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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智昌从没写过自己的书，可他成了很多人阅读生活的一部分。

　　在书架上那些烫金、烫银、烫膜、压纹等“月饼盒”般过度包装的书中间，陆智昌设计的书一眼就能被认出来。许多人能一眼认出他的设计：模样简洁、明快的书，“像一只嗅觉敏锐的狗，很快就能找到他的气味”。

　　打开这些书，在版权页和勒口，那些静静的角落里多半能找到几个6号小字：装帧设计陆智昌。

　　这个中年男人，被许多人认为设计了“中国最美的书”。由他设计的许多书让人印象深刻，其中包括陈寅恪、米兰·昆德拉、杜拉斯、纳博科夫、帕穆克、董桥、林达、钱钟书等人的著作。

　　这个每天在家工作17个小时的“宅男”，并不知道网上有人在“异地追捕”他，有人专门收藏他设计的书，有人暗恋他。准确地说，他并不在乎外界的评价，他只在乎作者的评价，尽管他们中间很多人已经故去。

　　“设计的目的不是用来炫耀设计者有多大的聪明才智，而是围绕着内容，做恰如其分的事情。”他说。

　　把胡子修理得一丝不苟的陆先生是这样设计《在路上》的：标题设计像是旧式打印机在白纸上留下的墨迹，一句英文横跨了整个页面，前后都有半个省略号，就像是“永远在路上”的感觉，没有开始，没有结束。而通过这种连续的方式，他也使许多人联想到书作者杰克·凯鲁亚克在打字机上一气呵成地把整本书敲打出来的那些日日夜夜。

　　另一次，这个斯文的设计师还用一个“小逗号”，诠释朱天文的《巫言》。整页封面全都是白色的，连封面上唯一的图案，那个凸起的逗号，也是白色的。其简洁、干净得让人震惊。而为了构思这个极为简洁的设计，陆智昌花了几个月时间，构想了几百幅画面。

　　“天文已经够"巫"，原来陆智昌更"巫"，设计出比"巫言"更"巫"的封面。”上海人民出版社责编志凌感慨。

　　每做一本书，选择一次颜色，他几乎都要“病”一回。《洛丽塔》封面用了柠檬黄，带有微微的青色，正如全书的基调12岁孩子般稚嫩的颜色。设计很早就定出来，他却花了整整两个月，做了很多种组合，才挑出这种嫩黄嫩绿。有40多岁的男士说“这颜色有点意淫”，陆智昌回答：“是的，因为你看到了自己的内心。这正是文章要表达的颜色。”

　　他喜欢用白色，有人笑他，不久前出版的《北京跑酷》，如果摆在冰柜里，酷似一叠雪白的奶酪制品。而因为“书不耐脏”，有读者批评“陆智昌太自恋”，不体量读者“把玩”书的感受。

　　对此，他回敬说：好书就应该买两本，一本读，一本藏。事实上，他自己每次读书前，一定要先洗洗手。

　　“我承认，在书面前，我是病人，有时候的确很病态。”在北京798的一个石台阶上，这个香港人不好意思地笑着说。

　　业内有一种说法叫“3秒钟定律”，也就是说，书的包装能否在3秒钟内抓人眼球，决定了这本书是被买还是被弃的命运。但陆智昌说，他从不为这3秒钟工作。

　　他做每本书前，一定要读懂这本书。《昆德拉作品集》出版前一年文稿已在他手上，他花了一年的时间，不断追问出版者，再出昆德拉的书有什么意义。

　　为了给《陈寅恪文集》做书衣，他通读了一遍，没读懂，只好抱回厚厚的《柳如是别传》读了3个月，最后出来的方案是“一块墓碑”。封面上面一小块地方为作者和书名，下面一大片开阔天地，视觉焦点落在陈寅恪撰文、林志均书丹的王国维墓志上的拓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设计《我们仨》前，陆智昌去杨绛老人三里河的家拜访，家里很朴素，冬天的太阳隔了云彩暖暖地洒在摇椅上，老人亲切地说着往事。做书时，他特意选用了皱巴巴的竖条布纹纸，与秋草一样的怀旧感强的绛黄色搭配，封面上写着三个人的乳名，正如三个人团坐在一起，“温暖得让人流泪”。

