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希望空着手离开中国”

　　“我不希望空着手离开中国”

　　■本刊记者/许荻晔

　　对于中国的个人或公司来说，现在是他们得以与社会分享他们的收益的时候了

　　她向每个人主动伸手：“Hi,I’m Sarah.”淡灰的眼睛带着笑意。

　　作为Sarah，她是一名衣着低调、基本素颜的女士：除了因为要拍照，她特地拿出一支口红抹了下。在人群里，若不是因为她格外瘦且高的身量，很难一眼就发现她。

　　名叫Sarah的女性也许数以万计，但是加上Randt这样一个还算冷僻的姓，同名的几率就下降了很多。尤其这位Sarah Randt还有一个中文名：雷婷，这位Sarah，应该就是独一无二。

　　Sarah Randt，美国驻华大使Clark T. Randt的夫人。Sarah冠上这个姓的时间，几乎就相当于她在中国生活的时间：从他们结婚起，因为丈夫的工作关系，她不再是泛美航空的一名空乘，而开始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1982年到1984年，她很长一段时间都生活在北京；尔后是香港，她的三个孩子都在香港出生及长大；2001年起，因为丈夫担任美国驻华大使，她又重新回到北京。她的中文名字，正是对她的中国生命的见证。

　　2009年1月，Randt先生任满，Sarah将和丈夫离开北京。“不希望空着手离开中国”，这是Sarah目前最大的愿望。正因此，致力于中国的慈善事业，是她一直以来都在努力的：在北京大兴区，她和几个朋友创办了一所“蒲公英学校”，为家境贫困的外来务工者的子女提供免费教育。并且想通过自己的倡导与宣传，吸引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加入。在这个计划中，她想留在中国的，并不仅仅是一所学校，更是发动起中国社会中上阶层的慈善之心。

　　慈善是一种乐趣

　　当时是怎样成为蒲公英这个慈善项目的创始人的？

　　2004年的时候，我通过我的朋友叶小玮，知道了郑洪女士正在筹划为外地来京的打工者子女提供免费的教育机会。我对此很感兴趣。因为我和我丈夫结婚以后，一直生活在香港和北京，和中国关系非常密切。在我丈夫任期满后，我们将离开中国，但我不希望空着手离开，而想留下一点东西。所以我发动我身边的朋友，一起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04年的时候，我们成立了蒲公英项目，05年在大兴区创办了蒲公英中学。

　　学生来自大兴区的外来打工者家庭，基本都比较贫困。我们为他们所做的，就是发动自己的资源去寻找一些捐款，捐献一些物品为他们进行义卖，来筹集他们的教育费用。

　　在北京之前，你从事过什么类型的慈善活动？

　　我在纽约的时候，会去参加一些社区活动，比如念书给盲人听之类的。在香港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唱诗班，这也是一个公益性质的慈善组织，成员都是女性。我们通过唱歌来募集资金，在婚礼、葬礼或者各类节日的时候，然后把募集来的钱捐助给一些机构或个人。

　　你刚才谈到不同地区之间慈善的不同，能谈一下你对中国慈善的看法吗？

　　我的想法可能不对。我是这么认为的，很多世代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实行的是家长制，家庭、村落、城邦主要都是由家长来照料的。人们依赖有一个富裕的男士来照顾某个小家庭，并由此扩展到整个家族。而慈善的种子在于，这种照顾可以是一种社会化的行为。后来，政府承担了家长的职责来照顾社会。当政府为一切买单的时候，人们就不一定会做出行动。在美国情况也是一样的。就像有人会给私立中学提供赞助，但是不给州立学校，因为他们认为州立学校应该是由政府来负责的。这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中国，当政府能运行一切的时候，人们并不需要做什么。

　　但是现在的情况又变化了，政府并不为一切买单，比如说，医疗或者教育。一些学生上学的花费需要自理，包括他们的入学，以及购买校服、课本、午餐及其他方面。这对于现在中国的个人或公司来说，是他们得以与社会分享他们的收益的时候了。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富人，而我相信他们是乐意分享他们的收益的。比如在我们的项目里，他们可以知道他们的捐赠的走向，被用在哪里，发挥了什么作用，因为我们是一个很小的团体，成员之间互相了解，他们可以信任我或者其他成员。

　　你认为中国的慈善还有哪些方面需要加大力度？

　　中国人通常很重视下一代的教育，所以我们很容易在教育方面筹到钱。但是，可能有另外一些领域还没有被照顾到，还有很多弱势群体需要帮助，但是比较不容易为他们筹到资金，比如说街头流浪者，家庭暴力下的妇女，无法负担医疗费用的低收入者，等等。

