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鹏

　　最高法院工作报告赞成2172票，反对519票，弃权192票；最高检工作报告赞成2210票，反对505票，弃权162票。是哪些群体，是什么理由让他们投了反对票？据媒体分析，在所有代表界别中，来自商业机构的代表，对两高报告的反对意见可能最为集中。（3月19日《南方周末》）

　　“两高”连年保持高票反对的记录，既是人大代表们对司法系统成绩的评估，也表达了对社会正义底线守护者的司法部门的不满和失望。据分析，商业机构的代表是两高报告的反对意见中最为集中的。这个结论的逻辑依据是大多数企业都会惹官司，而民事官司中，特别是法院执行难的普遍体会，不论原告还是被告，都很难对法院满意。

　　这难免给人以企业界是司法的“公敌”的假象。按说，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离不开法律保障，但企业主代表们通过对“两高”行使反对票，以表达对司法系统在维护市场环境的不力，从侧面为司法部门在面对市场经济中的不法现象时失职和失位做了现实注脚。

　　也许“商业机构代表对两高报告的反对意见最为集中”的结论并不完备，但两会期间也有全国政协委员李蓝火药味十足地批评：我对报告很失望。“对最高法院的报告评价好不好，不是根据这个报告的文本，而是根据我们对它实际工作的感受来评价。”李委员的“感受”，也是大多数人对司法的共同感受，我们有理由确信“反对”的应该不止于企业主代表，至少还有那些急需法律保护的传统弱势群体。

　　对司法系统的认知和感受，远远超过了某一个群体或阶层，司法系统这一社会正义保护层近年来的污点就让人吃惊。比如，今年“高法”报告中忽略了引发司法系统巨大震动的“黄松有案”，从而受到一些代表委员的质问，负有监督义务的检察系统回应“躲猫猫事件”，承认“牢头狱霸问题长期存在”，可是为什么更加长期存在的检察系统竟然能够“容忍”牢头狱霸？不难理解，这个时代里，为什么人们更加相信舆论和媒体，更加愿意选择把事情闹大，却不是寻求更加温和与妥帖的司法途径。

　　反对票之高，正是司法现实的投射。没有必要细究到底是谁投了反对票，因为我们深信，基于人们对司法现状的普遍感受，司法改革已不是学术命题，而是现实呼喊，司法系统必须要让每个人都放心和信任。即便有一票反对，不管那个人是谁，都需要司法系统面对并解决之。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据报道，为了报告顺利通过，“两高”小心谨慎地字斟句酌，还在两会小组讨论中安插“托”唱赞歌。

　　板子都打到“两高”屁股上也不合适。毕竟，无论原告与被告两边都不讨好的境况下，还需要提升整个社会的法律信仰，但更为急迫的是司法部门不能对那些年复一年的周期性“反对”假装听不见，首先还得要洁身自好、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先哲有云：我们都是蜗牛，但我们一心向前。当下需要保持一种必须向前的姿势，倘若不向前，则反对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