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姜智鹏︱上海报道

　　“2005年日本办世博会的时候，我去了6次日本，日本的总规划师跟我很骄傲地说，你看我们完成了世博会历史上第一次手机上网，手机上的信息每两分钟更新一次。

　　“我今天说的是中国有这个本事，因为上海移动支持了我们，我们完全超过了他们的水平。”2010年上海世博会园区规划总规划师、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吴志强教授在2009年“企业社会责任讲坛暨中国移动上海公司成立十周年庆典”上说，在刚刚成为上海世博会总规划师的时候，曾经有很多类似的问题困扰过他，“但最难的是：2004年，一位老科学家对我说，法国人曾经用埃菲尔铁塔办了世博会，英国人曾经用水晶宫办了世博会，美国人曾经用月亮上的岩石办了世博会，我们中国人用什么办世博会？一下子就把我震住了，以什么来办世博会？”

　　最终的答案是，中国人重新回到了地球，中国人关怀人类50%的城市生活质量和城市以外的50%人的环境生活质量，以这样一种心态和创新的风格、创新的精神来主办中国的世博会。

　　这个答案的灵感来自于一本名为《未来是湿的》的书。书上说世界的未来将回归过去整个工业时代我们所遗忘的或者遗缺的人文的关怀、群体和群体之间的关怀。人和人之间不是自上而下的，也不是被领导的，而是相互之间的一份人情的关怀。

　　“大家知道在我们所有的媒体被所有人被动地接收的时候，一条短信给我们所有人的心灵非常多的温暖和关怀。”吴志强说，在翻这本书的时候，他想得最多的是，一份资料表明，全世界用短信最多的是印度和中国，在因特网后面的一个时代是移动所提供的回归我们温暖的人情关怀的时代，而中国和印度，最可能是这个新的未来的最早实践者。

　　假如未来社会是湿的，是小团体之间具有人情关怀的话，那我们未来的城市应该就是走向和谐的城市。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企业的企业责任，也将有新的含义。

　　经济责任的真实含义

　　对任何企业来说，企业责任中排在第一位的，都是经济责任。

　　今时今日，中国企业的经济责任，就是“转危为机，发展经济”，朱晓明说，2009年上半年，中国的经济有复苏的迹象，但主要还是靠投资拉动。而投资的上升一般就是靠银行的扶持，所以很大程度是靠银行贷款把投资推上去，靠投资把经济推上去。

　　2007年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投资增长大概达到60%左右。4万亿的投资分配方案当中，铁路、公路、机场和城乡电网达到1.5万亿，占到37.5%。靠政府支撑的基础设施换来的增长是可持续还是不可持续，是值得深思的。“中国的企业，在保增长调结构方面，应当承担重任。”朱晓明说。

　　就上海而言，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是二产和三产拉开距离，让三产领先于二产。“两条线分得越开，经济结构调整就完成得越好。”

　　今年7月13日召开的市委全会上，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也重申这个命题。朱晓明说，2008年曾出现了三把“剪刀”–––二产三产占GDP的比重，时高时低。有的时候二产领先，有的时候是三产领先，各领风骚若干年，轮流坐庄。“因此就像俞书记所说，把服务业视同脱离现实根基的虚拟化经济的观点，从理论到实际都是错误的，上海还是要在保持原有的高技术产业制造业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服务经济和服务业。”

　　当然，经济责任绝不仅仅是为社会创造财富那么简单。

　　在上海市政府确定的上海9大制造业当中，中国移动包括其他的通信公司，要达成的应该是质的提升，“要超越外国人，要制造端达到一定的高度，老是依赖外国人是不可能的。”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肖贵玉说，而所谓质的提升，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国家自主知识产权的TD-SCDMA系统的成功。

　　“能够有眼光把民族的、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体现在自己整个的服务当中，我个人觉得这是最大的社会责任，一旦做成产业链条在国际上的地位就是不可低估的”，肖贵玉说。

