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我的关塔那摩日记》作者玛维什-汗

　　专访《我的关塔那摩日记》作者玛维什.汗　　

　　我认识的关塔那摩囚犯　　

　　如果美国新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兑现他的竞选承诺，那么关塔那摩监狱很快就会成为历史。一般人可能不知道的是，由于美国军方的极力遮掩政策，记载这段历史的外界记录迄今仍然非常稀少。其中之一，就是阿富汗裔美国女孩玛维什.汗（Mahvish Khan）写的《我的关塔那摩日记》。近日，她接受了《外滩画报》专访。　　

　　文/ 丁晓蕾　　

　　1月11 日，是位于古巴的美军关塔那摩监狱建成7 周年纪念日。

　　美国“反恐战争”发动至今7 年来，关塔那摩监狱共关押过779 人。目前在押的248 人中，有九成未受过任何指控，受到的待遇却还不如被定罪的美国本土罪犯。2008 年全年，关塔那摩只有30名囚犯获释。　

　　自告奋勇进关塔那摩　　

　　如果说7 年前关塔那摩监狱的建立，是因为美国正陷入对“9.11”袭击和恐怖主义的恐慌中，那么现在美国民众已经越来越像《纽约时报》专栏作家Nicholas D. Kristof 所说的那样，倾向于认为“应该关闭关塔那摩监狱，它的存在降低了美国的威信和影响”。

　　尽管如此，多数美国人对关塔那摩狱中被关押者的了解，仍停留在“身穿橘红色连体衣、长着一副中东面孔”的群体印象上。即便是在关塔那摩工作的狱警和律师，多半也因为语言不通，很难与被关押者直接交流。

　　《我的关塔那摩日记：囚犯们告诉我的故事》一书的作者玛维什.汗则不存在这个问题。这位精通普什图语——阿富汗官方语言之一的年轻女孩是出生在密歇根的第二代阿富汗移民。2006年起，还是法学院学生的她获准在囚犯与其代理律师之间充当翻译，之后，她先后出入关塔那摩监狱30 多次，还曾亲赴阿富汗探访囚犯家属。

　　玛维什先将自己的经历写成文章，发表在《华盛顿邮报》等多家媒体上；在美国引起广泛反响后，又结集编成《关塔那摩日记》一书。书中细致地记录了她与被关押者交往的过程，扉页上写道：“她讲他们的语言，懂他们的习俗。每次见面，她会带一杯星巴克的印度奶茶给他们——那是附近能买到的、最像他们在家中喝的饮料。”

　　“我不知道关塔那摩监狱里的囚犯是好人还是坏人，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不应该被剥夺最基本的公民权和人权。只有公平的审判，才能分辨好坏是非。”抱着这样的想法，玛维什走进关塔那摩监狱。

　　争议巨大的关塔那摩监狱建于古巴的关塔那摩美国海军基地。这个100多平方公里的三角形地块三面濒临加勒比海，一面有重兵把守，还有仙人掌和灌木形成的天然屏障，堪称一所“天然监狱”。“9.11”后，美军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将俘获的大批“非法战斗人员”关押在此。

　　2005 年，当玛维什决定为关塔那摩囚犯做点什么的时候，她还是迈阿密大学法学院的学生。她从国际法课程中了解到一些相关案例和事实。比如，对华盛顿当局来说，关塔那摩是一个享有治外法权的海军基地，这意味着它不必向本国或其他国家的法庭报告那里的活动；被关押者既然不被视为战俘，也就不享有《日内瓦公约》规定的权利。

　　这让玛维什大感震惊，“我发现，关塔那摩监狱是钻宪法漏洞的产物，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法律黑洞。这些没有任何确实罪名的囚犯被无限期关押在世界的一个角落里，遭到非人虐待，却不能申诉。”

　　玛维什无法遏制自己想更详细了解关塔那摩监狱的想法。通过互联网，她找到为囚犯辩护的律师并与他们取得了联系。当她得知，关塔那摩监狱甚至连一个通过安全审查的普什图语翻译都没有、囚犯与律师之间连最基本的交流都很困难时，她立刻向当局提出申请。半年后，她成了囚犯与代表律师的翻译员——玛维什的“关塔那摩日记”也就此开始。　　

