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传记惹的祸

　　都是传记惹的祸

　　■本刊记者/罗屿

　　作家奈保尔最近求法非洲巫医，想让其对他的传记作者施咒，以泄私愤。名人和传记作者的关系，向来是有爱有恨，颇为复杂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素来口不让人。

仅在文学圈被他取笑过的同行便不在少数。他不止一次说，托马斯·哈代、亨利·詹姆斯及简·奥斯丁根本没有文学价值；当拉什迪因得罪伊斯兰教，被伊朗宗教界悬赏追杀时，奈保尔却刻薄地感慨说“真是文学界一大幸事”；而对于福斯特的《印度之行》，他则评价为“满口谎言的垃圾”，“那个矫揉造作的同性恋，之所以对印度感兴趣，完全是想诱惑年轻的印度园丁”。

　　可就是这样一个尖酸刻薄的人，2008年，却对英国作家帕特里克·弗伦奇所写的《如此人世间：奈保尔正传》赞赏有加，即便在书中，他被描述成了嫖客、虐女狂和负心汉。可奈保尔还是逢人便夸，“弗伦奇真是个一流传记家”。

　　据说，在写作期间，奈保尔也给了弗伦奇巨大支持。他曾多次与弗伦奇进行推心置腹的长谈，并拿出大量私人资料供弗伦奇查阅，其中包括已故发妻帕特里茜娅·黑尔24本从未公开的，控诉奈保尔“寻花问柳，辣手摧花”的日记。

　　就连弗伦奇有时也搞不懂，奈保尔为何会积极配合，自毁名誉。于是，面对媒体的追问，他只好感慨一句：“天才与我等凡人的区别是，天才的世界没有规矩，他自己才是规矩。”

　　然而，有一点，弗伦奇却忽略了：天才与凡人交往，大多是以凡人受伤作为终结。就在奈保尔盛赞弗伦奇后不过半年，这位文学大师就反悔了。不过这次，他并没口无遮拦地乱骂。而是和现任太太娜迪拉一路驱车前往非洲中部乌干达，深入树林寻访巫医，借巫术向弗伦奇施咒泄愤。

　　终结友谊的传记

　　这次，奈保尔施咒的对象，并不止弗伦奇一人，另外还有美国作家保罗·瑟鲁。保罗在1999年曾写过一本《在维迪亚爵士的阴影下：超越五大洲的友谊》，书中详细记载了他和奈保尔30年来的交往点滴。在保罗笔下，奈保尔势利、小气、自私、记仇、神经过敏、贪小便宜、蛮横无理、刻薄得令人作呕。

　　其实，保罗曾是奈保尔最忠实的门徒。两人之间的友谊，始于1966年。那时，25岁的保罗在乌干达一所大学任教，是个默默无名的文学青年。而34岁的奈保尔已是国际知名的作家。有天，奈保尔应邀前往保罗所在的大学讲演，两人在一个鸡尾酒会上相遇。

　　奈保尔抱怨当地尘土飞扬，太过脏乱。保罗马上引用奈保尔小说中的句子进行附和，大得奈保尔欢心。保罗向奈保尔透露，有意进军文坛。奈保尔马上把自己的文学经纪人介绍给他。从此后30年里，保罗一直尊称奈保尔为恩师。

　　两人的疏远，始自奈保尔的第二次婚姻。1996年，奈保尔第一任妻子帕特里茜娅过世，他与年轻漂亮的巴基斯坦女记者娜迪拉迅速结合。婚后不久，保罗就在一个美国旧书商寄给他的善本珍本书目录上，看到了他题签送给奈保尔的三本著作，标价分别是1500、1500和850美元。

　　自己送给恩师的作品竟标价待售，保罗顿觉自尊心受辱。他认为奈保尔并非过河拆桥的人，“因为，他的生活里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的桥”。保罗坚信，一定是奈保尔的新夫人作怪，“她在清理旧物，摒弃旧友，为的是建立她的地位和权威。”

　　于是，保罗发了一封传真去奈保尔家询问此事。只是，他并没收到奈保尔的回话，反而接到了娜迪拉发来的传真，责骂保罗没有写好奈保尔前妻的悼念文章。传真上的字迹歪歪扭扭，句子之间都是语法错误，标点符号胡点一通，字母的大小写也是乱七八糟。保罗说，看到这封信，他第一个感觉是，这个巴基斯坦女人神经错乱了。因而，他更加坚信，一定是那位新夫人，暗中挑拨离间。

