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忠诚：妙手仁心

王忠诚

王忠诚

王忠诚

　　王忠诚：妙手仁心

　　王忠诚，中国工程院院士，世界著名神经外科专家，中国神经外科领域的开拓者与中国显微神经外科创始人，有“万颅之魂”之誉。1925年12月出生于山东烟台，1949年毕业于北平医学院。历任天津总医院住院医师，北京同仁医院主治医师，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北京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院长，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主任、院长与北京神经外科学院院长等职；出任过北京第二医学院教授，中华医学会理事，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会主任委员，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美国、日本神经外科学会荣誉会员，国际脑研究协会成员；当选过九届全国人大主席团成员和十五大代表、十六大代表。

现为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所长、北京天坛医院名誉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咨询团精神科学咨询委员。

　　2009年1月9日，我国神经外科的开拓者之一、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所长王忠诚院士，荣获2008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

　　站在2008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领奖台上，王忠诚的每一句话都掷地有声：“得奖首先要感谢党。第二，我要感谢我的同事、我的团队。第三，我要感谢家人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让我能够把全部精力放在事业上。我更要感谢我的病人。因为有了病人和病人家属齐心协力的合作，共同向疾病发起挑战，我们才能创造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战士的牺牲

　　令他用一生去实践自己的诺言

　　1925年12月王忠诚出生于山东烟台，因为家庭贫困，高中时曾辍学。他说：“我本来是想学工的，因为我想——使国家强盛，必须工业发达。后来我一考虑这个上学太困难，经济很困难，要靠自己恐怕非常非常困难，所以我被几个大学录取时，选择了北平医学院（北京大学医学院的前身）——因为不要钱，不收学费。”在这样一个朴素而又无奈的愿望支配下，王忠诚走进了医学学府的门槛。在大学里，王忠诚半工半读，通过自己赚来的钱维持生活。那个时候，他在外边从事家教，冬天还给居民送煤。

　　“有一年冬天，我实在没有棉衣服，我的同屋将新做的一件棉袄送给我，说是借给我，其实我知道他是送给我的，其实我也脱不下来。”在许多同学帮助下，王忠诚才在读与不读中坚持读下来。毕业后成为天津总医院的一名外科大夫，有了薪水，日子才稍好一点。

　　不多时，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刚刚学了两年外科的王忠诚踊跃参加了抗美援朝医疗队，作为天津医疗队的小组长之一来到鸭绿江边，不分昼夜地抢救志愿军伤员。

　　“冲啊，冲啊……”很多战士因头部中弹而受了脑外伤，临终前，不少人在昏迷中还高喊着冲锋陷阵的口号。这喊声，在王忠诚的脑海里，至今仍清晰地回响着。那时，很多战士都是脑外伤，但内科、外科、骨科都可以治的王忠诚，却做不了脑外科手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战士们死去。

　　今天用不了两个小时，就能通过开颅手术治好的病，在那时不仅他无能为力，就是整个医疗队的医生们也都没有办法。因为，他在医学院读书的时候就知道中国没有专门的神经外科医生，全中国也没有一家医院有独立的神经外科。王忠诚回忆道：“抗美援朝伤员很多，各种伤员都有，像外科、骨科、泌尿科、胸外科的，我都曾经学过，都有一些办法，但是脑外科我一点不懂，大学时没这个专业，只讲过几堂课，当然讲的是很浅的。所以这个志愿军为我们保家卫国受伤了，但是我没有办法，只能看着伤员痛苦呻吟甚至死去，觉得很内疚，那时候我就下决心，有那么一天，如果国家能够有神经外科，我也去学神经外科，要把中国的神经外科建立起来。”从此，王忠诚用一生去实践自己的诺言。

