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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况:联想集团总裁柳传志答问

  中广网北京3月11日消息 据中国之声15时07分报道,在北京梅地亚中心进行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闻中心组织的中外记者的采访活动中,今天接受采访的是全国人大代表联想集团总裁柳传志,记者会提前3分钟开始,一开始柳传志就几位记者的书面问题进行了回答。


  在谈到目前联想的管理机制时柳传志说:“原来联想集团的CEO杨元庆担任了主席的工作,聘请国际人士来担任联想的CEO,经过这几年的时间不停的磨合和学习,杨元庆对这些东西有了深刻的了解,在这些磨合的过程中要交学费,所以在前一阶段我认为那个也可以认为是交学费的一部分,我认为对杨元庆和他的管理班子是学到了东西的。现在的管理层主要管理人是CEO,是由8个人领导的小组,4个中国人4个外国人,配合也是非常的默契。当前的形势外界觉得很严重,但员工觉得还可以,因为我们经过很多这样的场面。”

  香港财经台记者:“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你,第一个问题是前几天证监会的副主席提出了CDR的问题,现在国内的市场已经具备了条件,看什么时候可以发行债券,就是想请教一下联想有怎么样的测算,另外一个是中央今天提出有一个消息说,打算在香港发1000亿的债券,来刺激香港的债券市场,想了解一下你们联想有没有在香港发展人民币债券的打算?”

  柳传志:“联想集团已经申请过一次了,市场是相当大,我们希望能够在中国国内的也可以发行联想的股票,但是一切在等待证监会的批准,由于现在形势不好,联想的股价走低,在这情况下是不是愿意过来,我们要做新的考虑。关于发债券的问题,我这里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有两个身份,一个是联想集团的董事局主席,我还有一个身份是联想集团的母公司,叫联想控股。联想集团母公司联想控股下面的一个子公司。母公司本身也开展着其他方面的业务。在发债券方面联想集团目前董事会还没有研究过,联想控股可能会有所考虑。”

  现代物流报社记者:“今年面对金融危机联想集团在生产量上是否要做调整,还有供应链系统是否缩减开支?”

  柳传志:“做PC业务的成本最大的地方实际上是对供应链的把握,因为由于新的元器件不断产生,PC的价格会突然的涨或者是跌,这种情况下怎么样使得库存积压最少,这是这个公司管理水平的最高表现之一,因此在供应链方面是我们要加强的重要内容,出货量更是要根据市场的需求。”

  中国证券报记者:“你好,我有两个问题想请问您。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知道您所在的母公司联想控股下面也有很多的投资基金,那么现在关于这个呼声越来越高,您有没有打算更多的利用创业版作出一些抉择,另外一个问题是在国际战略化方面,国内市场的比重一直是在加重,那么在应对危机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调整国内和国际市场的战略重心的问题?”

  柳传志:“在联想控股下面有两块投资业务,一个是VC是做风险投资,叫联想投资,还有一块是做PE,做私募基金,联想投资本身就是做VC这块目前投出以后的退出主要还是在国外上市,因此对选择对象,对投入都有很大的不便,所以如果中国的高科技成果能够及时转换成为生产力的话,对高科技中小企业能够给予更有利支持的话,创业版这个会越搞越好。”

  “您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电脑方面的,目前两点,一个是对高端品位的保持稳定,和对消费类市场的低档产品这两个重点不会变动,只会加强。在当前的情况下国内市场的比重自然会显的比较大,不仅需求大,而且在电脑下乡方面都会成为市场新的需求,很自然的国内市场营业额和新兴营业额会更大一些。”

  中国社会报社记者:“我想请问柳总一个问题,联想集团是首都见义勇为联合会的会员,您本人也担任了该基金会的委员,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请教一下在金融危机没有见底的情况下,联想集团如何继续扮演企业公民的角色,今后有什么打算?谢谢。”

  柳传志:“联想在做公益活动方面现在有两个主要的着力点。一个是属于教育类,还有一个是见义勇为这方面,这个是联想和其他企业有些不同的地方,我们企业发展的很好,是因为社会安定得来的,这里面我们有很多偶然的机会,到后来了解到很多见义勇为人士,包括了公安干警作出了很大的牺牲,而他们的家庭,应该讲生活并不是很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设置了基金,第一笔基金是我得的一个国际奖项10万美金开始的,以后联想集团又拿钱,这样就作为了基金,每年连续不断的往里面投入,据我了解,这样对北京见义勇为人士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我觉得,不管金融危机见底不见底,作为我们这样的企业,完全是因为改革开放的成果才有我们今天,把企业做好报答社会这是我们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当然首先要把企业做好,企业做不好就什么都没有了。”

