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严格执行国家法定节假日有关规定。《通知》明确要求各地严格执行《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09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按照这一要求，今年五一假期为5月1日当天的劳动节法定假日，加上5月2日、3日两个公休日，共计三天。

　　短短几天时间之内，中央政府与其职能部门和地方政府之间，发出如此不同的声音，在人们以往的经验中实属罕见。这也从一个侧面暴露出，围绕五一黄金周的恢复与否，确实因立场、利益不同而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观点。

　　鉴于旅游业是黄金周最大的直接受益者，国家旅游局支持地方政府试点恢复五一黄金周，当然毫不足怪。但恢复黄金周必然对一地乃至全国的社会生活带来全面影响，由旅游主管部门表态支持各地试点，似乎有越权之嫌。

　　至于地方政府，金融风暴冲击之下，出于拉动内需、活跃市场的需要，恢复黄金周的内在需求也足够充分，自然会与国家旅游局一拍即合。不过，在《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法律约束，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09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的具体规定之下，地方政府自主恢复黄金周面临法律和行政的双重约束。国家旅游局的支持，也不足以帮助其突破这些约束。

　　更重要的是，作为休假的主体，部分公众对恢复五一黄金周，表现出强烈的诉求。在一项有20多万人参加的网络调查中，支持恢复五一黄金周的人数，占到近90%。或许，经过去年一年的体验，更多的公众发现，在带薪休假制度难以落实的情况下，要实现充分的休息权，还是必须仰仗政府强制推行的黄金周制度。

　　面对如此情势，中央政府的处境则显得比较微妙。如果默许各地试点，必然有更多的地方政府加入试点行列。鉴于长达7天的黄金周具有强烈的外部效应，很快就可能将不准备试点的地方，也裹挟进一个全国范围内7天长假。若如此，一个刚刚实行一年的行政法规，就被事实瓦解，显然有损于政府的权威和法律的严肃。尤其是，如果因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的挤压，法律法规可以如此轻易地被击破，势将形成一个不良的负面范例。促进旅游、拉动内需，确实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却不该被拿来做利益博弈的筹码。现在，国务院《通知》以清晰的言辞明确规定各地“不得擅自调休、自行安排”，堵住了各种可能的变通方法，也维护了政府政令、法规的严肃性。

　　政府决策真正必须面对和尊重的，是相当一部分公众要求恢复五一黄金周的强烈诉求。2007年底，《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从征求意见到最终通过，始终贯穿的核心争议是，在取消五一黄金周之后，带薪休假制度能否真正落实。经过去年一年的实践，有更多的网友选择支持恢复黄金周，证明带薪休假制度的落实情况，确实不容乐观。

　　于是，国务院做出否定恢复五一黄金周的决定，就重新回到了2007年底所面对的难题，即如何以保证带薪休假制度的落实，达到取消五一黄金周和保障公民休假权的双重目标。中央政府可以顶住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的博弈和挤压，却不能不正视公众的合理诉求。

　　面对如此难题，合理的出路还是继续加大法律强制力度，推进带薪休假制度的落实。因为就长远而言，分散、自主的休假制度，其社会成本必然低于集中休假的黄金周，而休假质量则高于黄金周，因此必将代替黄金周制度。既然方向选择无误，那么就应该排除核心障碍，使新的休假制度真正落实，非出现特别情况而不能轻言放弃。那种因为带薪休假难以落实，就放弃落实的努力而恢复黄金周的思路，可以瓦解所有对法律、制度的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