　　1952年，王忠诚从朝鲜战场回到天津。碰巧卫生部在天津筹建神经外科培训班，他毫不犹豫地申请加入，成为新中国第一批神经外科医生。当时条件很艰苦，因为没有现成的课本，也没有教材，大家只得到没有主的坟地去挖颅骨以解剖做实验。“挖的时候味道很难闻，挖出来那颅骨里面都是蛹，要把它洗干净，煮，漂白，再把骨头一个一个地穿起来做标本。教科书没有，只有从前在学校学的解剖书。在图书馆找了一本英文的解剖学就去读，从头读到尾，背得倒是很熟，费的精力很大，但是不一定适用，那时候不知道重点。”王忠诚说自己在初学神经外科时走了不少的弯路。

　　不久，中国第一个神经外科研究所在北京成立，王忠诚随之调到北京。

　　王忠诚治学的一生，充分展示了自控性、自主性、独立性、冲动性、探索性、灵活性和耐久性的创新人格特征。有人说王忠诚是一员福将，干什么成什么。实际上，他成功的动力是对人类疾患痛苦的深深体验。当他选择让人望而生畏的神经外科的时候，是因为他目睹了面对脑病战士当时中国医学的无可奈何。日本一位著名神经外科专家不幸患上丘脑胶质瘤但拒绝手术而死去。这种刺激也正是王忠诚问津世界难题——丘脑胶质瘤的原因。事实上，与病人相关的哪一个创新、哪一个第一不是王忠诚对病人痛苦的体验和感受所激发的呢？

　　一次次挑战不治之症的

　　“神医”感谢病人

　　脑里包含着密如纱网的中枢神经系统。中枢神经支配人的醒觉、思维、语言、内脏功能和肢体活动，被称为人体的“司令部”。中枢神经细胞极为脆弱，缺血缺氧5分钟就告死亡，而且不能再生。在直径不到一毫米的血管上做吻合手术，无异于是在“万丈深渊上走钢丝”。每一次手术前，王忠诚总是从思想上做好充分准备，想到病人可能出什么情况、怎样预防或怎么挽救，尽量让手术达到理想的效果。

　　他说，医生很需要病人和病人家属的理解，因为探讨神经外科不容易，教科书没有，从不懂到懂，从懂得少一点到懂得多一点，有个摸索过程，难免出差错。“我研究脑血管造影的时候就出过一个很大的差错，有一根血管我认为它是受肿瘤的压迫，造成这个血管的一个弧形，我就给他开了。开完以后没有瘤子，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内疚，给病人造成一次开颅的痛苦，当然病人恢复得还是很好，但是他遭罪了。我这个情况也和家属讲，也告诉他我判断错误，家属也很理解。所以我觉得一个医生的成长，病人教给我们很多东西，也承受了一些痛苦，有的是很严重的痛苦，所以我们应该感谢我们的病人，应该很好地为他们服务。”王忠诚对自己曾经有过的失误直言不讳，从没有因有医疗风险而放弃诊治，而是把个人得失置之度外，一切为了病人，因此，他得到病人的谅解与拥戴。

　　我国神经外科创业初期，由于不掌握当时国际先进的神经外科诊断技术——“脑血管造影术”，对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的诊断是很难的，因而治疗就带有相当大的盲目性。当时的神经外科界有“诊断难死人，手术累死人，疗效气死人”之说。那时，血气方刚的王忠诚认识到，诊断是治疗的基础，决心开创我国自己的脑血管造影技术。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外国资料，不能代替自己的实践经验。他开始在解剖尸体上练习。时值盛夏，在没有通风设备的室内，窗户也要蒙起来，尸臭催吐、大汗淋漓，全不顾及，终于取得了丰富的经验，使初期的六七个小时确诊时间缩短至15分钟。以后又经过7年的积累和对照手术分析，王忠诚所著、我国第一部囊括了2500份造影资料的《脑血管造影术》问世，这标志着中国神经外科划时代的进步，使中国神经外科诊断技术同世界先进水平缩短了30年。此书1978年获全国科技大会奖，至今仍是一部神经外科的重要学术专著。

　　和那个时代创造的很多奇迹一样，他是以健康为代价换来突破的。就是因为当年在毫无防护条件下的造影实验研究，他的身体承受了大量射线侵害，至今血液中的白血球数一直在4000个/mm3（正常为7000－9000个/mm3）以下。由于免疫功能受损，他曾六患肺炎、两度胸积水，却始终不悔。他说：“我在学校里学过镭的杀伤力，知道危害性有多大，但是为了成功，必须豁出去，不管付出多少辛苦、多大代价。”