  北京电视台记者:“刚才柳传志代表说到了,您重返董事局是想给联想带来信心,我想问您的信心究竟来自什么地方,我们中关村有很多高新技术企业,面对金融危机我不知道您对这些企业有没有什么建议,能够帮助他们战胜金融危机,谢谢。”

  柳传志:“联想在并购IBMPC以前是反复做过讨论的,他们内部研究花了半年以上的时间,最后使得我们下决心参与重大并购的主要原因是我们认为对这个行业还是有深刻了解的,我们对企业的管理是有深刻了解的。你比如说在2004年的时候,当时我们的国外竞争者DELL一打过来所向披靡,从美国打到欧洲一直到中国,联想在那两年市场份额也是节节败退。2003年底我们调整了对策,根据我们研究的结果使我们形成了两套系统,一套是专对消费类市场,一个是对大客户市场。”

  “这主要的不同,一套供应链对付两种市场是不合理的,这个效率会很低,两条供应链成本很高。那次的形势非常紧急,是因为这边在跟DELL竞争,那边在跟IBM谈判,如果这场仗打败了的话,我们的营业额会大部分下跌,我们就没法并购了,因为订购的这个钱股票要出一半,但是那一次我们取得了成功,从这儿以后呢,2005年以后,联想在国内的市场一路上扬,对新产品、供应链销售等等一系列在行业内部的运作本身我认为我们清楚,对企业管理中怎么样去建班子,定战略,带队伍,这套东西我们认为我们也是熟悉的,这个是我真正的信心由来,打到海外情况会有变化,水深水潜不清楚,现在我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我认为我们应付这些东西是没有困难的。对中关村的企业现在遇到的问题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是管理人才的问题,因为这些高科技企业很多都是科研人员出生的,他们做一个管理人员行不行,这个在我的考察之中。第二个非常实际的就是资金问题,因为在企业由小到大的过程中,他们需要不断的有人给他们注资,这个风险投资投完的以后,可能到一定程度以后他们还要继续投入,在这个过程之中,如果资金量断了,这些企业就可能要有问题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要有政府的帮助,还要有他们自己的积累。”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最近在PC产业里听到很多消息说好像见底了,”

  柳传志:“您指什么见底。”

  记者:“是PC需求,在你们这边有没有感觉,如果有的话认为可以持续下去吗,如果有改善的话从哪些产品开始?”

  柳传志:“PC的需求在国际市场,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市场现在明显减缓,减缓的重要原因,需求是两部分,一部分是大的企业客户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停止购买PC这是非常正常的,消费类的客户需求也有减缓,但是相对少一些,整个行业目前的状况是这样的,台式机向笔记本机的变化,台式机减缓,笔记本的购买量增多,低档产品需求量增多,大概是消费类的客户增多,大概是这么一个趋势,这是金融危机的时候是这样的,金融危机过去以后,我相信大企业客户的需求也会起来。目前来说电脑已经不仅仅是家家离不开的生活用品,已经成了很多人的生产工具,比如说像有很多人下岗以后利用电脑在家里做生意,像淘宝网都是这么做的,像农村来说,有了这个以后农民可以很快的了解到他们东西卖到了哪里,什么价位,变成了和中间商谈判的工具,我相信电脑本身需求量在很长时间内不会减低。”

  台湾经济日报:“在目前因为整个金融环境影响,大家都想降低成本,DELL把一些组装交给下面的工厂,联想降低成本会不会也把更多的单子给台湾的代工厂,您去年底访问台湾,隔了11年又过来,您对台湾市场有什么样的想法?”

