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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天文 |
来源：南都周刊
“人生永远有个大限在那里，在那之后或之外是什么？是永远的悲哀和惆怅，那么，就让它留白吧！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可是，我就在这有限里头，所有细节里头，繁衍细节，在其中流连忘返。我好像完成了小时候的愿望。”
六月二十五日，南京。这是一个干净明亮的傍晚，属于夏天中最好的那种天气。沿着华东饭店通往半山D座的小路行走，梧桐树的树叶泛着墨绿色的光泽，但天气一点都不热，好像春天在永恒地延宕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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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约定，我们在华东饭店D座的大厅里见面。这是朱天文参加“聚焦女性：性别与华语电影”国际学术会议下榻的宾馆。大概5分钟之后，朱天文从楼上走下来，她穿着蓝底白点的上衣，碎花长裙，黑色的长发在脑后斜梳成辫子，中年魅力之中仿佛还有少女的影子在摇晃着。朱天文的声音带着温软的台湾腔，她说很抱歉让我大老远跑过来。我知道这并不是出于客套，而是她本人身上有一种对世界的谦逊。胡兰成曾说过，看朱天文的文字就像看她的人，而且人大于文。
我问朱天文关于印刻出版她作品全集的事，她立刻有些慌张地说，自己着实惊讶于出版社“小朋友们”的热心，然后搓着手坦承看自己以前的作品脸红得不行。“当年博尔赫斯可是回收了全部第一本诗集销毁的啊！”
《巫言》，费时八年的长篇力作
我们在大厅落座，谈话便从朱天文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巫言》开始。《巫言》是朱天文费时八年的长篇力作。唐诺曾经算过一笔账，以《巫言》的二十万字除以八年时间，一天只有78.77字。
我问朱天文，为什么会写了这么长时间？这是否和过大的创作野心有关？朱天文笑起来：“主要还是以前写作太没有纪律性了。”她说，去年年初曾到台南看望避居十年的小说家舞鹤。两人午后沿着堤边行走，日头是蛋黄的颜色。朱天文便向舞鹤抱怨自己的长篇真的要写不完了，被各种事情打断……
第一个就是一起床就看报纸，一看就开始跟朱天心骂东骂西，被所有事情弄得非常激愤。舞鹤默默听完，不讲别人，只是讲起自己的作息时间。他都是早上六七点起床，散步之后，九点钟开始写。之前少少吃一些早餐，七八分饱的样子，免得血都跑到胃里。中午不吃，写到大约两三点。下午就看书、喂猫。舞鹤说：“因为你跟妈妈住，所以生活会受家人影响，先跟妈妈说不必招呼你吃饭，等写完再说。一定要把一天最精华的时间拿来写，写完以后，一天要看多少报纸都行。”
“舞鹤是一位我非常尊敬的小说家，”朱天文说，“他自己一个人住，生活到几乎刻苦，每天早早就睡早早就起。自律要多强才能做到这样！回来后，我就写一封信给他说，如果再不效法他自律，实在太对不起他的苦口婆心。”
有一天，朱天心的先生唐诺跟朱天文和朱天心说：“我看你们俩到现在，根本就还是个业余。”“我们写了三十年，他竟然还说我们业余！”朱天文笑起来。唐诺说：“好比有个有名的平剧打鼓佬侯佑宗，他活到八九十岁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打一两小时的鼓，活到那么大，这样打难道是为了练习？不是的，是为了‘上场即中’。这就是专业。像你们这样不写的时候都不写，一写就写到三更半夜，根本是业余的。”
我问朱天文，督促是否有效？朱天文笑说，是的，这也是我一年来逼自己完成《巫言》所感同身受的。聪明者如纳博科夫，也是每天早上写，写小说坐着写，写诗站着写，写到中午，出去散步，下午再写一段，晚上则看书。毫无纪律，会永远差一步抵达“文学万神殿”。
我问朱天文，她的书在台湾发行量如何？“卖得最好的是《荒人手记》，两三万册吧，这和大陆的发行量肯定不好比，但在台湾算是很多了。”她说。
到目前为止，她家的销量冠军是妹妹朱天心的《击壤歌》，印有二三十万册。“当时我们都说天心是印钞机。”《击壤歌》写了少女国中时代的故事，有很多少年都喜欢读，经常写信来表达崇拜之情。“这情形很像现在的偶像作家。”朱天文笑着说。
我问朱天文，平时和妹妹会不会探讨文学？她回答道，有时。她们一家人仍住在一起，朱天文和母亲住二楼，朱天心和唐诺住三楼，一楼是客厅。一家人都是文学家，平时难免谈到文学，但更多的时候是天心把外面看到、听到的事学给家里人听。“天心是我家的调和剂，她是双鱼座，水象星座，其他人都是土象的，所以家里要靠她粘合。”
时间在飞快地流逝。透过大厅的落地窗，我看见天空已经变成了灰蓝色，像上色的水彩还没干透。一大早就从台北出发到香港，再从香港转机到南京，加上之前几天跑去台南参加舞鹤的作品研讨会，朱天文的时间表排得满满当当。可看上去，她依旧表情轻松，显得充满魅力。