　　TD-SCDMA，是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通信标准。

　　10年前，中国还基本是国外的移动通信产品占主导的情况，大多数是国外公司的产品，我们使用的标准都是国外的标准，对于国外知识产权还要承担经济方面的负担，上海市通信管理局副局长李振坤说，“这也体现出中国移动很大的社会责任，不是用简单的经济价值衡量的，它关系到我们国家强国之梦能不能圆，特别是通信领域里面，是重大的责任。”

　　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趋势

　　对中国企业而言，经济责任之外，最重要的责任，恐怕就是环境责任了。

　　2007年世界银行发布的相关报告中就可以看出，中国环境发展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全球污染最重的20个城市当中中国占了16个，环境污染的治理成本达到了1.45万亿人民币，占到GDP的6.3%，朱晓明说，在他的调研中，大型国际采购商和供应商的环保模式值得借鉴。

　　“他们对中国的制造商、供应商，从员工上班时间，车间安全一直到产品质量和污水处理都有严格的标准，达不到标准就不给你订单。有些标准甚至高过欧洲的标准，这样也迫使中国的供应商、生产商加大环保的研发能力，履行环境的责任。”

　　社会责任同样重要。

　　从国际角度上看，企业的社会责任已不再是一种选择，而变成了一种必要。这是因为：第一，国际社会通过规范和标准向各方面施加压力，1999年美国推出了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2001年英国推出了社会责任指数，2003年澳大利亚推出了评价指标体系，所以企业社会责任已经被国际社会看成一个重要的议题，并加以量化。

　　而且，投资者提出的标准中，也正越来越多地包含更多的责任内容，“苹果公司在2009年供货商社会责任进展报告当中就有这些内容，去年的审计当中生产iPhone和iPod的83家中国加工厂有45家未支付员工加班费，23家支付的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所以大公司要求合作伙伴不仅提供优质产品美好服务，还要提供严格的环保，并且从社会责任的角度对于他们加以约束。”

　　在中国，情况也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一方面，媒体让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更加清晰可见，苏丹红、三鹿奶粉、注水牛肉等，都在第一时间进行了曝光。

　　另一方面，“过去我们总认为，大企业社会责任承担得比较主动，比如说中石油、宝钢、中国移动等大型国有企业，或者是宝马、巴斯夫等外商投资企业，他们实施社会责任并不困难，而中小企业一般不愿意承担企业的社会责任，它的理由有很多，有的人说我们的利润已经很薄了，没有办法再压缩了，我们的竞争对手不会做这种事，为什么自己要给自己加压呢？”但从最近披露的信息看，中国的中小企业也成了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践行者。

　　在2009年上半年全国慈善捐款情况分析报告，上半年国民捐赠当中，民营企业提供的资金已经超过了38.9亿，占境内捐出总额的43%。

　　136行动方案

　　“进一步加大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力度，加大调整产业结构，着力转变发展方式，倡导绿色生活和绿色消费模式，使上海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环境持续的得到改善。”上海市环保局局长张全将可持续发展界定为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而针对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上海移动将以一个名为“136绿色城市行动”方案全部涵盖。

　　节能减排是第一项内容，上海移动将制订绿色行动计划，三年滚动规划，提出节能工作的总体目标和具体措施。中国移动上海公司党委书记郦荣说，上海移动在节能方面总体目标是，2010年单位业务量耗电量比2005年下降40%；节材、节地方面，则会推进基站建设的共建共享，预计2010年共建共享基站数量将达到200个。

　　通过基站深化技术改造，创建能耗管理系统，实施SIM卡回收再利用等措施，预计节电将会达到1.9亿度。

　　“136绿色城市行动”的方案，还将包括在世博园区推出“绿箱子”，实现回收废旧手机电池配件8万件，同时推进绿箱子进校园，在2010年实现全市覆盖1600所中小校园，推进环保理念。

　　此外，上海移动还将建设全球第一个TD-LTE网络，在世博园区内积极推行节约型基站维护体系，运用5大环节，33个技术小项目，开发和利用绿色新能源进一步降低能耗保护环境，将运用太阳能风能和蓄电池绿色能源手段。

