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写12字的判决书

　　师学军在狱中学习了法律，研读了大量的判决书。

　　他进而惊奇地发现，判师李有罪的两份判决书和一份裁定书，都没有这12个字。师学军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这是法官用良知和智慧，为案件的最终平反埋下了伏笔。”

　　转折竟然在一个谁也没想到的途径出现了。师学军说：“说起来很多人不信，那么多领导机构和领导人的关注都没能促成提起的再审程序，却在法院的一次接访活动中启动起来了。”

　　2008年1月，高勇当选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高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要集中解决涉案信访问题，他表示：“真正有错的案子，要坚决纠正！”。

　　2008年8月23日，石家庄法院院长、副院长开门接访。朱亚洁和女儿一大早就赶过去了。许广为院长在听取了朱亚洁介绍情况之后，与负责复查本案的法官通电话。许院长在电话里说：过去什么人干预过，我们不去管；师学军家找过谁，我们也不管。一切依照法律，看事实，看证据。案子还由你负责。一切从零开始，给你3个月时间，把这件事做清楚。

　　当年11月3日，师学军和李玉卉分别收到了石家庄市法院的《再审决定书》。2009年4月23日，师学军和李玉卉终于等来了迟来的正义，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刑事判决书》宣告师学军、李玉卉无罪！

　　师学军用红笔在判决书右上角写下两行小字：“师学军 2009年4月23日下午五点三十分收到。”

　　而这时的李玉卉也在监狱里办理着出狱手续，并忙着告别。有狱警说：当初这俩人来监狱，我们看了他们的判决书，不少干警就认为，这是一个冤案。

　　著名传媒学者展江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就此事采访时表示：这些人都是为为中国媒体制度演变付出代价的人。（20世纪）80年代，人民日报为首创造了一个概念，叫组稿费，任何人给拉广告，都可以提成。但是现在报社内部的分配制度都是说不清楚的。报业走向市场以后，正像美国一个记者说的，“广告、娱乐、新闻三者只要搅和在一起，冲突的硝烟永远不会停息”。

　　展江也提醒说：他不惩罚你的时候，什么事情都没有。中国的社会正在从传统转向法理社会，媒体内部，总得有制度基础，哪怕就是白纸黑字，就是这么规定的。因为在现在，契约关系越来越重要。

　　李玉卉回家后，看到家里堆了满屋子垃圾。他的老岳母为了不睹物伤心，把她女儿申学莉的照片统统烧掉了，李玉卉回来，痛哭了两天两夜。他在痛哭中清理垃圾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一张申学莉的一寸照，如获至宝，把它压在书桌的玻璃板底下。过了几天，他把一张自己的一寸照挨着爱人的照片放在了一起。又过了几天，他突然发现，他们俩的照片的边上，又挤进了一张一寸照片—他们的女儿的！

　　“也许她想通过这种方式表达对妈妈的思念和对一家人团圆的期盼吧”，李玉卉说。“我没点破她。只是我到现在也没明白，那么重的玻璃板，她是怎么掀开，把照片放进去的呢？”

　　对话师学军：“中国民间蕴藏善的力量”

　　面前的师学军，一副儒雅的文人气质，出口成章，。他对自己多年的牢狱生活进行总结时得出结论：民间一直存在着善的力量，正是这个善的力量，才使得他得以昭雪。社会的和谐，是靠对法制的尊重，而不是靠严刑峻法，严刑峻法带不来真正的长治久安。

　　做干部容易被怀疑腐败

　　时代周报：据说在你们最初被捕时，新华社河北分社绝大部分人认为你们肯定有问题，你回过头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师学军：不会是绝大部分。但是，确实会有一些人这样想。这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或者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复杂的值得研究的心理现象和社会现象，要分几个方面或者层次，才能说清楚。

　　这些年，官员贪腐现象确实已经相当严重。多年前我就听说老百姓中流传一种说法：“正处级以上的干部，全部抓起来，有冤枉的；隔一个抓一个，有漏网的。”还有：“无官不贪，查谁都有问题。”也有人说，现在中国的腐败是“机会性腐败”，某人没有腐败，不是不想，是没有机会，如果有机会，一定腐败。这些说法怎么样，我不作评价，但是，这种心理会影响到不少人对“师李案”的判断。

　　时代周报：此话怎么讲？

　　师学军：一方面，从制造这个案子的那些人来说，我相信他们当初也不是明明知道我没有问题，就是要整。他们想整我，并且相信一定能查出问题，所以才出手的。我被抓起来之后，有个办案人员就曾对我的妻子讲：“师学军当了这么多年的领导干部，我就不信他会没有问题！”

　　另一方面就更有意思了。那些与我没有矛盾的人，甚至我的一些朋友，虽然知道我是被人整了，但也会想：可能也被人整住了一点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