　　于是，保罗再一次写信给奈保尔，一并附上娜迪拉的传真。只可惜，仍没收到奈保尔的回应。他仍不死心，再次写信，又是石沉大海。保罗深感绝望。作为发泄情绪的出口，他着手写作交往回忆录《在维迪亚爵士的阴影下》，按他的说法，写作的初衷，不过是对美好友谊的祭奠。

　　在与奈保尔交恶前，保罗就有为奈保尔立传的打算。他如包斯维尔跟随约翰逊博士那样，记录奈保尔的一言一行。待到二人反目，这些细枝末节，也就成了讥讽奈保尔的最佳武器。保罗越写越激愤，以致把手中的回忆录当成了出气筒，逐渐背离了祭奠友谊的初衷。

　　他在书中频频爆料。比如，每次与奈保尔吃饭，都是保罗买单。原因是，奈保尔在服务生递出账单后总是装聋作哑。当然，奈保尔的吝啬，也曾帮他捡回一条命。在父亲去世后，奈保尔陷入忧郁症整整18个月。他一度想要开煤气自杀，但由于在煤气中投的分币不够而没有死成。

　　保罗大概也料到，奈保尔早晚会得到诺贝尔奖。于是，在书中多次引用奈保尔对诺奖的不屑评价——“他们不过是居高临下地向文学撒尿”。另外，保罗也记载了和奈保尔最后一次在伦敦街头的偶然会面。

　　那次，保罗仍想抓住机会，当面问个明白。可奈保尔却无心应酬。保罗问他，有没有收到传真。奈保尔只说，收到了，便没了下文。保罗说，他们该好好谈谈。奈保尔却只回应一个字——“不”。保罗继续追问“我们该怎么办？”奈保尔的回答是：“该干什么，干什么。”说完，继续赶路。

　　43万字的回忆录中，保罗费尽心思对奈保尔言谈举止逐一分析、探究与审判。致使两人的友谊因此书而再没修补的余地。直到今天，仍有不少人觉得，保罗实在没必要写这样的书。众人皆知，奈保尔是个难对付、爱找茬的怪物，这本回忆录对奈保尔的名声并没实质性的损害。反倒是对保罗而言，会让人觉得他未免心胸狭窄，爱记仇。甚至有人说，保罗对奈保尔的攻击，不啻于“杀死父亲”。

　　如果说保罗对奈保尔的爆料与评说，多少带点泄私愤的“恶毒”。二人彻底决裂，也不过是情理之中的事。而有些立传者，其实本身并没太多恶意，反倒是一本传记，毁掉了与传主间辛苦经营的友谊。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两位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和米歇尔·芒索。杜拉斯与芒索也有着30多年的友情。她们比邻而居，在精神和物质上互通有无。然而，杜拉斯和芒索最终还是闹翻了。原因是，芒索曾在一本描写杜拉斯的作品中，提到她的出生年月。杜拉斯认为芒索是卖友求荣。

　　杜拉斯去世后，芒索写了一本《闺中女友》，再次回忆二人的交往点滴。芒索说，杜拉斯之所以如此绝情地结束长达30多年的友谊，是因为她需要被源源不断的安全感浸润着，些许的疏离，都会激起她神经质的反应。

　　大概正是因为杜拉斯这种天性，才会对那本对她顶礼膜拜的传记《玛 · 杜》很是满意。《玛 · 杜》由小她40岁的情人扬·安德烈所著。扬从1980年起，陪伴了杜拉斯16年。兼她的秘书、护士、助手、侍者、司机和情人于一身。扬在《玛 · 杜》中，用的完全是杜拉斯的文体，杜拉斯的语言。仿佛扬写作时，杜拉斯一直用一种温柔、爱怜但却自私的目光监视着他。

　　正因如此，反倒是杜拉斯去世后，扬所作的另一本传记《情人杜拉斯》更为自由洒脱。扬在书中说，《情人》是杜拉斯口述，而后由他一字一字润色，在打字机上敲出来的；杜拉斯书中那个“坐在走廊里的男人”和那个“灰眼睛的小男孩”，也是以他为原型。至于爱情中自己的倾情付出，扬只是叹了一句：“她答应给我一个结婚戒指，却终没兑现。”