  柳传志:“在制造方面降低成本我相信联想的管理层会认真的进行研究,因为制造成本现在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新的组合,包括地域的组合,供应商的组合,到台湾去我参观了台湾的工业园有很深的体会,中国科学院和联想控股有一个项目是想培养出一批CEO出来能够带动科学的科技成果形成企业,但这些CEO怎样能够从科学家培养出来是很大的难题,我们了解到工业园里的很多工作人员都是以前创过业的人到那里工作,他们跟那里的科研成果结合到一起做,他们成了那里边的CEO,这样据我了解中国科学院和联想控股都相继派人到那里进行了学习,有可能和新竹工业园进行更深度的结合,双方在管理和转化上进行合作,谢谢。”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从2月5号您复出到现在已经有1个月的时间了,非常想知道您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做的事情,对联想的发展是不是有不一样的想法,第二个问题,在2月5号复出之后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只有成功没有失败的余地,我没有在失败的时候离开过联想,只会在成功的时候离开,您成功的时间是多长,成功的标志是什么?我看到梅地亚不少的电脑不是联想,我们想知道现在联想在市场的份额是多少,您今年的目标大概又是多少?”

  柳传志:“我不能一看哪儿放着别人的电脑就生气,这不可以,我在复出一个月大概主要关心几件事情,一个是按原定计划,原有的CEO先生非常好的工作,他离开了联想,原有的这些高管是不是可以留下来非常好的工作,这是我第一关心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如果100分满分的话真的是100分。第二件事情,这个是一次非常正常的交接工作,原有的工作也是3年时间到了,杨元庆对这个情况比较熟悉知道这个工作,我又当上懂事长,变成了两个中国人在接这个工作,怕说成是东西方文化碰撞,这个也是我担心的,但这些话都没有,这也是我感到又很满意的事情,第三件事情就是两次参加杨元庆他们高层讨论战略的会,研究战略问题怎么定,怎么部署,是不是能够跟过去一样能够把问题做的非常深入,这个也让我感到非常的满意。第四件事情现在开始到中国,到美国和欧洲,因为是开会,国外还没有去,去和员工见面,说一些鼓舞人心的话,不但鼓舞我自己也鼓舞大家,这就是我要做的这几件事情。问我多长时间,这个时间看横向比还是纵向比,如果自己跟自己比要有大的盈利,这里面有先决条件,这个条件就是金融危机的状况,如果风暴果然大,而且特别大,你说我们立刻就能转亏为盈,这个有困难,如果横向比,自己和同行业比是不是明显比出进步,我想一年以后有明显的表现。”

  香港台商杂志:“前一阵子台湾有发布会,联合一些白牌的厂家来做一些低端的笔记本,然后,号称是说用山寨的模式来做的,在金融危机的情形下对对各种产业进行整合,我想问一下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联想会如何应对。第二个问题是联想作为中国同本土企业走向国际舞台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企业,很多企业也想走出海外,在国际的道路上,您刚才也说了,商业环境的变化,联想也遇到一些挑战,很多企业也想知道,在海外的道路上会遇到哪些问题,应该如何应对,您给他们一些什么建议?”

  柳传志:“中国企业一个是山寨版的电脑我们怎么应对是吧,确实有可能大家各有各的优势,比如说电脑发烧友,或者是自己喜欢鼓捣电脑的人坏了可以自己修理,自己可以用,但是比如说用电脑作为重要工具而且又不善于修理,没有服务支持的话是困难的,联想公司主要是凭质量、性能、服务、培训综合方面的优势和这些企业进行竞争。第二个像联想这样的企业走向海外遇到的问题,像海尔这样自己建立品牌的企业难题我想是由他们来回答,像我们这样的企业并购了一个大牌子的企业难题有3个,一个是这个牌子能不能站的住,原来的IBM的牌子被收购了,他们还认不认为是原来那个牌子。第二个是买回来的员工,员工队伍会不会稳定,中国人能不能和他们在一起很好的工作,如果队伍散了那你什么也没有买到。第三个是所谓业务的整合和文化的磨合,所谓环境变了其实无非是客户和客户的需求变,这些都是容易调整的,不太容易调整的在队伍里原来都是中国人,现在是由西方人士和中国人,各自有各自的优点,甚至也有可能夸大了看自己的优点,别人的缺点,怎么样合在一起形成统一的文化,统一的价值观这些事情那确实是需要有耐心和高度才能处理的好,如果一个企业从并购的方式实现成功这个题目是最大的难题。”

  中国计算机报记者:“我来到现场的时候发现有很多电脑是联想的,而且还有大机器是2月才出来的一体机,两会期间有很多代表配发的电脑也是联想的,这是怎么形成这样的情况,是招标还是赞助,还提供了其他的什么技术支持?这两天电脑下乡比较热,联想已经在全部16个省入围了所有的产品和渠道,今年联想在电脑下乡、销售方面有什么预期,有什么特殊的举措在这里有最大的份额?”

