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60年系列报道之石家庄 解放呈现样本性意义

石门敌人在我强大攻势下投降

　　■印象深刻的一段“弯路”

　　郭彤老人说：“石家庄解放后，大家仿佛都看到了全国其他地方将陆续解放的曙光。工作热情很高，都在夜以继日、不知疲倦地工作着。”

　　不过，郭彤很遗憾地说，当时的城市管理曾经走过一段弯路，曾经在农村行之有效的那一套工作方法，在城市行不通了。“好在及时得到了纠正，没有酿成大祸。”她说，“也难怪，大家长期工作在农村，对城市的管理的确很陌生，只能一点点地摸索着前进。”

　　郭彤老人回忆，石家庄的人民政权建立之初，各区成立了统一的领导的工作委员会，分若干工作组，确定了中心任务是组织与发动贫民。工作组的首要任务就是普遍发展贫民会员。通过找来少数贫民谈话、开会，然后让这些人去串联、发展会员、编组，选举贫民代表等。很快，市内一区、二区的贫民会就普遍建立起来了。不久，贫民纠察队也相继建立了。贫民会还是最高权力组织。

　　后来，便开始了清算斗争。由于当时的群众没有真正发动起来，除了少数人真心为翻身复仇，目标对准敌特、恶霸外，多数抱着“参加斗争分财产”的思想，认为“谁有钱就斗谁”、“穷人翻身，就得平分工商业”……一时，工商户收到了贫民会清算查抄和内部伙计斗争清算的双重威胁，处于极度恐慌中，纷纷谋出路。除此之外，广大贫苦市民对这种做法极度不满，认为“把买卖斗得都关了门，穷人更难过。城市里没有了商业，是乡村吧，还没有地种。”

　　此时的石家庄，又处于一种新的混乱中。郭彤说，这期间，朱德、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多次来过这里视察，及时发现了这个问题，并进行了更正。“记得是1948年初，在和平剧场里开大会，市长（柯庆施）告诉大家，走错路了，中央批评了，说工作的指导思想出了问题，不应将农村里土改的那一套搬到城市里来，城市贫民代表不了这个城市。城市里没有工商业，就不算城市……”

　　郭彤说，在今天看来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和常识，而对于刚刚入城的干部来说，缺乏城市工作经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有十分清晰的认识。所以，将这个消息告诉大家后，会场几乎爆炸了，不少人都难以理解和接受……

　　后来，中央工委的负责人刘少奇明确指出，保护工商业、发展城市经济，不能照搬农村的方式，要创造出一套石家庄的东西，要求解散贫民会、放手组织行业工会，逐步发现骨干，团结大多数……

　　■动荡的岁月、单调的生活

　　与在农村时相比，郭彤他们这些从外地调来的干部来石家庄后，住的条件还不错，大多是砖瓦房，一个小院一个小院的。但生活上还比较艰苦，比农村好不到哪里去。在农村能自己动手开荒种地、改善生活。入城后，是供给制，什么都要自己买，手中没钱，伙食不好，小米饭、绿豆、咸菜，一吃就是好几年，“小米饭本身不错，但几年不变样，直到后来看到小米饭就反胃。”

　　当时的石家庄，虽说是解放了，国民党的轰炸一直都没有停止，“环境不安定，危险时刻存在。”在郭彤家的窗台上就有一个不大的“物什”，“金属制的，我知道应该是个武器，比较危险，但从外表上看又像小孩子的玩具，在窗台上放了很久。”

　　1948年春季的一天中午，国民党又来轰炸，因家里只有1岁半的女儿和15岁的小保姆，因不放心就回来看看。看家中没事，工作也比较累，郭彤就让孩子和保姆在院子里玩，自己打算在房间内休息片刻。只听见院子里“咣”的一声巨响，“我以为炸弹在院子响了，赶快冲出去，只见孩子哭喊着跑到我的怀里，浑身都是血，耳朵旁的一根动脉被炸伤，当场就昏迷过去了，小保姆腿部也被炸伤了。”原来，小保姆将放在窗台上的“物什”当作小孩子们玩的陀螺，在地上转着玩时爆炸了。

　　郭彤当时以为孩子已经没救了，同事建议她赶快送孩子去医院抢救。叫来一辆人力黄包车，将孩子送到医院后，放在医院的一张大桌子上，很多人围着叫孩子叫她的名字，很长时间才苏醒过来。孩子身上有40多块豆粒、米粒大的弹片，浑身缠满了纱布，小保姆膝盖以下都是炸弹碎片。

　　90岁的老人感叹说，好在大家都经历过战争的考验，并不感觉多可怕。

　　■市长亲自坐黄包车大街上走了一圈

　　走了一段“贫民会”的弯路后，政府的工作很快转移到工商业和城市建设上来。1948年元旦的各界人士座谈会上，市长（柯庆施）就明确说，“我们的方针是建设石家庄，民主政府关心的是人民生活有无办法，工商业能不能发展；如果老百姓活不下去，要这个政府吃闲饭呀！”

　　为了激活石家庄的工商业发展，保护扶持私营工商业者、发展公营企业及合作经济这“三驾马车”很快就齐头并进了。

　　解放初期，石家庄繁华地段南大街的商号几乎全部关门停业了。为扭转混乱，使工商业尽快恢复并发展，市政府做了大量工作，制订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如布告安民，宣传保护和发展工商业的政策，调整税收，发放贷款等等。很快，商号们认识到共产党是真正保护和扶持他们的，便开始转移到积极发展上了，已停业的商号相继开业。

　　在保护、复制私营工商业发展的同时，石家庄人民政府把国营、公营企业，作为城市经济建设的基础和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下大力气予以发展。按照当时的习惯分类，归属晋察冀边区（华北政府）的工商业为国营企业，归属石家庄市的为公营企业。到1948年底，石家庄的废墟上，已是工厂林立、机器轰鸣，一派繁荣景象了。

　　郭彤回忆说，大兴纱厂石家庄当时很重要的一个老企业，她也去工厂参观考察过，与厂内的很多女工代表很熟悉，可惜的是，当时十分熟悉的，现在已经记不起她们的名字了。

　　政府还发展合作经济，帮助失业市民生产自救，进而解决城市就业，活跃城市经济。郭彤特意提到了“黄包车”。她女儿被炸伤后去医院，就是让人力车夫拉到医院的，“那时候，市里没有其他共同交通工具，主要靠行走。”郭彤说，在新旧交替之计，某些思想观念也在困扰着人们。由于担心让人说，坐人力黄包车是旧社会的产物，是压榨、剥削人，没人敢坐，这也导致了人力车夫面临着失业。但人力车夫大多拖家带口，平时生活贫困，既无积蓄也无存粮，叫苦连天，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的问题，而政府又不可能为他们提供那么多的工作机会。“为了鼓励人们打消观念上的顾虑，市长亲自坐黄包车在大街上走了一圈，引起很多人驻足观看。” 从此，人力车的生意还真的好起来了，方便了人们出行，又解决了车夫的生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