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榻杂记》

1997年，季羡林和他的爱猫

　　季羡林 “大师”的背后

　　季先生身上，叠着对故家、国族的深情，叠着许多学人的影子，还叠着一个尚能产生“大师”的年代，丝丝相扣、盘根错节的人物图谱

　　本刊记者 李宗陶 发自上海

　　季羡林先生去世几小时后，北大发布消息，称呼是“北京大学资深教授”。经网络标题党人改造：一代国学大师去了。

　　2007年，季先生曾借《病榻杂记》出版，厘清了什么叫国学、什么叫泰斗，并向天下人昭告：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学界（术）泰斗”、“国宝”三项桂冠摘下；洗掉泡沫，还我一个自由自在身。

　　文中季羡林稍微考证了一下“国学大师”称谓的出处：“有一次在还没有改建的北京大学大讲堂里开了一个什么会，专门向同学们谈国学。当时主席台上共坐着五位教授，每个人都讲上一通……一位资深记者是北大校友，在报上写了一篇长文《国学热悄悄在燕园兴起》。从此以后，其中四位教授，包括我在内，就被称为‘国学大师’。他们三位的国学基础都比我强得多。他们对这一顶桂冠的想法如何，我不清楚。我自己被戴上了这一顶桂冠，却是浑身起鸡皮疙瘩。”

　　正如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误会是网络口水的趵突泉。一时间误会自己跟自己过招——就是先提出误会，再生产出一篇篇辩误的文章。好在，总有人能静下心来看看季先生的传记，听听他在90岁以后形容词越来越少、心思越来越澄明的话语，包括他在学界安身立命的梵文、巴利文、佛教混合梵文、吐火罗文究竟是什么——复旦大学图书馆有关季老的书，几天内被借空。

　　文才舒展，数学4分

　　季羡林出生那一年，中国还有皇帝。宣统三年闰六月初八，即1911年8月2日，他生在山东省西部最穷的清平县（今聊城临清市）官庄村，季家，是全村最穷的人家。他小名喜子，6岁之前跟一位叫马景恭的先生识得几个字。母亲娘家姓赵，没有名字，一生走过的最远距离是从娘家到夫家的5里路。

　　叔父季嗣诚没有儿子，将年仅6岁的季羡林接到济南去上学。他自己选编了一些宋明理学文章，辑成《课侄选文》。但直到进了小学，季羡林还是顽童一名。

　　初中成绩平平，高中转到山东大学附中以后，除了前清遗老，他遇到几位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名字的老师。

　　教语文的是胡也频，给18岁的季羡林留下了深刻印象的是，“每次上课，他都在黑板上大书：‘什么是现代文艺?’然后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下一次上课，黑板上仍然是七个大字：什么是现代文艺?”在胡也频指点下，季羡林接触了当时流行的一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书籍。

　　才教了3个月，有一天，突然不见了胡先生瘦小的身影，“小道消息说，胡先生被国民党通缉，连夜逃到上海去了。到了第二年，1931年，他就同柔石等四人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秘密杀害，身中十几枪。当时他只有28岁。”

　　接替胡也频的，是和鲁迅先生也有密切交往的董秋芳先生。董先生命学生写作文，题目只有一个：“随便写来。”他在季羡林的作文上写过不少批语，叫“一处节奏”，“又一处节奏”。季羡林懂了，原来写文章是要讲究节奏的。

　　高中阶段，季羡林连续6个学期考得山东省第一名。

　　他在念高中时成婚，娶妻彭德华，这在当时很适龄。高中毕业后，他想找份工作养家糊口，去考邮政局，却没能考上。于是报考北大和清华。

　　那年高考，季羡林数学得4分（百分制）。这是钱文忠问出来的准确数字，他说，“比季羡林先生高一届的钱钟书先生，中英文俱佳，这是不必说的，可是老人家的数学考了15分。吴晗先生，我国著名的明史专家，据说英文国文都是满分，但是老人家的数学是零分……在当时，只要有权威学者认可，还是照收不误。而这些人往往在后来都成了文史领域的大师。”

　　他被北大、清华同时录取。1930年，入读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的德语专业，学费全靠家乡。清平县虽穷，却很重视教育，对当地每位考上国立大学的学生，每年补助150块大洋。其时清华大学生一个月伙食费是6块大洋，据季先生回忆，这个标准是每天能吃到杏花丸子、叉烧或狮子头。