  柳传志:“我最怕回答的就是跟计算机报有关的问题,我从01年不当CEO以后就不在任何IT的有关会议上讲话,所以这些方面的学习也远远不够,还好你问的问题深度不算太深,我以后要恢复到专业学习在半个月以后我才能够开始讲课。这些东西是怎么回事儿我还不知道呢,这个问题好回答,我不知道。第二个问题是电脑下乡预期我答不出来,但是对于联想来讲一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真的想把电脑下乡做好的话,有三件事是一定要做的,一个是销售渠道要畅通,要人家想买可以买的着,第二个服务网点要足够,特别是对农村一代。第三个是培训网点,这三个点比较要全部安排好了才真的可以说做下乡的工作,不然只会给自己倒牌子,我相信像联想大中国区的负责人在这方面已经很有经验了,大概多长时间不一定,我会向他们了解,希望他们能尽快部署好,不辜负国家和农民兄弟的希望。”

  香港大公报记者:“您好,你刚才说了回归了一年以后会看到不错的表现,我不晓得你用什么指标来这句话。第二个问题你说发展中国家是你们重点市场,我不晓得你怎么看这个市场的经济,因为他们的经济现在也不好,你们希望能够做什么成绩出来呢?谢谢!”

  柳传志:“一般的讲横向比多数都是比份额,份额之中还细分,比如说对大客户的份额,对消费类市场的份额,份额指的是横向的比,而不是比台数,至于好与不好看营业额的增长和减低,利润增长的情况,份额增长的情况和股价增长的情况,我内部来讲,第一一个好的核心的班子是不是能够在一起好好的工作,他们是不是很全面,第二个他们是不是能够掌握一套比较好的、科学的制定战略的方法,比如我们有一个目标定下来以后用什么样的路线去实现,组织架构怎么去进行调整,选什么合适的人,怎么去考核,怎么去激励,这些会不会做,战略上能不能很好的执行,第三条更重要的是队伍是不是有势气,中国人、外国人为了完成战略会不会努力的工作,文化里包括是如何激励他们的,这是一个企业真的好与不好的评价,所以,当大家买股票的时候看着所谓的基本面都是营业额利润的增长,但是我知道,有可能那不是真的,当时表现的不错,其实那里有大问题分裂的问题出来,这是我对企业的理解,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我心里这杆秤是这么衡量的。这就是我要说的。经济危机的状况总归是要过去的,发展中国家主要是金砖四国了,除了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对电脑的需求有非常强烈的上升势头,特别是中国人说这个话特合适,我们就是这么过来的,在八九十年代时候,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整个中国市场全年20万台,后来突然间猛涨,为什么呢,这些国家如果想具备后发优势的话,信息化一定是他们必须考虑的问题,我们在发展中国家是有比较大的投入和准备的。”

  北京电视台北京议事厅记者:“一个是关于电脑下乡的刚才说关于电脑下乡外面公布的价位是2500—3000这是什么样的电脑?今年有没有招收大学生的计划,如果有的话是倾向于哪些院校,哪些专业,给他们的薪酬是多少?”

  柳传志:“真不好意思,您说的这两个问题我都不知道,我了解的还没有到这个层级。关于大学生的招收问题我还没有顾得上了解。大会完了,我沉下心来再去了解。”

  香港明报:“您好,想请问一下刚才您说到联想控股方面有可能是考虑在香港发债这个问题,想问一下,有没有概念现在心目中的额度是多少,时间表是多少,因为我们知道,现在金融危机的情况下海外很多资产很便宜,是不是控股方面今年会加大在海外投资力度,主要会是哪一方面的资产,因此有这方面的资金需求,今年在香港发债,另外一个是联想集团方面的问题,未来并购也是联想集团一个很积极考虑的方向,您认为是电脑发展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组成部分,您认为联想集团未来的并购跟上次IBM的并购会有什么不同。”

