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了穷光蛋” 季羡林身边工作人员说，季老和季承见面之后，季承要带着小孙子来看老爷子，护工事先跟季羡林开玩笑，说第一次见面，得包个红包。
不过，老先生身边并没有一点可以支配的收入，最后，是护工借了3000块钱给老爷子。
这个老人不无风趣地拿自己开涮：“我是周扒皮，最后只剩一张皮了。×××发财了，××也发财了，我成了穷光蛋，我拿100块钱都困难。”
没有人知道他那么穷。事发之后，身边的人看得心酸，就给季羡林联系了一笔4.9万稿费。后来又有一笔3万元的稿费，季老把这给了季承，让他取1万块钱出来包红包，第二天，季承把整整齐齐的一叠钱放在老先生的案头。
由于没有明确的账目，没有人知道季羡林的稿费和收入大概多少。李小军回忆说，1996年，季羡林的稿费就出过一个事故，当时《牛棚杂忆》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首发8万册，有个工作人员领了2万的稿费回来，当时李铮觉得这个数目不对头，季羡林派人过去询问，才知道稿费是20万。当天，这个工作人员拿了存折就过来了。
在藏品流失事件被报道之后，杨锐向钱文忠短信表明清白，大意是，李玉洁交到她手上时，已经一分钱都没有了。
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李玉洁表示，当时“卡片”什么的都给杨锐了，大概有2000多块钱，另外还有6万块钱给老先生做了塑像。
事发之后，杨锐留给公众的是一个沉默、负重的背影。她原来的手机号码是季羡林的工作手机，已转交到崔岩手上。最近唯一一次露面，是她通过《京华时报》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标题是《我沉默，是因为我清白》：
“不管李玉洁老师还是我，都并不是哪个单位正式任命的，我们是在季老同意和信任的情况下，为他服务。如果老人不同意、不信任，我们的工作当然也无从谈起。”季羡林对杨锐的不满倒是肯定的。老爷子说：这两年，我想见的人见不着，不想见的人她倒让我见了不少。
季羡林身边工作人员透露，老先生写了50幅僧人语录，杨锐还想让他写下去，老爷子不干了。这些僧人语录都不知道去了哪。
现在季羡林的户口本、身份证、存折、钥匙都在北大的保险箱里。季承表示，他也挺想找杨锐的，就是找不到，所有关于杨锐的消息都是崔岩聊天时透露的，据说，杨锐在家做账，杨锐住了北医三院的重症病房，等等。
拿不到的钥匙 最近，在北大新闻网置顶的都是同一篇公告：
“近日来，一些校外媒体记者多次电话询问所谓"季羡林收藏书画被盗卖"事件的进一步调查情况，我们非常理解和感谢媒体的关注。此前，学校已经通过新闻发言人就此事做了说明，结论是明确、清楚的。”
此前，北大已发出多份通告。11月5日，北大声明称尚未发现季老藏品外流的情况。5天后，北大又发布消息，声称成立了工作小组，清点的结果表明，秘书杨锐保管的季老藏品并未外流。11月26日，北大再次表示，公安机关开展了深入调查，进一步证实举报人手中的字画全系伪作，“盗卖说”没有依据。
张衡表示，确实有一个丘姓警官为“非公非私”的奇怪借口来找过他，不过，并不是要鉴定他的画，只是建议他不要在博客上发东西了。于是他只能告诉这个警官，他也想通过组织渠道，10月24日他就拿着季羡林的委托书报了案，但是组织就是不找他。
北大工作小组的人员并未公开，季承曾找到校办，提出要求要介入调查，或者跟这边通个气，但是校办督察室主任乔淑芝总是默默地听他诉说，完了就表示会跟上面汇报。
在电话采访中，乔女士表示，可以参考官方声明，她本人对此并无补充。
季承还很苦恼，他总是要不到钥匙。季羡林在北大13公寓有2套房子，在蓝旗营有一套。
他拿了季羡林的委托书，还找了李小军做见证人，去找保姆小方拿13公寓的钥匙。李小军说，第一次小方说了很多“不着边”的话，反正就是不给，后来商定，等他配好了钥匙再来拿。
隔了几天又去。但是小方表示，当他去北大三角地配钥匙时，师傅听说是给季承配的，说要跟上面请示一下。所以，钥匙还是没有。
蓝旗营的钥匙也没拿到。第一次，季承和季清去找李玉洁，李玉洁表示，钥匙在她儿子那，她儿子12月8号从美国回来。
12月14日上午，李玉洁告诉季承，钥匙被杨锐拿走了，杨锐是代表组织的。
由于之前的委托书遭到别人的质疑，12月6日，季羡林只能又写了一次委托书，在场的人还以证人的身份在上面签了名：
“全权委托我儿子季承全权处理有关我的一切事务。暨。季羡林。戊子冬。2008年十二月六日于301医院。” (来源：新民周刊)
(责任编辑：郑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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