　　复旦大学哲学系张汝伦教授曾告诉记者：今人特别怀念过去的大学，容易犯浪漫唯美的毛病，殊不知那时大学里混日子的教授也不少。季羡林在清华大学读书阶段的日记中，对西洋文学系外国教授的评价近于“哭笑不得”，对中国教授的品评也滋味复杂。

　　闻一多先生是当时名士，上课先掏烟火，问，“诸位有抽烟的吗？”大家一般都说不敢。他随即点起一支烟开讲《楚辞》。每讲之前，总有一句话：“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钱文忠说，季羡林先生对闻先生是非常崇敬的。他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有一次陪季先生在校内散步，经过大饭厅门口的空地时，看见地上堆着很多套《闻一多全集》，且打很大折扣。“季先生晚年是几乎不动怒的人，但当时他突然脸色涨到通红，对我讲，闻先生的书居然放到地上，居然还打这种折扣，简直是胡闹！当场命我把这一堆《闻一多全集》全部买下来。”

　　在季羡林看来，反对白话文、主编《学衡》的吴宓教授是西洋文学系最有学问的，且“古貌古心，待人诚恳”。

　　受惠于“师叔”陈寅恪

　　西洋文学系的教授水平不高，却培养出曹禺、季羡林、钱钟书这样的人物，原因可能在于当时清华的自由选课制，即不一定只选本系的课程。那段时间，季羡林旁听过朱自清、郑振铎、冰心等先生的课，并与郑振铎结下终生的友谊。后来，他旁听了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和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

　　上世纪30年代，陈寅恪在清华被誉为“教授的教授”。与那些留洋归来西装革履、发光鉴人的教授不同，他总是一袭朴素长袍，肘下夹一个布包，里面装着讲课用的书籍资料，常有人以为他是琉璃厂某书店来送书的老板。

　　季羡林从德国回来之后，穿了一辈子的中山装、圆口布鞋，曾有北大新生误以为他是老工友，让他帮忙照看行李。陈寅恪在天有知，或会一笑。

　　季羡林本在西洋文学系研习莎士比亚、歌德、塞万提斯等名家，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后却一头钻进了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的故纸堆，这个转变来自陈寅恪的影响。旁听曲径通幽的《佛经翻译文学》，他渐渐萌生对佛学的兴趣。他在哥廷根大学师从的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恰是陈寅恪柏林大学的同学，并且都是吕斯德教授的弟子。

　　在《回忆陈寅恪先生》中，季羡林写道：“生平帮过我的人无虑数百。要我举出人名的话，我首先要举出的，在国外有两个人……在国内的有四个人：一个是冯友兰先生，如果没有他同德国签订德国清华交换研究生的话，我根本到不了德国。一个是胡适之先生，一个是汤用彤先生，如果没有他们的提携的话，我根本来不到北大。最后但不是最少，是陈寅恪先生。如果没有他的影响的话，我不会走上现在走的这一条治学的道路。”

　　1945年，季羡林留德已10年，准备回国。听说陈寅恪在英国治疗眼疾，即写信汇报自己的学习研究情况。陈寅恪一听季羡林的指导老师竟是自己的同门，即复长信鼓励，后又推荐他去北大任教。

　　1949年之前，季羡林写了一篇《浮屠与佛》，以精通吐火罗文的优势，解决了胡适、陈垣都感困惑的难题。季羡林把文章读给陈寅恪听，陈大为赞赏，立即将文章推荐给《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能在这本当时国内最具权威的学术刊物上发文章，有“一登龙门，身价百倍”之说。果然，文章一发表，季羡林声名鹊起，他曾有言“受宠若惊”。在学术道路上，陈寅恪助他奠定了一块重要的基石。

　　陈寅恪还未完全失明、影影绰绰还能看到一团影子的某年春天，中山公园里藤萝开花了，花朵挂满藤，紫气弥漫。在兵荒马乱、朝不虑夕的年月里，一群弟子，周一良、王永兴、汪篯，还有季羡林，扶先生到“来今雨轩”藤萝深处散心赏花。那一天，陈寅恪兴致很高，师生谈笑风生，尽欢而散。

　　季羡林晚年仍不时拜读陈寅恪的诗文，总觉得“还未能登他的堂奥”。1995年，中山大学举办“陈寅恪学术研讨会”，季羡林作了长篇发言，他说，寅恪先生决不是一个“闭门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他继承了中国“士”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非常关心政治。他研究隋唐史，表面上满篇考证，骨子里谈的都是成败兴衰的政治问题，可惜难得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