  柳传志:“在联想现在有三部分在做投资,刚才介绍了两部分,我们下面有两个管理基金,一个叫鸿毅是专门做私募基金的PE,还有一个是联想公司的现在专门做VC的。这时候又出现了第三个就是控股本身,也将来进行投资。跟那两个有什么不同?那两个是投资以后是要及时退出的,是募集的IP的钱,是8年左右时间是要退出来的,但是对控股来说投进去以后是选择自己真正认为合适的东西是当儿子养,不见得准备退,当然卖也是有可能的,所以有三部分,在前两部分,鸿毅跟联想投资他们很有预见性的在07年的时候就已经研究过过冬的问题了,当时是根据什么认为有可能过冬,主要是根据当时中国股市市盈率过高,高到了超出常理的程度,七八十倍,我们认为这个很不正常,时间早晚不敢说,但是这个情况一定会发生大的变化。第二个在中国相当多的企业,在GDP之中有相当大的比重是做出口的,但人民币和外汇汇率跟这些出口企业的利润有太直接的影响了,有些企业的利润相当薄但是也没有做调整,随着人民币和外汇比例的变化,这些企业就有可能撑不住,都有可能给中国的经济产生一定的变化,当然我们把这个称之为过冬,现在看来那也就是深圳的冬天,跟我们现在说的冬天感觉不一样,但毕竟由于我们有了思想准备,所以我们两家投资公司都利用他们在当时投资非常好的成绩的情况下提前募集了资金,鸿毅在去年募集了14亿美元加50亿人民币,所以口袋里的现金是相当充足,联想投资是专做风险投资的,也募集了4亿美元,所以在现在的这种情况下他们可以非常从容的在选择哪些企业,价钱又合理,做的又好来进行投资。控股本身也要投资,这里面我们预备了一些钱,在本身做这个事情以前肯定是经过了策划,预备了人和钱,但是现在确实有相当不错的项目需要更多的钱,因此如果能够有发展的机会我们还是很愿意去发展的。在这些里面有很多很多内容是可以进行选择的,大概就是这样。”

  美国新闻周刊记者:“联想成立的时候据我所理解是跟中国科学院有关系,当然也有科学院一部分的支持,帮助你们,现在很多企业最近没有帮助,从你自己的角度来讲,您觉得新的创业版对这种高新科技的企业会带来多少帮助,而且这种帮助是足够的吗?会不会已经太晚了。”

  柳传志:“联想是中国科学院在84年投资的一个企业,当时投资了20万元人民币,以后再没有追加过资金,跟今天的创业版比对资金的帮助远远大于科学院对联想的帮助,科学院对点联想非常了不起的帮助是给联想树立了一面旗帜,说你们是中国科技改革的先锋,真的就是这句话非常重要,因为当时我们又没有股份,我干吗要那么努力工作呢,是说明你们有重要意义的,第二个帮助,科学院的院长是个非常好的婆婆,对我们非常信任,从来不干预我们的工作,我当时拿了20万以后跟科学院的领导谈判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是人事权希望你们不要管,我怎么组织班子,怎么用人希望不要干预,第二个是不要进行财务的干预,我交了税以后,多少钱做发展资金,内部的分配不要干预,当时国家投资的公司对公司是要管的,科学院坚决不管。第三个是运作权希望不要管,科学院非常好的履行了这三点,使得我们有一个放手发展的机会,这样的话在当时分什么是国有,什么是民营的时候有一个说法,当时管自筹资金,自由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这样的企业称为叫“民营企业”,其实钱是国家的,按道理20万是国有了,但是20万根本不够,钱全是我们自己找的,也叫“自负盈亏”,我们给自己叫了一个名字是国有民营,后来叫了很长时间,这就是科学院对我们的帮助。”

