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被你们抓到，我还要潜回随州，再杀9人，包括我的前妻。”
公安部A级通缉犯熊振林在杀害8人、逃亡7天，1月11日被武汉警方抓获后，抛出了一句震惊四座的话。
熊振林，湖北随州的一个普通农民。
今年1月4日晚，他在随州市洛阳镇酿造惊天血案，8名无辜者，包括一名2岁半的儿童成为他手下的冤魂。
社会公众在惊诧其冷血、残忍、暴戾的同时，也有不少人心生质疑：他是不是大脑有问题？他是不是精神病犯罪？
事实上，不仅仅是熊振林，之前锤杀同学的马加爵、陕西血洗道院的邱兴华等一些关注度高的恶性杀人案件，社会上都存在给其做司法精神病鉴定的呼声。由此而衍生一个深层次的问题，谁来启动司法鉴定？司法鉴定有无次数上的限定？司法鉴定如何做到科学规范？
重大恶性杀人案件增多规范鉴定关乎司法公正 著名的犯罪心理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李玫瑾今天对记者表示，对于熊振林等类似的重大恶性杀人案件，从尊重生命、保障人权的角度来讲，应该做司法精神病的鉴定。这样，可以更好地树立司法公正的形象，提升司法的公信力。
全国律协刑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主任李贵方认为，一些重大刑事案件，只要犯罪嫌疑人有精神问题的表象，就应该做精神鉴定。通过鉴定可以判断犯罪嫌疑人到底有没有刑事责任能力，同时可以维护法律的尊严，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给被告人公正处理，给社会一个合理交待。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时候，案件的侦查、起诉和审判机关，应当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对鉴定结论有疑问的，可以申请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
李玫瑾介绍说，在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被害人的家属或者委托代理人都可以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
“目前，只要司法机关有疑义，或者当事人一方有请求，基本上都可以正常开展司法鉴定。”李玫瑾认为，法律对当事人提出的司法鉴定，应该有个明确的时间节点。因为，家属是和犯罪嫌疑人朝夕相处的，其精神上究竟有没有问题，家里人应该最清楚。如果在一审甚至二审判决后，再申请司法鉴定，有干扰司法公正的嫌疑。
李玫瑾举例说，血洗道院的邱兴华杀人案，在侦查、起诉阶段，邱兴华的家人一直没有提出其有精神问题，最后在一审判决死刑后再提出申请显然不太合适。
“现有的法律规定，是否启动司法鉴定，取决于司法机关对法律及案件的认知。”李玫瑾说，长期丰富的办案经验，让我们有理由认为，司法机关能够对犯罪嫌疑人作出比较科学、准确的判断。
山东省安丘市人民法院法官刘建芳告诉记者，从邱兴华犯罪过程来看，包括怎样实施犯罪、杀人后怎么逃跑，他在事先都经过了精心策划，充分说明了邱兴华当时的精神状态不可能不正常。因此，法院对其家属的申请予以驳回是科学合理的。
“精神病”概念太过宽泛可改为“刑事责任能力” “由于精神病是一个宽泛的概念，用作严谨的法律术语，有些不太适合。”李玫瑾认为。
按照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精神病人可分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部分刑事责任能力、完全刑事责任能力3种。对于精神病人实施犯罪，可以从轻、减轻处罚甚至不负刑事责任。
“法律用语使用"精神病"这个字眼，容易让普通的公众产生歧义，认为只要经过司法鉴定为精神病人，就必然不承担法律责任，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李玫瑾告诉记者，精神病有着一个很大的范畴，大概包括十几种类型。比如人格障碍，虽然属于精神病的一种，但却有刑事责任能力，实施犯罪应该承担法律责任。再比如弱智，当其智商处于70至80这一临界状态时，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如果有辨知能力，同样也要承担法律责任。
李玫瑾认为，精神病概念宽泛，很容易导致司法审判的操作变为医学诊断的操作。家属千方百计地申请司法鉴定，一旦认定，犯罪嫌疑人就可以逃脱法律的严惩。因此，建议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将“精神病”鉴定的提法修改为“刑事责任能力”鉴定的提法。因为“精神病”与“能力”相比，“能力”的概念更容易被科学地把握和准确地进行司法操作。
李玫瑾同时指出，现有法律对精神病人的后续处置程序规定得并不完善，客观上，也大大刺激了犯罪嫌疑人家属申请司法鉴定的积极性。
刑法第18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后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
“现实的很多例子是，犯罪嫌疑人一旦被认定为精神病人后，有相当一部分人又重新回归社会，这不仅对自身是一种伤害，对社会公众也存在潜在的威胁。”李玫瑾告诉记者，在国外，犯罪嫌疑人一旦被认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后，由政府强制医疗。一般聘请3名专家和2名医生，全程跟踪治疗，直到评定恢复后，才能出院。这就让很多犯罪嫌疑人望而却步，宁肯坐几年牢。
鉴定次数启动条件不明现有规定急需补充完善 事实上，近些年来，随着恶性案件的增多，人们对司法鉴定投来了越来越多关注的目光。
“人们之所以关注司法精神病鉴定这个问题，根本原因在于法治文明的进步。”刘建芳认为，司法机关应严格依照法律，全面审慎地考察具体案情，作出是否启动司法精神病鉴定程序的决定，做到既要严厉打击犯罪，又要积极保障人权。
“司法鉴定究竟可以做几次？多次鉴定的结论应该如何审查判断？”李玫瑾告诉记者，现有的法律对此都没有具体明确的规定，目前，只能靠法官来自由裁量。
李贵方也对记者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什么人必须做司法鉴定？什么人不需要做司法鉴定？司法机关如果驳回当事人提出的鉴定申请，当事人应该如何寻求救济？这些问题，法律都应该有一套具体明确的操作程序。
对于熊振林这起个案，李玫瑾认为，熊振林精神正常，具有刑事责任能力。
她分析说，熊振林案与邱兴华案非常类似。其实施作案带有明显的策划性，事发前半个月，他就开始预谋作案，打听能否转让废品回收站，并暗中磨快了斧头和鱼叉，陆续取出存款。此外，熊振林犯罪具有非常明确的指向性，杀害了与其有纠葛的朱某等人，并打算再杀不与其复婚的前妻。
“由此可以看出，熊振林对自己的行为是有控制能力的，精神上是有辨知能力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李玫瑾表示，当然，有关部门能够对熊振林进行司法鉴定更好，有助于公开、公平、公正地审理此案。
本报北京1月15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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