　　“经陆智昌先生手中出来的书，打开就能安安静静地进入文字，没有杂音，没有干扰，这实在是读书人的幸事。”有读者说。

　　每次翻阅巨匠级的作品时，这个曾以甲等成绩毕业于香港理工大学平面设计的高材生深感卑微，他对实习生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我们对书，要有敬畏感。他自己最喜欢鲁迅装帧设计的书，因为他相信鲁迅的设计理念：“出版能救国。”

　　有人称赞他了解纸张的气质，对字体、字号、字距带给人的心理感觉把握精准，让人的眼睛始终保持“最佳状态”。他却觉得这实在高看了自己，那完全是苦功夫：一个版式，只要做二三十甚至五十多个不同的尝试，找出最好的一个，就找到纸的“气质”了。

　　设计出来后，他常常成夜成夜地下印刷厂，坐在机器旁边看着机器“吐纸”，然后满手沾着墨，跟工人商量细节，原本“这些活儿可以在电话里完成”。

　　偶尔，他也会怀疑自己的工作？因为书就是书，内容是最重要的，连他自己都不介意一本“设计”得难看、相貌平庸的好书。

　　影响他最深的一本“书”是小时候见到的一本只剩2／3内页的《十万个为什么·天体卷》，至今，他经常用这个体验去思考封面和书的关系。

　　出于这种思考，他的设计理念是做减法，而不是堆砌美丽的元素。他甚至想，减到最后，是否会出现一本封面上没有一个字，连书名都不要的书，“那不挺好？为什么不可以？”他反问记者，一番想起来很美的样子。

　　这个在北京待了近10年的香港人，口口声声学会了内地人常说的“责任”。正因为责任，他一直小心翼翼地做每一本书，“陆设计书籍，没几个月，别想见着封面。”常有三联书店的老师抱怨他。

　　“管不了，将来应该会更慢！”陆智昌不紧不慢地告诉记者。

　　他的作品被著名书籍设计师吕敬人赞为“颇具淑女风范”，“阿智带来一种语境、一种意境，清秀、安静”，“对中国出版界影响巨大”。北京印刷学院设计艺术学院院长李一凡认为，陆智昌的出现和流行，标志着近10年国内书籍设计风格从“最初的"熊猫抱竹""椰林风光""美女明星"的阶段进入崇尚创意的时代”。

　　这个普通话糟糕的男人，很少跟人谈设计，因为设计是很个人的私事，就像“光圈快门可以谈，摄影怎么谈？”

　　有人好奇：为什么你做一本火一本，是你找到了书，还是书找到了你？他翘着小胡子，玄妙地答：不是我找你，你找我这么简单，说是缘会更恰当。

　　有人提议他转行设计来钱快的时尚物品。“我真的只懂做书，亦只爱做书，其他事情是干不来了。”他老老实实地答。

　　5月，在《北京跑酷》的一次研讨会上，有人提醒他：这本好书应该翻译成英文，拿到北京燕莎附近大使馆太太常聚会的一家瑜伽馆销售，一定获利不菲……一直闷头不语的陆智昌终于“很不绅士”地抢过话筒打断他：我们的书不是一本旅游指南，而是告诉读者一个观察北京的方法，“我接受做不畅销书的命运”。

　　生活中，这个典型的“平面设计师”过着典型的“平面”日子。他不善交际，讨厌开会，很少出门，即使出门，也是同一时间到同一咖啡店坐同一个位置喝同一口味的咖啡，因为，“生活太复杂了，书斋里待久了，无力招架”。

　　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大腕设计师的第一份工作，是上个世纪80年代在香港的一家银行，每天西装革履，点着花花绿绿的钞票，可100张钞票在他手里常出错：要不是99张，就是101张。他从不解释自己为什么转行，问急了，他的朋友替他解围：张学友以前还是机场的地勤工作人员呢。

　　多年后，他写下了这段话：也许，当装帧设计成为一个人唯一的谋生技能时，是上天的莫大惩罚；然而，因此专注、沉溺，继而对书籍、对文化渐生敬畏之心，说不定又是上天的无比恩赐。

　　每次做书推介会，这个衣着时尚的男人，就会被年轻人追着签名，他很不情愿地一边签，一边往后退。“好烂的字，糟蹋了书！糟蹋了书！”他叫嚷着，然后背着印有“lifeisnothing”的黑布包，快速消失在人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