　　戴上头巾进牢房　　

　　“第一次到关塔那摩时，我紧张坏了，担心如果真的遇上一个塔利班该怎么办。”玛维什告诉记者。她的原先印象是，那里的囚犯一定是做过什么错事，才会被关在那里。

　　她怕对方会保守到因为自己是女人，不肯跟自己说话，于是特地戴上阿富汗妇女的传统头巾。“我记得那是在一间专门见面室。进去之前，我满脑子都是对方会不肯跟女人说话的假设。”

　　玛维什走进会议室，看到一个人正站在墙角；“他看上去和我一样害怕，可能是以为又要被审讯。但当他看到戴着刺绣头巾的我走进去时，便向我微笑，我也回报以微笑。”玛维什用全球通用的伊斯兰问候语“和平与你同在”向那人问候，接着，她和生平见过的第一个关塔那摩“恐怖分子”握了手。

　　关塔那摩的看守们不知道囚犯的名字，一律用编号称呼他们。“1154”是那个囚犯的号码。玛维什后来得知，此人真名叫阿里.沙.穆索维，以前是一个为联合国工作的儿科医生。

　　穆索维是个受塔利班迫害的什叶派穆斯林，却被莫名地指控为迫害什叶派的塔利班分子。在被美军抓起来之前，为了不让子女在塔利班的势力范围内成长，他举家逃到邻国伊朗。与儿科医生的会面让玛维什深感震撼，她非常同情这位无辜的医生，也开始试着用全新的眼光审视关塔那摩犯人。

　　对玛维什来说，在关塔那摩的经历都显得非常戏剧化。不论是愤怒、怀疑、安慰、绝望或关爱，每个人的真实情感都在这样一个高度封闭和紧张的环境中暴露无遗。

　　相互缺乏信任常常影响了律师和囚犯的关系。有些囚犯不相信这些美国律师会真心帮助自己，认为律师不过是变相的审讯员。有些囚犯炒律师的鱿鱼，觉得他们没有能力让自己获释。而在律师方面，一些人觉得自己已沦为社工甚至是服务生。

　　“不过，仍有很多律师与他们的主顾建立了深厚友谊，越来越关心自己代理的囚犯。他们深知，这些人除自己之外无人可以依靠。”玛维什说。

　　玛维什也摸索出一套“冰淇淋外交”——每次见面时，总会给对方带些吃的东西，“一个巧克力冰淇淋通常很受欢迎，如果上面再撒些草莓，那简直是无往不胜！”

　　她回忆起第一次与阿富汗人哈密德.拉扎克见面的经历。拉扎克很高兴会面的对象是个女人，他称赞玛维什的普什图语带有一种“可爱的美国腔”。玛维什回忆道，“他说，如果美军把他跟像我这样的女士一起扔到大海，他觉得也值了。”

　　后来，玛维什去阿富汗拜访了拉扎克在喀布尔的家人，带回了足以证明他无罪的证据，以及他已经5 年未见的孩子的照片。　　

　　还他们一张生动的脸　　

　　尽管美国军方不断邀请记者到关塔那摩“采访”，实际上除了从远处拍摄非正面照片外，媒体记者无法以任何方式接触到囚犯。玛维什说，律师及其翻译是唯一可以和囚犯坐下说话的非军方人士。媒体被邀请来的唯一原因是，这样一来，美军就可以声称监狱是透明的。

　　记者也不能接近律师。而一旦律师向外界透露消息，国防部就会采取非常严厉的行动进行阻止。玛维什的文章在《华盛顿邮报》发表后，“关塔那摩方面有两个月不让我去探访。听说也有很多法律事务所面临类似问题。”玛维什说，“记者只能参加‘敌对状态评估裁定会’，那完全是一场荒唐的傀儡戏，连谣言和通过酷刑收集的证词都可以作为证供，并且不许律师在场。”

　　由于摄影师无法拍摄囚犯的正面照片，公众无从得知囚犯的真正面目。但玛维什的叙述让这些原本符号化的面孔生动了起来。玛维什认为，自己写作的最基本目的，就是尽可能寻找不同性格的人，讲述他们最生动的故事，从而让外面的人知道，被关在关塔纳摩的囚犯和一般人并没有很大不同。