　　几十年来，他研究并总结出脑血管造影术，第一次利用显微外科手术的新方法完全切除脑垂体腺瘤，成功地进行了第一例枕动脉及小脑后下动脉吻合术。在国内，他是将手术刀探进人体生命中枢的第一人。他创造了令国内外同行叹服的一个又一个奇迹。他豪情满怀地说：“现在，世界上能做的神经外科手术，我们国家都能做，而且手术技巧和质量都是世界一流水平。”

　　因为王忠诚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世界第一，而让中国当初几近空白的神经外科如今扬名世界，以至于早在1984年4月30日，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访问中国在上海复旦大学演讲时就特别提到：“中国在神经外科、用草药治病等方面，有许多东西可供我们学习。”自20世纪70年代起就常来北京交流的著名日本神经外科专家、仙台东北大学教授林木二郎不无自豪地对欧美专家说：“王忠诚是我们亚洲神经外科学界的家长呢！”国际著名专家、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教授Rhoton称赞王忠诚是“伟大的神经外科医生，他以其精湛的技术，远见卓识以及超凡的毅力，塑造出世界上一流的神经外科队伍，他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

　　一个又一个医学奇迹

　　在他手下诞生

　　见惯了生生死死的王忠诚，对每一个病人的生命看得很重，对自己的生死却看得很淡。“治好一个病人我非常高兴，如果他不好，就老想着他们。”一位社会学家曾经说过，健康、快乐、财富是人生三宝，王忠诚正是通过他精湛的医术和崇高的医德，把这三宝直接或者间接地赠送给了千万个家庭。

　　无影灯下，王忠诚那双曾拯救过许多生命的手，小心翼翼地揭起一块颅骨。刹那间，一团粉白色颤悠悠搏动着的脑体显现在眼前。他端坐在手术台前的圆凳上，透过花镜和放大10倍的外科显微镜，给一位偏瘫患者进行小脑血管吻合术。这是1977年的一个病例。早在1976年，王忠诚从文献上看到美国和瑞士的医生已成功地做了这种高难度手术。他想，如果我们掌握了“吻合术”，就会给许多中国的脑血管病人带来福音。从此，他把这个项目列为攻关的目标，一遍又一遍地吻合着动物的脑血管……

　　王忠诚不仅医术精湛，医德也有口皆碑。他一次又一次在手术后虚脱病倒，一次又一次拒绝了病人所赠送的礼物，一次又一次到贫困山区为那里的人们诊疗。

　　1995年春天，江苏淮阴市一个叫范勇的18岁男孩被送进天坛医院。病人全身肌肉严重萎缩，1.8米的大个子，体重还不足45公斤。患者脊髓内长了一个巨大肿瘤：粗约2.5厘米，长约22厘米，侵占了9节椎体的空间，把脊髓挤压成了扁片。王忠诚知道，做这个手术难度实在太大了。手术那天，年逾古稀的王忠诚在手术台前整整奋战了10个小时，直到把这个大瘤子干干净净地剥离下来。

　　这是世界上成功切除的最大的一例脊髓内肿瘤，无论是手术的难度和病人术后结果都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病人没有留下一点后遗症，3个月后体重就增加到120多斤。有人把这次手术称为惊人的“世纪之作”。

　　2000年6月6日，王忠诚主持的一台罕见的高难度手术，完整地切除了一个直径达6.5厘米的血管母细胞瘤，创造了世界神经外科领域的又一个奇迹。患者周易是个来自云南昆明的小伙子，他的祖父、父亲、伯伯、叔叔都是由于脑瘤在青壮年去世。周易也陷入厄运——一个大脑瘤长在生命中枢旁。他的母亲不愿意向命运低头，抱着最后的一丝希望给王忠诚写信求救，甚至愿意捐出自己的活器官来换回孩子的生命。

