谈会，出版社得知陈伯老正巧也在北京，便热情邀请了他，并委托樊发稼接送陈伯老。当时北京有两种出租车，一种是黄色的“面的”，车费比较便宜；一种是“夏利”，车费稍贵。樊发稼去接陈伯老时，要的是一辆稍微舒适一点的“夏利”，车已开到他门口，他已“无可选择”；但开完会回去时，陈伯老却坚持要他叫了一辆“面的”，他说：“能为公家节省一点就节省一点。”
另一件事是在1993年2月19日，陈伯老在北京儿子家过冬“避寒”后乘火车返沪前一天，樊发稼去北大寓所看望陈伯老，问他是否买到了软卧车票。陈伯老说：“家里人要给我买软卧，我没同意。北京到上海，只要十几个钟头，过一夜就到了。我的经济不富裕，还是省点钱吧！”
就是这样一位一贯省吃俭用的老人，却在1981年春天，把个人一生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55000元，慷慨捐出，设立了一个“儿童文学园丁奖”（后来人们为了感念他，而改名为“陈伯吹儿童文学奖”），作为儿童文学评奖的基金，存入国家银行，以每年的利息奖掖一些优秀作品，旨在激励大家为孩子们创作出更多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
1989年，老人曾给当时在中国作家协会主持儿童文学委员会工作的文学评论家束沛德写信说：“……我的捐款，受通货膨胀的影响，愈来愈贬值……1980年我的捐款几乎可以在上海购三幢房子，如今则半幢也买不到了，令人气短！……”束沛德后来回忆说：“当时我读着这封信，不禁潸然泪下。陈伯老为了鼓励优秀创作，奖掖文学新人，真是愁白了头、操碎了心啊！所幸的是这项评奖在有关部门的帮助支持下一直正常运转、如期举行……”
如今，“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已经评到了第二十七届（2007年），几乎每年都会出版一本获奖作品集。二十多年来，总共有近两百位儿童文学作家荣幸地获得过这个奖项。我记得在1994年（第十四届）的获奖作品集里，梅子涵曾由衷地写下了这么几句话：“谢谢敬爱的陈伯吹先生。是他设立了这个奖项。……我对他老人家只说谢谢怎么够！在中国的儿童文学中，陈伯老是个伟大的人！”这些话，其实也代表了中国所有为儿童写作的人的景仰与感激。
除了倾其所有而设立了“陈伯吹儿童文学奖”，陈伯老在晚年所做的另一些“吐哺”工作，就是如当年鲁迅先生在世时一样，点燃自己的膏血，做给文学青年们照亮的灯盏。
他以耄耋高龄，为众多的儿童文学新人阅读稿子、点评习作、撰写序言、函来信往，从不厌烦，甚至亲自抄写和推荐稿子。樊发稼回忆说，1985年夏天在昆明开会，他曾和陈伯老同住一室，亲见老人每天天未明即起，抓紧时间赶写文章。有一天，樊发稼早晨6时醒来，见陈伯老已在伏案写作——正在为一位青年作家的书写序。樊问他什么时候起床的，他说“大概三点不到吧”。原来，为了不因他的早起而打扰樊发稼睡觉，陈伯老起来时特别小心，尽量不发出声响，而且还用报纸把台灯遮起来，天亮了也不敢拉开窗帘。据樊发稼了解和统计，那些年凡是有青年作者请陈伯老为自己的书作序，他总是有求必应。自1977年到1997年他逝世前的20年中，他为人写序竟达200多篇，光序跋集子就出了4本。
《少年文艺》主编任哥舒，是陈伯老亲眼看着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编辑家和童话作家。哥舒说，他多次经手过陈伯老亲自推荐来的文学新人的稿子，有时候陈伯老甚至亲自一趟一趟地把稿子送到编辑部里来。哥舒对陈伯老为青年作家们写的那些序言也有着深深的记忆与感动。他记得，陈伯老在某一篇序言的最后这么写道：……写到这里，我实在是没有力气再往下写了，那么就只好在这里打住吧。“他是把自己生命里的最后的一点点力气，也奉献给了儿童文学，奉献给了后来者……”任哥舒感慨地说。
春蚕吐丝，老燕衔泥。这一切都源自他心中的那片长情大爱！我想到了陈伯老在《凤凰城的孩子们》里写到的一行文字：“你们是爱我的，我知道，我也爱你们啊……”
家教风范
