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8月14日电（记者黄冠）同为“开胸验肺”事件“善后”之举，与追究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等单位和人员责任相比，对“开胸”医院郑大一附院的通报批评和立案调查，让舆论多了些疑惑，甚至连“开胸”当事人张海超都大呼“医院很冤”。

　　处理郑大一附院，理由是“在不具有职业病诊断资格的情况下，进行职业病诊断，违反了职业病防治法”。然而，不能忽略的事实是，张海超是在奔波两年多、“做过大大小小近百次检查”、具有职业病诊断资格的医院没有给出正确结论的情况下，才去“开胸”的。而且郑大一附院给出的诊断结论为“尘肺合并感染”，这是否属于职业病诊断结论，其做法是否违反了职业病防治法，值得认真甄别。

　　没有人愿意通过“开胸验肺”来找出罹患职业病的证据，张海超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揭露了当地职业病鉴定体系的弊病。从事件全过程来看，该受惩罚的似乎并非郑大一附院，而是体系内的当事者。在职业病患者维权道路上，医院的作用至关重要。如果没有郑大一附院的医学诊断，就不可能有后来的舆论关注、领导重视和快速处理。

　　诚然，在有关部门过问下“特事特办”，没有办理工伤保险的张海超也许能顺利拿到工伤赔偿，但是，这样的维权路径并不具有普遍性。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统计，在我国2．25亿农民工中，只有4942万人加入了工伤保险。也就是说，近八成农民工如果发生工伤或职业病，维权依然艰难。据报道，2004年5月，11名重庆籍农民工曾在温州一矿石研磨厂打工，虽被诊断为矽肺病，经过5年多诉讼、仲裁后，如今其中7名农民工已去世，仍然没有得到赔偿。因此，“开胸验肺”事件不应被当作个案处理，而应成为检讨职业病鉴定乃至职工维权体系的一个反面例子。

　　“开胸验肺”事件给人们最重要的警示是职业病维权管道太少，需要“疏”而非“堵”。这或许正是人们为郑大一附院鸣冤叫屈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