朱天文谈到，《巫言》最初叫做《谋杀与创造之时》，借用了劳伦斯·布洛克的一本小说的名字。因为当时正迷劳伦斯·布洛克以马修·斯卡德为主人公的系列侦探小说，朱天文就一本一本地追着读。1999年的时候，她甚至还亲身来到纽约，按图索骥，按照书中的描写，实地考察马修走过的道路。
“劳伦斯·布洛克小说里有很多细节，这些细节不是福尔摩斯式的推理细节，它或许是散乱无用的，但就像一堆拼图，到了正确的时候轻轻摇一下，就会拼出来。这其实很像写作的过程。”
和侯孝贤结缘“爱的故事”
我告诉朱天文，最近大陆也出版了劳伦斯·布洛克的系列小说，封面上有侯孝贤的推荐语。
“是吗？”朱天文一边听，一边笑了起来：“劳伦斯·布洛克还是我当年推荐给他的呢！”
她接着说：“其实我和侯孝贤的合作也是这样。好比一堆火，平时我们只是把各种东西往里扔，有时可能扔的东西不对会呛到自己，但都没关系。到了正确的时候，机缘成熟了，拼图就会显现出来。”
我问朱天文，那么她和侯孝贤第一次合作的机缘是什么？“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朱天文笑道。不过她还是向我回忆起了当时的情景。那时候是1982年，台北联合时报举办了一个有奖征文比赛。“我还记得征文大赛的名字叫‘爱的故事’，”朱天文说，“现在想想好可怕！”
不过那是有奖金的，而且还很丰厚，朱天文便写了一篇《小毕的故事》投了过去。后来评出来几个佳作奖，文章统统登在报上，《小毕的故事》是其中之一。有一天，两个年轻人把电话打到了朱天文家里，自我介绍是侯孝贤、陈坤厚，说在报上看到了这篇小说，想改编成电影。“当时，我对国语电影完全不看的，所以也根本没听说过这两个人，”朱天文说，“而且那时候我对电影圈的印象也不好，觉得电影圈里没有好人。”
朱天文接完电话，就向朋友打听侯孝贤、陈坤厚是谁，大家都茫然地摇头。后来是丁亚民犹犹豫豫地说，忘了在哪里看到的，这两个人好像还得过金马奖！
朱天文说，见面那天，她刻意把自己打扮得很老气，换上一条瘦腿的牛仔裤，配一双极高的高跟鞋。“咚咚”地走进去，发现侯孝贤、陈坤厚已经坐在那里，见了她就咧开嘴笑。几个年轻人很快聊起来，朱天文发现他们和自己以前想的不一样，都是很朴实又很有才华的年轻人。
陈坤厚和侯孝贤就邀请朱天文一起把《小毕的故事》改编成剧本。电影字幕打出来，编剧是侯孝贤和朱天文。可朱天文说：“其实剧本都是侯孝贤一人改的。”
朱天文就很奇怪，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找一个外行来改剧本。她后来向侯孝贤问了这个问题。侯孝贤说，拍了10年电影，他已经完全把剧本当作了体力活，请她来写剧本，是想由此带来一种新鲜的刺激。
问朱天文，有人说你是侯孝贤的御用编剧，可阿城说侯孝贤是你的御用导演，究竟哪种说法更接近真相？
朱天文一边笑一边说：“拍电影之前，我和侯孝贤会聊很多，每天都要通电话。我会把自己看过觉得好的东西推荐给他。因为之前聊得很透，拍戏的时候，其实他根本不需要剧本，完全都装在脑子里了。剧本只是我把之前的想法记录整理下来，写在他女儿的作业本上，这不是秘书的工作么？”
人生永远有个大限在那里
这时，枝形吊灯一盏盏熄灭了。空旷的大厅里，只剩下最后一盏灯照亮我们谈话的地方。这情景让我想起乔伊斯的《阿拉比》。无疑，那是一篇忧伤的小说，可朱天文突然说，她想写一个不要盛极而衰的故事。
小时候看《三国演义》，朱天文看到孔明去世就不再看下去了。她自己也总是好疑惑为什么所有故事都是一个衰亡史，从盛而衰、从生到死？为什么不能永远都在盛世、永不衰退？因此在写《荒人手记》时，朱天文就想写一个不要盛极而衰的故事。可是她坦言并没有做到，所以只能在结尾自壮行色地说“因此书写在持续中，凡不可逆者皆可逆”。
“那都是骗人的啦，”朱天文笑，“彷佛未完，但基本上没做成功。”
于是她把希望寄托到《巫言》上。之前，她读到卡尔维诺的一句话，大意是，推迟时间的流程，最好的办法就是离题。她就想，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是直线，偏离，就能延长此距离。于是朱天文在《巫言》中不断地岔题，越写越离开主线，越写越错综复杂，用笔如风樯阵马，一片神行。离题就像是博尔赫斯讲的“小径分岔的花园”，在小路中迷失，完全离开大路，被各种景物吸引着走进去，又是一番别有洞天。
朱天文说：“人生永远有个大限在那里，在那之后或之外是什么？是永远的悲哀和惆怅，那么，就让它留白吧！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可是，我就在这有限里头，所有细节里头，繁衍细节，在其中流连忘返。我好像完成了小时候的愿望。”
我们告别时，已经将近11点。
受朋友之托，我拿出《巫言》和《花忆前身》请朱天文签名。朱天文问清了朋友的姓名，认真地写下祝语，然后签上名字，最后写下时间和地点。她问了我的年纪，然后说：“我办《三三集刊》的时候，就像你现在这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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