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矿石轻重之失

　　本报记者 王洁 覃羿彬 上海、广州报道

　　“因为价格的吸引，最近从欧洲到中国的矿石销量正在上升，比如乌克兰所产的品位在65％左右的铁精粉，还有俄罗斯的产品。”一家大型国有贸易商在欧洲办事处的销售经理日前告诉本报记者。

　　根据记者了解，除了澳大利亚、印度和巴西，欧洲的铁矿石也在运往中国。这一市场眼光取决于这样一个数字——中国对铁矿石的进口依赖度已经超过50%，几乎所有接受采访的人士都肯定，这一数字在短期内很难扭转。

　　7月16日，一家大型钢厂的管理人士告诉本报记者：“最近三大矿与中国的正常业务仍在往来，只是低调了很多，尤其是与力拓进行交易的钢企和贸易商。”

　　铁矿石谈判时至今日，与花费了30年来进行海外资源锁定的日本对比，中国付出的更多。日本并没有什么矿藏资源，但却在海外拥有大量的矿山资源。在力拓间谍门事件爆发之际，日本“钢铁业－商社－银行”铁三角模式，更受中方关注。

　　然而，基于各种原因，五矿的一位高层表示，目前中国还无法达到日本对产业链的掌控程度。

　　日本模式

　　日企研究院执行院长陈言告诉本报记者，由于海外收购所需的资金较大，风险也较高，日本钢铁业对海外矿山的兼并投资，使用的均是银行提供的信贷资金；而在与海外矿石供应商谈判时，日本钢铁业并不亲自出面，往往通过日本的贸易机构——商社进行对外谈判。

　　除了日本的商社资金安全，信誉保证外，由于铁矿石卖家无法从谈判对手，也就是商社本身获取矿石实际消费者——例如新日铁、神户钢铁等日本钢铁企业的商业数据，这也令在谈判中进行贿赂或其他不法获取消息的行为，变得毫无意义。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银行逐渐放弃以“海外矿山资源股权”作为企业信贷抵押品的做法，此时，作为谈判方的商社取代了日本的银行，成为海外矿山的权益所有人。

　　这一价值链，令日本钢铁业与商社均能得利：当铁矿石价格飙升，持有海外矿山权益的商社，就能从中获得可观收益；而当铁矿山价格低迷时，日本钢铁业则能以低价购入矿山，实现盈利。总有一方能得益于市场的变化。

　　但是，上述钢厂管理人士认为：“虽然日本模式近年来，常常被中国钢铁业和分析人士作为反省己身主要案例之一，但在时代先机已失，澳大利亚国内对中国投资者前往的不满情绪膨胀时期，走出去也已经变得十分艰难。”

　　“可能中国企业不要强求控股地位，首先以参股或简单合作的方式进入，在合作过程中向外方显示了管理能力、社会责任后，谋求更进一步深入的可能性会更好。”

　　五矿的一位高层则表示，目前，中国还无法达到日本对产业链的掌控程度。首先，日本对整个钢铁行业的产业链，已经形成了以商社为中心的利益团体，即便市场发生波动，利润的流向大多是左手倒右手；其次，日本的进口矿占90%以上，同时长协矿又占进口矿的95%以上，由于市场利益一致，价格和原料供应来源都相对稳定，中国存在现货和长协两个市场，现货市场容易被人炒作，而中国钢铁业又缺乏操控市场走势的能力。因此，中国钢铁业目前仍然处于各自为营的状态中。

　　陈言也指出，才从宝钢手中接过铁矿石谈判主导权的中钢协，与商社完全无任何相像之处。中钢协没有商社内部的奖惩机制，“坦白说，谈判结果之于中钢协并无实质影响，谈判官员缺乏动力进行艰苦谈判”。

　　其次，日本商社吸纳的是最顶尖的人才，而中钢协是由官员组成的，“我不认为后者能达到前者的水准”。

　　矿源格局

　　在7月15日公布的季报中，力拓称：公司二季度铁矿石产量大幅增长。截止到6月30日，力拓当季铁矿石产量4520万吨，同比增8%，环比增43%。“产量的增长主要受益于中国需求的快速恢复。”

　　应该说，从2003年、2004年开始，世界前三大铁矿生产商巴西淡水河谷（CVRD）、澳大利亚力拓和必和必拓开始意识到中国市场的巨大吸引力。

　　中国矿源格局改变的可能性很小，我的钢铁网分析师曾节胜7月16日指出。国内矿大部分是贫矿，开采难度也很大，无论品位还是成本，都无法和国外相比。目前，我国国内矿占整个用矿量不到40%，剩下全部依赖进口。