　　囚犯来自各种国籍、年龄和职业背景，个性更是差别很大。“我最初遇到的那几个对我个人的影响最深刻。除了彬彬有礼的儿科医生和老人，我还遇到像放羊人塔吉.穆罕默德这样的人，他把每次跟我会面的时间，都用在学习英语脏话上。”

　　玛维什知道自己不应该偏爱任何人，但不得不承认，在认识的关塔那摩囚犯中，自己最期待与塔吉会面。塔吉来自阿富汗库尔纳省，已经在关塔那摩度过了4 年。当初一句英语都不懂的他在爱上自己的女审讯官后，开始疯狂自学英语。现在已经能说一口流利的英文。

　　玛维什解释说，“这并不是说比起别的犯人，我更喜欢塔吉，但他更容易沟通，而且经常逗我笑。哈吉.努斯拉特年纪很大，又重病在身；穆索维则非常彬彬有礼，我为他们感到难过。但塔吉是跟我差不多的年轻人，个性十足，喜欢发表意见、讽刺挖苦，大多数时候都表现得刚愎自用，甚至到了滑稽的程度。如果一直听他滔滔不绝，我肯定会发疯，但因为我们会面的时间和次数很有限，所以每次见他，就会变得非常好玩。”

　　在与迈阿密联邦检察官保罗.拉什金会面时，塔吉全神贯注于律师带来的英文书面材料。公文刚放到桌上，他立刻小声读起来。哪怕他面前放的只是一杯咖啡和一张面巾纸，他也会试着读出上面的英文单词。他曾用几个月时间收集了上千个单词，把它们整理成册，全都背了下来。

　　这本抄写整齐的“词汇书“在一次查房时被狱警发现并没收，于是塔吉不断央求玛维什和保罗给他带一本普什图－英语词典。保罗告诉他这几乎不可能，他就显得非常不高兴。“如果你连一本书都不能给我，又怎么把我带出这个监狱呢？”他抱怨道，“连审讯员都会给我们带杂志。”玛维什问他是什么杂志，“《花花公子》。”塔吉回答。

　　玛维什也从狱警那里听说，很多囚犯对美国女性的印象，都来自他们在狱中看的杂志，如《花花公子》、《im》等；狱警有时还会戏弄他们。一次塔吉对玛维什说：“我告诉狱警，那个会说普什图语的女孩今天会来。我请他们帮我写了一些单词，请你帮我翻译一下。”说着他递过一张揉得皱巴巴的纸条。“我扫了一眼纸条上的字，差一点惊讶得掉下巴。”上面写的是“恋童癖”之类的词汇。

　　塔吉问她，上面写了什么？玛维什只好说：“我是跟父母学的普什图语，不知道这些词怎么译。我想这是狱警在和我们开一个小玩笑。”　　

　　B ＝《外滩画报》K＝玛维什.汗（Mahvish Khan）　　

　　B：你去过多少次关塔那摩监狱？

　　K：我已经记不清了，至少有几十次吧。尽管如此，每次去我都感到不舒服，胃里七上八下，我在那里没有胃口，觉也睡不好。客观地说，关塔那摩总是阳光灿烂，还有蓝色的大海环绕。我不安的原因，是因为那里关押着很多无辜的人，他们的生活就这么被毁了。我相信关塔那摩的囚犯里确实有恐怖分子，但我一个也没碰见过。我碰到的，是一个80 岁的老人，他说自己被美军殴打致残。我离开时，他害怕地抓着我，不让我走；我碰到的，是一个43 岁的儿科医生，在说起最后一次见女儿时不禁落泪。我搂着他们的肩膀，跟他们一起说笑话。他们像我的哥哥或伯父，我们一起笑、一起哭。关塔那摩是个让人疑幻疑真的地方，去那里很难，把那里的人抛在脑后更难。

