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　关闭　　每天出门前，57岁的上海退休女工王炼利一定会涂上口红，把自己拾掇得干干净净，哪怕只是去菜场买菜。

　　下6楼，右转，经过树荫下一群剥毛豆、逗孙子、扯着家长里短的退休老太太，她总是瞅都不瞅一眼，匆匆从她们身边走过。

　　“我不属于她们，至少在精神上。”她说。

　　事实上，“属于哪个群体”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王炼利。退休后，她写了几篇经济论文，并开了一个关于经济学的博客，逐渐在经济圈里赚到一点名声。在公开场所，她喜欢被人称作“王老师”，尽管她只在学校读到初中二年级。

　　她是一个开了17年车床的“退休女工。从1968年第一天上班后的17年里，她的工作就是在车床边，一手摇手柄，一手用模具制作各种圆形的东西。至今，她的“大拇指都力气奇大”。

　　如今这名退休女工，仍住在20多年前的住房里，沙发、书柜、缝纫机挤满了不到10平方米的客厅，纸箱、皮箱一直堆到天花板。退休后，第一个月拿到865元退休金的王炼利很清楚，自己其实跟楼下大多数退休工人没什么区别，仅够满足“小虾小螺”的日子。

　　但她并不甘心。从一开始，她就不愿意接受“小人物”的命运。她从小的理想是当政治家，刚上初中，就跑到华东政法学院，看国际政治系什么样。她天然对政治、外交这些“大事”感兴趣。12岁那年，她甚至一个人跑去上海青年宫看秋瑾的血衣。她崇拜“英雄”。

　　只是，和大多数被淹没的普通人一样，生活没有给她实现理想的机会——文革中止了她的学业。尽管她“学习很好”，16岁那年，这名少女进入了上海一家大型造船厂当车工，政治家的梦想被日日轰鸣的机器一点点碾碎。

　　书籍成了她寂寞岁月惟一的安慰。她偷偷借读《复活》、《安娜·卡列尼娜》，到上海交大找到内部供应的周一良编的《世界通史》，甚至自学了代数、几何。也因为爱读书，有人背后称她“精神病”。

　　1977年，女工王炼利在刚恢复的高考中考了高分，但因政审不合格，她不得不再次回到机器旁。

　　此时，她的理想已经变得很现实：离开车床，不再做“圆疙瘩”。8年后，生性好强的她通过了17门课程的自学考试，成了四五千人的造船厂第一个靠自学取得大专学历的工人。

　　1988年，王炼利换了工作，干起了工程预算、审计，整天跟数字打交道。她发现数字“像艺术一样迷人”。

　　她成了数字迷，经常出没于旧书店，搜寻老数据。每次到北京，她都要到三里河国家统计局旁边的一家专业书店，买大本大本的各种年鉴，收集数字。

　　这些数字，开始改变她的命运。1994年,“全厂审价一支笔”的她因为不肯在一份工程决算价只有10万元却报价100万元的决算书上签名，被迫从国营船厂辞职，此后，她在其他私营企业、上市公司辗转，所从事工作都离不开“用数字说话”。

　　到2004年，她关于房地产、国企改制等问题的经济论文先后发表。瘪了多年的理想气球，又渐渐鼓胀起来。甚至有人称她是“民间经济学家”。

　　她还学会用“列昂惕夫矩阵”、“无差异曲线”、“科斯定理”这些专业术语。她还能演算像天书一般奇形怪状的数学公式。

　　2002年冬天，当王炼利退休时，80多岁的婆婆原指望她多承担点家务，可她却更忙了，成天在屋子里演算。有时，为了翻资料，她趴在地上、桌底下甚至床底下一动不动。有一次，为在电脑上找到程序算出数字的连续40次方，她熬了整整一夜，早饭也忘了做。

　　起初，王炼利的文章并不受内地媒体重视。于是她转而把论文投到香港，甚至放到网上。她举贤不避己，经常给著名学者写邮件，兜售自己的观点。凭着这样一种锲而不舍的劲头，她的论文在圈内渐渐有了一定影响，博客的点击率日渐增高。慢慢地，她也结交了一些经济界的“主流学者”。

　　她自称自己“也许是中国最著名的退休女工”，希望自己的文章能变成“传世之作”。然而她的家人丝毫不觉得她“著名”。她的论文，她老公“一个字”也没读过，她的儿子也称“读不下去”。