　　能简单介绍一下你们项目成员的情况吗？

　　我们目前有82个成员，都是女性，并且基本上都是职业女性，比如医生、律师、大学老师，等等。我们的成员并不都在北京，甚至有一个女孩子在美国，而她可以做的是一些统计之类的工作。这对她来说是一种乐趣，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帮助。我们只要求成员能够尽自己的能力，而没有太多义务。大多数的成员都能说英文，我觉得这是大家照顾到我的关系。不过我马上要走了，因此我希望有更多的即便不能说英文的女孩子也能够参与进来。说英文不是必须的，我们的组织可以变得更本土化。

　　这么多中产女性聚在一起，对她们的人际关系的拓展也很有好处吧。

　　是的，这同时也是一个社交活动。我们可以使很多女性聚在一起，一起做一些有用的事，同时也能彼此成为好朋友，甚至可以联系到她们各自的丈夫。这样的交友是在学校或工作范围以外的，非常有意思。我们的成员里有一个中国女孩，她是长沙人，15岁就去了美国。而当她现在回到中国，来到北京，她不认识什么同龄人，或者志同道合的人，因此她没有交到知心朋友。而当她加入我们之后，她发现了很多志趣相投的伙伴，她自己也工作很努力，结交了很多好朋友。我认为人们是能享受作为一个团体一起工作的乐趣的，不是作为某个个体，而是合为一个群体，一边做好事，一边享受这过程。

　　这也是你们蒲公英项目能吸引越来越多的会员加入的原因之一吧。

　　有个例子。我们这有个女孩子，她和她丈夫是在山西经营煤矿的。在加入我们之前，她自己就资助了300个中学生上学，并且继续资助他们之中考上大学的人。她之所以对蒲公英感兴趣，是因为她发现，本来是她个人所做的事情，在这里却发展成一项公共的事业了。个人的慈善变得更为社会化。而且这个活动是在北京，在大都会，对她来说能获得更多的乐趣。又因为和大家一起做事，能拓展她的人际网络，对她来说有更大的意义。所以她很慷慨。

　　我觉得，中国的个人和公司中，有很多爱心人士，他们乐于行善，有志于慈善事业，我们要做的是去发现他们，让他们知道我们，加入我们。

　　北京每天都在发生变化

　　你在香港生活将近20年，尔后在北京待到现在，也有七八年了。能否谈一下对这两个城市的看法？

　　我无法比较这两个城市，因为我在这两个地方有两段完全不同的生活体验。我只能说，我来到北京是因为我的婚姻，因为我丈夫需要我的支持。作为大使，他的工作非常辛苦，我必须尽我的全力支持他，在北京的七年和我以前的生活有很大不同，大使夫人对我来说是一种职业，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尤其对我的丈夫来说。在两个地方，我的生活方式大为不同。在香港，我的生活更有乐趣些，我的主要任务是操持家庭，教育孩子；但是在北京，我就得全力支持我的丈夫工作。

　　这两个城市是完全不同的。香港是个相对已经比较成熟的地方，相较而言，北京还是比较新的，常常会碰到新的东西，每天都可能在发生变化，这一点令人激动。

　　你曾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因为Randt先生的工作关系，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你对那时候的北京印象如何？

　　那时候的北京，跟现在的北京，简直就是两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城市。我那时候，只能待在宾馆里，不能去任何地方，不能做任何事，吃饭的时候只能吃到猪肉和大白菜之类的。也不能随便和中国人交朋友，因为可能会给他们带来麻烦。

　　而现在的北京，是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生活非常方便。人们也表现得非常友善，很乐意同我们交朋友。顺便说一句，当时我在北京哪儿也不能去，而现在我可以自己开车去任何想去的地方。那时候北京的路只有三环，但是现在已经是六环了。真是巨大的变化。

　　这20多年的中国生活对你有什么影响？

　　说到影响，那大概就是，我的孩子们都能说中文，不过我不能。

　　我很喜爱中国的时尚、中国的食物，也很喜爱中国的女孩子和她们婆婆的相处之道，她们通常对老人们很友好。我只是不喜欢有些中国人破坏环境，他们会乱扔垃圾。

　　在你的丈夫任期结束之后，你们是否会回美国？

　　这件事目前还没有决定，有可能回纽约，也有可能去香港。我认为在香港的话，会有更多的机会来北京。

　　当你离开北京之后，你打算如何继续慈善之旅？

　　我想如果我回纽约的话，我可以介绍我的朋友们来中国参观，让他们到这所学校来并进行捐助或者给予其他帮助。如果我回香港的话，那我就可以自己常常回来看看。不论我在哪里，我都会向人宣传蒲公英项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