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拔管案”引发热议，“安乐死”立法再成话题，不少代表委员认为

　　安乐死不合国情，没必要立法

　　王晓云、许琛、鲁钇山

　　拔掉病危妻子的氧气管，丈夫文某声称自己“因为爱，所以我帮她实施安乐死！”———最近在深圳引起轩然大波的“拔管案”，受到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关注。

　　“爱”，能否为文某免罪或减责？“安乐死”在我国要不要立法吗？接受采访的代表委员们纷纷表示，案件的法律定性不难，主要是其折射出的对生命和伦理的思考。

　　“帮她安乐死”？拔管丈夫被批捕

　　今年2月16日下午，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ICU病房内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一幕：丈夫文某突然拔掉了维系妻子胡某生命的氧气管，昏迷7日、挣扎在生死边缘的妻子溘然长逝。这对经历校园热恋、抵住男方母亲反对而终为连理的夫妻，竟以这种方式在婚后第十年阴阳相隔。

　　3月4日，深圳市福田检察院对外公布，以故意杀人罪对文某正式批捕。

　　据文某事后供述，自己的做法是出于爱妻，不愿意妻子受苦：“因为爱，所以我帮妻子实施安乐死！”这是检察机关首次披露的文某个人口供。

　　据了解，检察院将以故意杀人罪对文某提起公诉。

　　“动机难证明，构成故意杀人条件”

　　“杀人罪定性有一个很大的空间，《刑法》首先要考察其行为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市律师协会秘书长陈舒说，如果妻子经过治疗恢复不了，确实很痛苦，丈夫的确为了减缓妻子的痛苦，一时不理智才剥夺了生命，可以构成对丈夫从轻判决的情节。

　　全国政协委员、广东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认为，不管文某是什么动机，因为动机没有办法证明，只要他能预测行为的后果，就是故意杀人。

　　“管子是维系胡某的唯一依靠，不论文某当时是希望还是放任的态度，都构成故意的条件。”朱征夫补充，如果能证明特殊原因和特殊情况，可以从轻处罚。

　　全国人大代表、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沙振权表示：爱，就要付出代价。既然文某说自己是出于爱，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允许“安乐死”，很容易失控

　　要不要为“安乐死”立法？从1994年开始，陆续有人大代表提出“安乐死”立法的建议。银川市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曾对一位代表的立法建议这样答复：根据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相关法理，“安乐死”不符合生命权的基本概念，国家只能为提高人的寿命采取积极的保护性措施，而不能人为地终止人的生命。

　　中国有必要为“安乐死”立法吗？

　　陈舒代表说，目前中国并没有“安乐死”一说。“安乐死”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目前行不通。“安乐死”起源于北欧，但是中国人口众多，如果允许“安乐死”的话，会产生很多社会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市中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刘来平表示，“拔管案”的事实情况如何，还需要司法机关进一步调查，应该以司法机关最后认定的为准。对于“安乐死立法”，他表示并不赞同。“生命权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任何人都不能替别人决定生死问题。‘安乐死’也不符合我国的传统伦理道德，大家在情感上很难接受。最重要的是，‘安乐死’一旦被允许，很容易出现‘失控’，可能会对某些人的生命健康造成威胁。”

　　朱征夫委员也抱同样的观点：中国没有那种文化基础。安乐死涉及到社会诚信问题，法律如何评定安乐死的程序，如何保障这种程序不被滥用，这些很难掌握。

　　本报特派记者 王晓云 许琛 鲁钇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