　　企业和个人用户也会在“136绿色城市行动”中受益。

　　郦荣说，上海移动将于3年内，在上海开通10万个无线POS/ATM，为上海800家金融机构提倡固定与移动业务融合的信息化服务，届时，上海使用手机支付银信通、财信通等业务的用户将达到800万。

　　即将推出的信息管家反垃圾短消息等服务软件，则是让用户自行设置黑白名单，过滤垃圾短信的防护墙；至于2G/3G一张网的服务，则是满足个人用户家庭市场集团客户的个性化语言，数据机信息化应用通信需求。

　　经济责任方面，除了10年来累计上缴税收超过170亿外，上海移动的另一项让用户受益的贡献是，“近几年来我们移动通信的资费降了70%，每个用户移动通信的消费支出降了50%。5年前，大概每个用户一个月移动通信的消费150元，现在只要100元，”中国移动上海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郑杰说。

　　“互动责任”预言成真

　　在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朱晓明看来，除了“转危为机、发展经济”的经济责任和环境责任、社会责任外，中国企业的企业责任中，还应该加入一个新的概念––––“互动责任”，即生产者、销售者，生产商、销售商和消费者之间的互动责任。

　　一个很有名的未来学家托夫勒写过一本书叫做《第三次浪潮》。其中，有一句话是说，消费者将对消费品的生产过程施加更多的影响，从而演变成生产消费者。

　　这个预言如今在宝洁、欧莱雅、苹果等国际公司里变成了现实。

　　“宝洁公司拥有几千名开发部人员，但每年还是有不少的难题解决不了，怎么办？他们把所希望解决的技术问题，用因特网的办法让全球14万名科学家、工程师、消费者帮他动脑筋，他是占有了别人多余的时间，这些人在8小时当中为自己的老板卖命，可是多余的时间他可以从事你这样的研究，同时他也占有了14万个人的多余的智慧和能力。”

　　朱晓明说，这14万人，会把自己能够提供解决他们问题的想法返回到他们的创新中心，提供解决方案。这种做法在很多公司都已经开始使用了，“简单来说是一种外包，甚至叫做众包。”

　　第二个例子是欧莱雅。欧莱雅要做一个形象的广告，按照传统习惯，招标需要有164项开销，每一项大概是200美元，总共是32800美元，后来，欧莱雅尝试在因特网上用众包的办法解决这件事。最终完成这个广告创意的是一个消费者，而欧莱雅只花了1000美元。

　　苹果公司则推出了一个APP STOPE平台，消费者利用这个平台发布在使用iPhone产品过程当中自行创造的应用软件，应用程序，其他客户则可以通过这个平台下载这样的程序和软件，不过要付费的，在这个平台上其中77%的程序把钱付给了苹果，苹果就将部分款项返回给了编写程序的消费者，到目前为止，这个平台已经有3亿次的下载量。

　　后工业时代的组织模式是一种跨越传统商业界限的虚拟网络组织模式，出现了两种非常崭新的概念。

　　朱晓明说，第一个是从外包到开源到众包。第二个概念是1997年雷蒙德在会议上发表的论文：大教堂和集市。在大教堂里面是自上而下进行协调，但是在集市每件事都是由下而上地进行协调安排的，这篇论文非常形象地以集市表达未来众包的运行模式。

　　其中，最关键的载体就是互联网，它使生产者向消费者寻求商业智慧的灵感成为可能，在过去计划经济的影响下，移动公司和消费者之间的协调是大教堂式自上而下的，消费者和移动公司很少进行沟通。现在，移动通信为消费者带来了便利，消费者也反映许多使用当中的困惑，移动公司采纳消费者的建议，用他们智慧解决移动公司扩展市场当中的困惑，其实也是众包模式的尝试。“消费者和移动公司会进行沟通，等于消费者加入了移动的研发队伍，这其实也是一种更低成本的可以持续使用的智慧。”朱晓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