陈伯老的儿子陈佳洱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1954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物理系，20世纪60年代曾在牛津大学就读，回国后从事粒子加速器的研究工作，并任北京大学教授。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6年又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并担任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亚太物理学会联合会主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等职务。
“父亲是教师出身，写作品很重视它的教育性，寓教育于作品之中。”陈佳洱先生回忆说，“父亲从小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的言传身教，教我怎么做人。他对科学特别热爱。他告诉过我，如果当初不是生活所迫，他肯定会选择数学，成为一个数学家。但是因为当时没有钱，家里需要经济支撑，他选择了去念师范，然后当小学教师、小学校长，这么一步步成了儿童教育家和儿童文学作家。”
“他为人很谦和，也很善良厚道。他不断地给我一些他所爱好的科学的教育。我记得我那时候年纪还很小，他经常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写东西，不要我打扰他。有一次我溜进了他的书房，那天下午正好是雷雨天气，闪光和震耳的雷鸣把我吓哭了。他叫我不要怕并问我为什么会打雷。我说这个我当然知道了，这是雷公公要劈不孝之人。他说你怎么知道的？我说是邻居老奶奶给我讲的。他说，不对不对，打雷是云层里面带的阴电和阳电中和的结果，比如你这一只手是阴电，另一个手是阳电，两个手一拍就‘打雷’了。他一边说，一边还比划着给我看，还拿来一块玻璃板，两边用书垫起来。他要我妈妈剪了一些小纸人，放在玻璃板下面，当他用绸布在玻璃板上面摩擦时，我看到这些小纸人竟在玻璃板下上上下下地跳起舞来……”
拳拳的父爱之心和以身作则的人格力量，不仅对自己的儿子发生着巨大的影响力，陈伯吹先生作为一位诚恳和辛苦的兄长，也像慈父一样，言传身教地把自己一位最小的弟弟陈汝惠，培养成了厦门大学的教授和学者。良好的教育风范使陈汝惠先生的一个儿子陈佐洱，也如堂兄陈佳洱一样，成为了国家的栋梁之材，担任过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等职务，在香港回归祖国与英国的谈判中发挥了重大作用。陈伯老的另一个侄子陈佐湟，则是一位誉满东西方的著名音乐指挥家。
“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而且又有奉献之心的人。”当陈佳洱这位赫赫有名的科学家谈起父亲对他的成长和人生观的影响时，他感到最为深刻和重要的，就是这一点。他说，上中学时，有个电影叫《发明大王爱迪生》，在上海放映，那时父亲很忙，陈佳洱也在学校里住读。可是父亲却专门接他出去看了这个电影。有一天，电影院里要放映《居里夫人》，正好下大雨，父亲又一次把他从学校里接出去，让他去看这个电影。看完以后父亲跟他讲：“你要是能像居里夫人那样，将来在科学上有所发现，能够对社会做出自己一些贡献，就很好了。”
1997年11月6日，一代儿童文学宗师陈伯吹，在上海华东医院仙逝，享年91岁。去世前他竭力完成的最后一件事，是将自己一生积攒的全部藏书捐赠给了浦东新区筹建中的一座儿童图书馆。如今，这座图书馆被命名为“陈伯吹儿童图书馆”。
人的生命是一支脆弱的苇草，但是书比人长寿。陈伯老生前从来不曾以名人自居，而总是谦逊地称自己是“中国儿童文学大军中的一个小兵丁”。一个善良、朴素、纯净和闪光的生命，在一种形式下像燃尽的蜡烛一样熄灭了，但是在思想、品格和精神的形式下，却将永远燃烧下去。我们将发现，那曾经被认为是远去了和熄灭了的，其实永远没有远去和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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