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当遗体成为民众问责与维权的道具

　　当遗体成为民众问责与维权的道具

　　□杨涛

　　据株洲高架桥垮塌事件遇难者家属反映，听从政府安排在20日零时前进行火化遗体的遇难者家属，获得40万元的赔偿款，至少有5个遇难者的家属与当地政府签订了相关协议。

　　死者何时火化与下葬，那是家属的意愿，应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来进行，政府不宜插手，通常情形下政府也不会插手。但是，在重大敏感的案件或者突发性事件面前，一些地方政府就特别热心于死者火化与下葬的问题。在瓮安事件中，当地政府专门派出干部，二十四小时候守着落水女生的下葬；而在湖北“高莺莺事件”中，当地政府竟然派出武警强行抢走高莺莺尸体进行火化。

　　死者何时火化与下葬，何以让地方政府如此关心，难道还有特别的意义吗？答案是肯定的。在矿难、塌桥等突发性事件和一些刑事案件中，无助的死者家属在自己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时，往往借助遗体来向公众和媒体哭诉，用悲情来争取舆论的同情，从而获得应有的赔偿或者对肇事者、渎职官员的问责，有些极端的死者家属甚至抬着遗体冲击企业和政府机关，在这些单位摆设灵堂。在某种程度上讲，遇难者的遗体，已经成为死者家属与政府和相关责任人员进行讨价还价的道具。

　　这就不难解释地方政府热心于遇难者尸体火化与下葬了。因为，遗体如果一直没有火化和下葬，死者家属就无形中多了一个筹码，他们可以通过这个筹码提出许多要求。政府要强制死者家属尽快火化，规定一个时间表，甚至不惜以支付更多金钱来赎买死者家属加快火化步伐，其目的就是要打掉死者家属手中的筹码，不让他们向公众哭诉悲情，从而减弱家属在未来谈判中的博弈能力。

　　一些死者家属利用遗体来漫天要价是不对的，而利用遗体来冲击政府更是违法行为。不过，更多的死者家属选择遗体作为筹码，确属无奈之举。

　　试想，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早就有死者为大、早日落土为安的习俗，如果不是迫于无奈，谁会用死者来作为道具，践踏死者的尊严。然而，残酷的现实告诉他们，一旦死者家属早早将遗体火化与下葬，接下来的事情就是他们难以控制的，赔偿可能低于法定标准或者迟迟不到位，对有关人员的“问责”可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无数次“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经验也在提醒他们，只有凭借遗体这个最后的筹码，才是获得应有权利和对责任人员进行有效问责的办法。

　　追踪“遗体成为民众问责与维权的道具”背后的原因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的某些地方政府是具有公信力的政府，政府机关是严格执法的，对责任人员的追究是有力的，民众向司法救助的渠道也是畅通的，那么，死者家属还有什么必要冒着扰乱社会秩序的风险，把遗体作为问责与维权的道具呢？死者家属用遗体作道具，而政府强制死者家属进行火化与下葬的现象屡屡重演，说明了利用遗体形成的舆论压力，是保证一些地方政府严格执法的动力。因此，让所有的死者家属能产生这样的自信———即使是死者早早火化和下葬了，死者家属的权利仍然能得到维护，相关责任人员仍然能得到追究，他们仍然有公正的救济渠道，并非“会哭的孩子才有奶吃”，这才是地方政府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