　　周易的脑部CT片寄过来了，王忠诚发现，周易的肿瘤直径达到了6.5厘米，相当于一个孩子的拳头大小，而且长在后脑深处的颅底部分，紧挨着脑干和小脑，因为长时间挤压，脑干只有原来的五分之一。一边是成功率很低的世界性难题，一边是危在旦夕的年轻生命，王忠诚当即和院领导研究决定：通知周易来京手术治疗。手术难度世界罕见——周易做过两次手术，脑组织正常结构被破坏；天坛医院此前曾完成过3例类似手术，但瘤体都比这次小。

　　已经债台高筑的周易的母亲却觉得不能两手空空就去看病，于是拼命地省吃俭用，每天只吃米饭和土豆，希望能筹到去北京看病的钱。从1999年12月到2000年5月，王忠诚不断让科里的医生写信打电话催促周易的母亲尽快带孩子北上。面对王忠诚的真诚，面对孩子不断恶化的病情，面对经济上的困难，周易的母亲肝肠寸断，她最终通过媒体筹到两万块钱来到天坛医院。6月6日，王忠诚主持了13个小时的手术，从死神的手中夺回了周易的生命。

　　这台手术堪称“艺术杰作”，王忠诚镇定自若、挥洒自如。手术成功了！等在手术室外边的母亲声泪俱下：“我有儿子了！我有儿子了！”一个延续了几代的厄运终止了，一个神经外科的医学奇迹诞生了。现在这位小伙子已经完全恢复健康。

　　人们经常说，“才不近仙者，不能为医”。但王忠诚却认为，自己不但不聪明，而且“比别人反应都慢”，他把成功的要素归结为自己始终把病人放在第一位。王忠诚说：“我做手术的死亡率很低，因为我首先考虑的是病人的安危。”

　　前几年，在英国因车祸陷入昏迷的凤凰卫视女主播刘海若，在北京宣武医院经过诊治而恢复神志，并且能够开口说话。刘海若入院时病情严重，颅内、胸腔创伤明显，身体多处肿胀、淤血，浑身插满各种管子。像她这种头部严重损伤的病人能够恢复到如此程度，在医学史上也不失为一个奇迹。当年，刘海若从英国回到北京入住宣武医院后，是经过王忠诚等医学权威人士的集体会诊，制订了一套特殊的综合治疗方案，精心治疗才得以苏醒、康复的。王忠诚常说：“当医生必须有技术，但首先是要有服务精神，必须把病人放在第一位，为病人提供最佳的治疗方案。”

　　不论是雪雨寒暑，还是身在异域他乡，每天的晨曦中，总有一个高大的身影在疾步独行。这是王忠诚坚持了近60年的业余“作业”：每天4000米，为了工作，他要锻炼身体。“给患者做神经外科手术，不仅要有高超的技术，而且还得有极好的体力。我要求年轻的神经外科医生都要熟练掌握的技能，我自己就要首先做到。做我们这行没体能不行。”的确，一上手术台，少说也得七八个小时，不吃、不拉、不撒，两条腿钉在那里，连大气都不能出。一条直径仅一毫米的脑血管，要均匀地缝合12针。人命关天，不能有丝毫疏忽。一次，王忠诚给一个重病人做手术，连续20多个小时没动窝儿。手术成功了，病人得救了，而他却瘫在了手术台前，因高烧不退自己也住进了病房，一病就是一个月。

　　站在学科前沿满意而又不满足

　　前些年，王忠诚每周都要做4到8台高难度手术，患重病不能主刀时，则到手术室助阵。近几年由于年事已高，王忠诚渐渐开始离开手术刀。用他自己的话说——“只有各方面条件都是最好、最合适的医生，才能上手术台，不能拿病人的生命开玩笑。”如今他除了仍然坚持每周出一次专家门诊，已经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带学生和著书立说方面。他说：“我现在每天都至少工作10个小时，写科学方面的书要求准确真实，不能马虎，最深的感受就是时间不够用。我要把我的经验和技术留下来，为更多的病人服务。”