　　B：记者看到的关塔那摩是受到限制的？

　　K：（美国）国防部声称允许记者进关塔那摩监狱，他们所谓的参观其实是“米老鼠一日游”：给记者展示一个监狱“样板房”，再塞给他们军方的公关材料。他们永远不会允许记者跟囚犯坐下来面对面谈话。记者看到的只是一点皮毛，连核心的边都沾不到；听到的只是美军的一面之词。被拘留者的声音和故事都被抹煞，他们被媒体通称为“被拘留者”。美国人无从得知，这些人是和自己一样、原本独立自由的个体。这是一个巨大的无名实体，由一些连长相都不为外人所知的外国人组成，关押者剥夺了他们的名字，代之以一串串抽象的数字。数字本应用在没有生命的事物上，但关塔那摩的囚犯被剥夺了名字和个性，他们的头发、眉毛、胡子都被剃光，穿着一样的橙色连体衣，被按顺序编了号。

　　B：你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之后，官方如何反应？

　　K：那篇文章谈到我第一次进入关塔那摩监狱的经历，之后的几个月时间，我被禁止进入关塔那摩监狱。他们说是因为我违反了基地的规定，但我仔细查过每一条相关规定，就是找不到我违反的任何条款。我还附了一个士兵的照片，他们说仅凭这一点就足以封杀我。我认为真正原因是我的文章引起了很多负面反应，披露了被拘留者的真实面目，这一点惹恼了他们。

　　B：被拘留者受到了怎样的虐待？

　　K：我没有亲眼见过任何虐囚行为。我猜测审讯员和政府的翻译看到过，但穆索维医生告诉过我，他被殴打，被置入极冷或极热的地方，连续疼痛了几个星期，长时间地站立，如果无法支撑就要被殴打，听到自己的国籍、宗教、家人被辱骂，被称作恐怖分子，被诬陷为“9.11”的罪犯??而且绝对不能反驳。80 岁的哈吉.努斯拉特因为受拷打导致半身瘫痪，但他从不肯谈论自己受的虐待。我发现，很多囚犯都对此羞于启齿，不愿碰触伤心的回忆，否则就等于重温一遍当时的痛苦遭遇。

　　B：美国政府是否有责任补偿这些被错抓的人？

　　K：我认为美国政府确实有责任这样做。但我觉得这不太可能，因为即使他们被释放，还是会被归为敌对分子。如果他们在获释后要求公开审判，国防部会认为这一举动将涉及一些国家安全机密而予以阻挠，所以赔偿的事也就很难推进。当我在阿富汗会见获释的努斯拉特，他问我的第一件事，是我能不能帮他拿美国签证，因为已经瘫痪的他想要医疗保险。我很惊讶：美国让他经历了如此多劫难，他却仍然想要再到美国去。他善良地认为，这一切并不是美国的错。

　　B：2006 年你只身前往阿富汗，代表囚犯去搜集证据。那是你第一次去阿富汗？

　　K：是的。去前我非常紧张，但一切焦虑在我步行穿过边境山口，进入阿富汗的时候，奇迹般地消失了。那里有太多东西等着我去吸收和消化，我立刻爱上这个国家及其人民。那里的历史那么悠久，那里的人坚忍而骄傲，与国家共同遭受的磨难让他们变得饱经风霜，即使年轻人看上去也比实际年龄要老几岁。我一开始很谨慎，后来就非常放松了，因为那里的人都热情又善良。当地是男权社会，一些当地记者和援助工作者帮忙带路，让我的工作方便很多。

　　B：你写这本书是想传达什么信息？

　　K：关塔那摩的囚犯形形色色，除了我所说的儿科医生、老人、放羊人，甚至还有诗人。因此书中每个章节都因为对象的改变而变得很不同。大多数律师和他们代理的囚犯都非常好奇对方的生活，经常会就文化和习俗上的差异互相提问，比如一个律师就很好奇他的阿富汗客户，如何在两个妻子中间周旋。对方在回答了这些问题后，也会问一些诸如“为什么美国人会因为失去判断力而喝酒”、“为什么你们会做网络约会这样的事情”等等。在关塔那摩，这样你问我答的交流非常多，这正是我想写的。它超越了虐待、刑讯，这是一本关于文化差异、人与人之间通过交流理解这些差异并建立友谊的书。这样的友谊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出现了。这也是一个关于传承的故事：我是阿富汗裔美国人，在帮助律师与囚犯交流时，我做的就是把东西方的观点相互传递，最后我们建立了家庭般的关系，这就是这本书所要传达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