　　在儿子眼中，妈妈并不那么称职。她精于数字，可上街买菜，总是算错账，多给人钱。她不爱做家务，做饭、洗衣、刷马桶，总是等到万不得已才去做。图省事，她总是做梅干菜炖肉，因为“那可以吃两天”。她也不像外头说的那样坚强，她看《大长今》哭得稀里哗啦。

　　在热衷谈房子、股票、赚钱的亲友圈里，大家笑她做这些事“虚无缥缈，不来钱”，更不理解她经常花3个小时到图书馆，复印一次资料要花200多元，实在“拎不清”。

　　有人问她：“退休了，抱个孙子享享清福，折腾这些干啥？”她说，能当奶奶，自然高兴，但比当奶奶更高兴的事，是搞学术研究，那种乐趣“无法用言语形容”。

　　偶尔，她也会埋怨命运多艰。“在70年代时，我就知道应该有记者来采访我，可没想到现在才来呢。”她坦然说。

　　按她的解释，做这些事最直接的原因是，她必须拿出数据说真话，以反驳某些官员“谎言”。电视上说，上海人均居住面积提到了多少多少百分点，她会啪地把电视关掉，因为“那是假的”。

　　当她从巴金的葬礼回来后，更坚定了自己在这条路上走下去的决心。

　　1967年第一次见到巴金时，王炼利在离巴金仅几米远的地方高喊“打倒巴金”。38年后，再见巴金时，老人安静地卧在玫瑰丛中，系着鲜红条纹的领带，永远睡着了。在无数的挽联中，她记住了一个：“用忏悔拒绝遗忘，以真话抗拒谎言”。她握着一张巴金闭着双眼的木刻像，走出殡仪馆，暗暗下定决心：“我一定说真话，一定。”

　　然而一个退休女工在学术圈说出真话并不容易。她深感到，在中国，学术研究已被当成待遇，而不是工作。搞学术研究成了“高层次”人的专利。

　　偶尔，王炼利也会受邀参加一些学术会议。有一次，她参加中国房地产税务工作研讨会，在介绍与会者的资料上，她被写成了“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很多专家学者都对她示好，称她“王老师”。但当她在发言完毕及时对身份作更正后，“一些专家学者的脸变得比6月天还快”。

　　她甚至破天荒地被邀请到复旦大学百年校庆的讲台，与她同台演讲的都是世界名校的教授、渣打银行的高级经济学家。不过，当翻译介绍她时，说的是研究员，而不是“退休女工”。

　　“说到底，复旦还是在乎我的身份的！”她叹了口气。

　　真正以“女工”身份登上清华大学的讲台，在她看来，那是值得她终身纪念的日子：2007年11月19日。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一位教授知道她的身份，就邀请她给研究生班讲了两个多小时的课。她第一次真正成了“王老师”。

　　当然，王炼利明白：这样的邀请，纯属这位教授的个人行为，校方并不知情。

　　即便如此，她也知足了。10年前，她第一次到北京，站在从小就向往的北京大学门前，门口站着保安，她不敢进去。她怕保安问她干啥的，那样，她就得回答“女工”两个字。她暗暗发誓：自己终有一天要进北大，但不是这样进去。

　　“北大没进，进了清华，也不错！”她笑着说。

　　偶尔，她也会感念“女工”身份带给她的一点幸福感。因为“女工”，她被人小心地称作“自由学者”。她也足够“自由”，不用服从老师观点，不用担心越了门派，也不用在乎主流不主流，而只在乎“对不对”。

　　“女工”的身份还帮助她完成基层的市场调研。为了弄清楚保险行业的一些黑幕，她假装想当保险推销员，参加了两三个月的保险经纪人培训，后来，她就此写的关于保险的文章，挂在一些保险公司的网站上。

　　但更多时候，她对“女工”的身份感到无奈。她的名片“空荡荡的”，没有职称、单位，只有名字、电话。她说，郎咸平名片也这样，但人家是名人，完全有资格空着，而自己实属无奈，难道名片上写“退休女工”不成？

　　几天前，王炼利来北京，从上海出发前，她仔细盘算着自己一个月的收入，住一天100元的房间，能住上10多天。她用这些时间拜访很多学者，介绍自己的文章。

　　这位被称为“工人经济学家”的退休女工，一心想成立一家依托数据的咨询公司。她开口谈的，是如何给民营企业指出“致富的路”。她写的文章，论述的是解决千万人住房问题的大道理。

　　她并不回避自己想“致富”的迫切心愿。她甚至很在乎“儿子结婚的房子是女方给的”。当然有时她也感到“自卑”，因而从来不会邀请经济学家朋友到自家的小客厅“坐一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