　　据了解，金岭矿业（000655.SZ）是沪深股市唯一完全从事铁矿石资源业务的上市公司，其董秘王新曾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透露：我国的铁矿石平均品位为33%，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差11%左右，铁精粉等钢铁产业的原材料年产量与国外大企业的产量并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中国钢铁资源服务网信息总监杨冰说：“随着中国钢铁产能的扩大，对于铁矿石的需求扩大，而此前与矿商签有长协量的钢厂毕竟是少数，一时间把国内矿和现货矿都带动起来了。”

　　这也是铁矿石谈判中，外方的一大筹码。也因此延伸出这样一张名单：整肃前的118家有进出口资质的企业里，钢厂占72家，贸易商40家，民营约44家，占比37%。

　　不过一位中钢协人士告诉记者，国内矿正在逐步复苏当中，政府也会加大对国内矿开采力度和相关政策支持，但是，国内矿的成本和品位，依然无法和三大矿山相比。

　　河北省国有矿产量占全国40%左右。河北省冶金行业协会会长王大勇说，目前，河北省内矿企业有复苏迹象，但依然大面积减产、停产。

　　上述中钢协人士透露，今年国内矿产量估计将达到7、8亿吨左右，但平均品位只有30%，进口矿今年估计将达到5亿吨，但进口矿品位达60%。按品位平均下来，国内矿仍只占全年需求量的40%左右。

　　（本报记者邓瑶对本文亦有贡献）

　　“用制度消解‘人’的风险”

　　《经济》杂志主笔、日企研究院执行院长陈言谈日本铁矿石谈判机制

　　本报记者 覃羿彬 广州报道

　　“我注意到力拓‘间谍门’的报道了。若在日本，这会相当不可思议，因为类似这样的外国公司间谍活动，在日本闻所未闻。”

　　日本政治、经济问题研究专家，《经济》杂志主笔、日企研究院执行院长陈言认为，日本通过“钢铁业－商社－银行”的铁三角模式，有效地实现了资源谈判的抱团作战，与此同时，也在全球范围维护了日本商界良好的声誉和信用；同时，“日本用种种制度，最大限度地消解了‘人’的风险因素，至于中国，与其照搬这些无法在朝夕间建立的新制度，不如真正落实执行已经定下的制度，以杀一儆百，最大程度地维护制度的权威。”

　　上世纪70年代，日本钢铁业在技术上已经成为全球顶尖的竞争者，加上花费了30年来进行海外资源锁定，即使遇到争议，日本钢铁业主导产业链的局面，已经不可阻挡，而且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21世纪》：谈到“钢铁业-商社-银行”模式，日本有大大小小数百家商社，如何保证谈判时，能避免多个声音，甚至背叛国家利益的情况发生？

　　陈言：就铁矿石而言，日本只有两家大商社出面谈判，即三井物产与住友商事，他们全权负责进口的铁矿石数量和价格。其他商社也可参与谈判，但他们不能发表任何意见，避免内乱。

　　同时，日本各大商社间，有明确的分工，有的参与铁矿石谈判，有的参与电煤谈判，有的参与有色金属谈判，彼此间河水不犯井水，也保证了大家的盈利。

　　因此，类似三菱商事这种大型商社，每年的纯利几乎都达到4000亿-5000亿日元的水平，甚至规模小一点的商社，每年的纯利也至少能达到1000亿日元的门槛。在优厚的报酬面前，他们也没有动力去扰乱制度，获取非法收益。

　　《21世纪》：在谈判时，商社是否会与日本钢铁业保持密切沟通？同时，有无监管机构监视商社的谈判行为？

　　陈言：当然。每一个谈判的小细节，商社都需要与日本钢铁企业进行沟通，确保底线。同时，日本政府的经济产业省有一名专门的课长（大致相当于我们的处长），负责协调钢铁业与商社间的沟通，商社需要实时将谈判情形反馈于这名课长和他领导的专责团队。

　　目前从事这一工作的，是一位年轻的课长，他对钢铁业与相关商社有生杀大权。任何一家商社或钢铁企业，违规从外国进口铁矿石而被发现，相关企业的进出口配额、税收凭证等所有文书均会失效，这一企业将立刻失去在日本的立足之地。这种严厉的处罚制度，也令相关企业不敢越雷池一步。

　　《21世纪》：你觉得中钢协能在某程度上起到日本商社的作用吗？

　　陈言：中钢协与商社完全无任何相像之处。

　　日本花费了很漫长的时间来建立相关的制度，中国很难照搬。我认为，中国政府发挥制度创新，或者落实对已有法规的执行，效果便足够彰显。譬如，明确奖惩，对违规进口铁矿石的厂商，进行严厉的、毁灭性的处罚，这就能断绝其他企业跟随的心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