  “第三个帮助,科学院的领导在1993年的时候主动和我们讨论,你们要考虑创业者们有股份的问题,因为,对我们来说跟今天的很多大国企不同,甚至那些大国企,国家拿了资源,拿了很多钱,科学院除了拿了20万什么也没有拿,跟我们讨论关于股份的问题,因此,院长说科学院不代表国有资产管理局,国家我们没有资格奖励给你们股份,但是我作为股东有资格奖励给你分红权,于是每年把利润的35%奖励给我和我的同事和我们创立的员工,我们成立了一个员工直股会,就专门接受这35%,我们拿这个钱一存存到了10年,存到2001年,大大方方的在国家的主持下把联想企业的35%的股份买了下来,今天我们就是名副其实的股东坐在这里说话了,后边有人说国有资产流失等等,这跟我们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们是真金白银,拿自己挣的钱买回来的。同时我在这儿想说一句,高科技企业如果不把机制做好,高科技企业真的很难成功,因为这些科学家也好,管理人也好,主要凭他们的智慧,他们的能力,他们的投入,如果他们完全没有股份的话,这个企业肯定将来难以为继,所以,我们在做投资的时候特别注意了对这些被投企业人员的激励,不仅如此,我们在做PE,做私募基金投资的时候投到国企里边第一件事也是进行机制性的改造,我们所投的国企一定是长期观察了,认为这些老总CEO很能干,很忠于职守,无论在人品和人的能力方面都是经得住考察的,我们就给他们改造一个董事会,让董事会变成一个真正能够开展业务的董事会,除此以外就是采用股权奖励的方式,我们作为股东让他们通过奖金或者贷款的方式有股份,这时候他们就完全变样了,他们以前在国企里面表现好的时候,他们闪耀的光辉是铜的光辉。到了我们这里有了股份以后闪的是金子的光辉,感觉完全不一样,在我们所投的几个企业里中联重科是湖南的企业,我们投了3年,3年前大概他们营业额是30亿人民币,现在是100多亿人民币,利润投入的时候是二三亿,现在是30亿,而且,在金融风暴这么冲击的情况下股价略有下跌,利润很好,我觉得我们主要工作把真正能干的这些管理层,他们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很好的捆绑在一起,首先要会选,这些人是不是真能干。”

  “再下来就是我们会对他们进行更具体的帮助,比如说在战略制订上,供应链上,销售能力上,我们是做企业出身,对这些东西是真正有了解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所有我们投的企业情况都还不错,刚才介绍到风险投资和鸿毅投资的企业,到今天基本面绝大部分都是很好的,因此说在金融危机产生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几个投资的基金都应该在这个时候能够作出更多的贡献,而且能够选择更好的投资企业。”

  台湾工商时报记者:“现在目前电脑市场全球五大品牌里面有两个华人品牌,包括像台湾的宏基,在这个市场那么竞争的情况下,评价一下华人品牌未来的前景和竞争上的优劣势。第二个问题您去年来到台湾,我们比较关心的是联想对于台湾市场的看法,我讲的是比较具体的,比如说今年对台湾投资的看法,或者是采购上面的一个想法,能不能做一个回答和说明。”

  柳传志:“现在在全球市场上5个品牌里边,应该讲前四个大品牌里边就有两个是华人品牌,应该讲,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电脑毕竟是个制造业,制造业行业本身是毛利不算很高,是一个毛巾拧水的行业,就像拧毛巾一样,一点点滴的拧出来,这是有两个华人企业在其中的原因,但是我相信华人已经知道做这个行业真正的突破是要在技术上的突破,因为,电脑这个领域加上有无线和互联网的翅膀以后会涉及到更多的领域,它未来的形势是什么样的,硬软件结合以后将在哪些领域做是无法预测的,在这种情况下两间华人企业都应该在站稳阵脚以后一定要在研发上有重大投入,现在电脑领域里想投入都投入不了的原因就是标准,CPU和操作系统已经在多少年前就被英特尔和微软站稳了,大家全要按这个标准做事情,未来PC领域的终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和手机结合了以后,标准的某些东西会突破,在这时候进行新的布局,取得更高额的利润应该是这两家华人企业的突破口,我相信这两家华人企业之间也会有互相的联系,至于台湾市场和采购的问题,市场的问题我没有太去了解,而采购问题上因为现在电脑里面大部分整机组装和元器件制造都是台湾企业在做,台湾企业应该讲给我们做了榜样,在80年代,我刚刚开始进入电脑这个领域的时候是看了石智荣先生的书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因为在以前都认为华人不行,没想到当时我们哪怕做键盘,做简单的元器件能够占有垄断性有时也是给大陆的中国人以震动的,当时也了我非常强烈的震动,这些年来台湾的供应商不仅从一般的元器件做到芯片,我想以后还会有做到显示器的显示板这些更高的这些方面的内容。我想大陆的企业家也会去学习,向更高的前沿去冲击,这是我们要做的事,大陆的企业家还有另外一点,大陆科研单位的力量应该讲更为雄厚,因为人多,大学研究院所。台湾比以前的优势是什么呢?台湾的科研院所比较更早的懂得了要和市场结合,而大陆懂得晚,大陆过去一直走的是苏联那一套,到了八九十年代才懂,但是力量确实是十分之雄厚,我相信再过几年,这些力量发挥出来以后应该在高科技领域里能起更大的作用。”

  来源:中国广播网
(责任编辑:杨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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