　　以爱为名的传记

　　扬虽没得到杜拉斯的戒指，却赢得了不少读者。这样来看，他该算那些以“爱”为名的立传者中，幸运的一个。因为还有些人，虽字字透着浓情蜜意，却仍免不了遭人诟病。

　　胡兰成的那本《今生今世》，讲的虽是自己的情感历程。但很多人读，却是因为张爱玲。书中写到张爱玲的部分，除《民国女子》一章外，还有《汉皋解佩》、《天涯道路》、《永嘉佳日》和《雁荡兵气》的个别片断。对了解、研究张爱玲来说，不仅是重要文献，甚至已成“海内孤本”。

　　“张迷”们本着 “世上但凡有一句话，一件事，是关于张爱玲的，便皆成为好”的原则，满心欢喜地看胡兰成夸张爱玲是“临水照花人”，是“莲花身”，是“水晶心肝玻璃人”。尔后，却都要骂上一句，这个男人真是始乱终弃，凉薄负心。

　　甚至有人说，张爱玲真是幸运，比她这位前夫晚去世14年。假如倒过来，胡兰成说不定又要有感而发，写篇 “忆爱玲”，替张爱玲添上另一章无人能知真伪的传奇尾巴。由这位做过汪精卫文宣大臣的人下笔书写。总让人觉得，是不可靠之人发出的不可靠之论。倒不如让张爱玲继续孤傲地活在她自己的文字里。

　　最近，另外一部深情之作《听杨绛谈往事》推出后，也是褒贬不一。争论的中心，是在立传人吴学昭身上。有人说，吴学昭的写作，满篇溢美之辞，语近阿谀。对此，钱学研究专家范旭仑表示，“吴学昭老早就跟父亲吴宓划清界限，乃至不共吴宓同姓，以‘萧（肖）光’著名于革命时代，专门职业是干革命、搞政治、抓法制。想到这一层，也就对她苛求不起来了。”

　　倒是杨绛本人亲自为此书写了篇序。并夸吴学昭“笃实忠厚，聪明正直，又待人真挚，常因过于老实吃亏”。但杨绛本就是个说话“意味深长”的人，于是，不少人拿她的文字正话反解。其实，倘若不太深究那些潜藏在背后的真假虚实，书里的一些文人轶事，倒还是有些意思。

　　比如，杨绛在书中抖落出钱钟书不少 “糗事”。钱钟书少时作文，“不文不白，用字庸俗”，气得父亲把他痛打了一顿。而她坐“月子”时,钱钟书一人在家，也常闯些小祸,每到那时，他总愁兮兮地跑来告诉杨绛：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的桌布弄脏了；他把台灯弄坏了；门轴两头的球掉了一个，门关不上了。一位“恃才傲物”的学者，马上可亲可爱起来。

　　为故去的人立传更保险

　　曾为马克·吐温、亨利·詹姆斯立传的美国作家弗雷德·卡普兰，多年前曾说：“为久已故去的人写传记，让我感到很快乐。”而为在世的人写书，一定要配个好律师。“我不能肯定杰拉尔德·克拉克（其《杜鲁门·卡波特传》记于1988年出版）是否会在卡波特仍然健在的情况下，照样写他雇佣恶棍，对其情人进行口头恐吓与人身威胁。不过，杰拉尔德多少该从卡波特本人身上吸取些教训。卡波特，就是因为在马龙·白兰度在世时，把他写成一个阴郁、善变、有点虐待狂的变态，以致白兰度逢人便说：‘有机会，一定宰了他！’”

　　或许，弗雷德也是有感而发。之前，他曾受美国作家戈尔·维达尔邀请，为其撰写传记。弗雷德当即提出：出版前，维达尔无权审读。维达尔同意了，但在书稿完成后，却坚持要把内容通读一遍。好在一番唇枪舌剑后，弗雷德坚持到底，不然读者们也就无法看到，戈尔·维达尔“自恋、极端自我主义、迷恋名利”的一面。

　　或许，就像美国小说家菲利普·罗斯说的：最好的传记，也只有三分之二的正确。写作者总是要受制于自身的态度和主张。无论他怎么力求客观，也不过是某种程度的接近罢了。这样来看，为久已故去的人物写传，自然更为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