　　王忠诚为了能以充沛的精力去工作，坚持锻炼身体，每天早上在健身器上做曲膝直立和仰卧起坐，一口气能做100个；每天下午4点半后，如果没有手术或会议，那就是王忠诚打乒乓球的时间，天天如此，坚持不懈。1997年，在日本东京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时，各国与会专家举办了一次乒乓球比赛，他和助手伽玛刀主任刘阿力二人合作，夺取了男女混合双打的“世界亚军”。谈起这次比赛时，王忠诚幽默地说：“世界亚军，很厉害呀。”“那冠军是谁呢?”记者戏言。“啊，那也不遗憾，因为冠军是中国人，我们的同胞。”

　　作为世界著名的神经外科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大学科带头人，王忠诚的工资不算高，生活很简朴，但是他很满意。再问他对这几十年我国神经外科发展速度和取得的辉煌成就，满意不满意？“不满意。”回答很干脆：“神经外科是个很年轻的学科。我们面前仍有大量问题没有解决；就是所谓解决了的问题，也还有改进和发展的余地。解不解决疑难重症，是要不要前进和发展的问题。中国不能保持现状。”

　　王忠诚凭着这种信念，半个多世纪来不停地求新、进取、发展，走前人没走过的路，不断地取得新的突破，一次次向另一个“不治之症”进军，使自己所率领的中国国家队站在了世界前沿。这一辈子他带了很多的学生，他亲手培养的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就有70多人。全国上万的神经外科医生中，有近1/3是在王忠诚指导下成长起来的。他不仅教他们医术，更重要的是教给他们行医原则。“作为一个医生，要真正地体贴病人、关心病人，不要把医生的身份高于病人。拿起手术刀，不停地去掉病人身上的痛苦。千万不要去割断与人民的感情。”王忠诚一再强调，我们的知识主要是来源于病人，病人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应该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好务。时至今日，王忠诚常对学生讲的就是：“我希望你们拿起手术刀，在世界神经外科状元榜上不断刻上‘中国’两个字。今天你们是我的学生，明天你们会做别人的老师，我盼望你们把手术刀传下去，把神经外科事业推向更高峰。”

　　他像一个“中枢”，指导着学生们将“末梢”勇敢地伸到每个前人没有触到过的领域，从有“生命禁区”之称的脑干，“一触即发”的脑动脉瘤，到颅内巨大肿瘤，再到至今无人起死回生的脊髓损伤，“我们得做别人做不了的手术，要创新……”面对学生骄人的成绩，他说：“我可以放心地走下手术台了。”

　　在过去的很多年里，每次坐飞机，他都要把腰托的说明书拿给安检人员，因为没人知道，眼前这个名冠中外的专家，是靠这个次次要惊动警报器的腰托来对付因为多年曲身手术留下的职业病——腰椎管狭窄，他甚至带着这个痼疾远赴边远的西部讲学、指导手术。

　　王忠诚曾说，这么大的国家只靠一两个好医生是不够的，必须把技术传播开来，百姓才能受益。全国除西藏以外的所有省区，都留下了他讲学和技术指导的身影。在他的带领下，北京天坛医院在全国建立了22个技术协作单位。他一直在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专科医生培养之路。2004年，在他的领导下，建成了北京神经外科学院，从课程设置到学习周期，从招生方案到培养计划，都是王忠诚精心设计的。

　　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创新进取，救危济难，著书立说，提掖后人，获奖无数。首都文明委授予他“首都楷模”称号，人事部、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授予他中国卫生界最高奖“白求恩奖章”，同时他也是世界神经外科最高奖获得者。1997年，他还将自己获得的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100万港币捐给北京市卫生局用于首都卫生系统培养人才，表现了一个科学家的博大胸怀和无私的奉献精神。这次获2008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实是众望所归。

　　如果说中国神经外科是座大厦，那么王忠诚是这座大厦的奠基人，也是这座大厦的泥瓦工，还是这座大厦的守护者。说到日后的工作，王忠诚笑了笑：“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太复杂，我们目前所知道的仍是微乎其微，学无止境。希望抓紧时间，再多做些有益的工作，为病人多解决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