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消息：日本政论杂志《中央公论》今年9月号以《日本要直面中国世纪》为题，刊登了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日裔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接受该刊专访的文章。福山在谈话中重点谈及西方，特别是日本应如何看待和应对中国崛起的问题。文章摘要如下。

　　更多国家钟情“中国模式”

　　福山在专访中说，中国发展模式的价值内核源于延续几千年的政治传统，可概括为“负责任的权威体制”。这种传统达到西方难以企及的历史高度：一是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国家机器和军队由中央政府掌握，而非欧洲那样由封建领主或教会掌握；二是高度的行政管理体制，官员由公正、普遍的考试制度选拔，而非西方或中东那样由世袭或门第操纵；三是政治对人民负责，体现“民本主义”，强调当政者对人

　　民负有道义责任，而非西方那样在特权阶层内部进行权力分配。

　　上述政治传统不仅使中国在历史上保持长期统一、稳定与先进，而且在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各个阶段均体现出积极意义。二战后东亚“四小龙”及部分东南亚国家实现经济腾飞，其中有着明显的中华文明痕迹，执行了一条由权威型政府主导的发展路线。近30年来，中国经济令人惊异的快速发展体现了中国模式的有效性，一般认为有望再保持30年的增长。中国的政治传统和现实模式受到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的关注，在印度“民主”模式与中国“权威”模式之间，更多国家钟情中国，前者代表分散和拖沓，后者代表集中和高效。

　　近年来，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步伐明显加快。人们往往把民主法制等同于普选，但其实质应是政府受托于人民的责任制度化、法律化。去年以来，围绕“汶川地震”和“毒奶粉”事件，中国民众的权利意识上升，市民社会开始萌动，而中国政府也在正面回应民众的诉求，履行信息公开及对民众解释说明的公共责任。考察中国国情可以预见，中国今后的民主法制建设不太可能全盘引进西方理念，而更可能采取立足民生、务实渐进的方式，围绕环境污染、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基层官员腐败等具体议题，通过政府与民众之间频繁互动、磨合，逐步实现制度的进步和升级。

　　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随着中国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中国亦需在自身发展进程中实践民主法制的理念。世界需要在多元基础上实现新的融合。

　　应将中国纳入多边框架

　　中国崛起是一个国际权力再分配的过程，权力将从西方向中国分流。任何国家都有自利性，新兴大国亦不例外。约束新兴大国权力欲望的最好办法就是构筑多边秩序，规范权力转移的进程，因此需要将中国纳入全球性和地区性的多边框架中，尤其美日应积极参与多边框架的制度化建构。

　　现在世界上流传“G2”说法，认为中美双边框架比多边框架更有效。这种说法脱离了全球化时代各国普遍联系、相互依存的基本现实，因而是荒谬的。比如要改变中美经济关系不平衡、促使中国扩大内需，单靠中美双边磋商而不借助“G20”、IMF等多边机制，是不可能产生建设性成果的。又如中美讨论安全问题，但两国之间没有任何制度化的安全条约关系，美国不可能离开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的同盟关系与中国达成安全协议。中美关系确实重要，但要更好地发挥作用，必须依靠多边机制的支撑。

　　亚洲多边机制建设尤其是地区合作方兴未艾，美国扮演何种角色备受关注。亚洲与多边秩序应由亚洲人来建立，这样会更有效。美国应通过与亚洲国家的同盟关系为多边机制提供外部保障。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日本越融入亚洲，日美同盟就越重要，就越有发挥作用的广阔空间。

　　亚洲的重心在东北亚，中日韩合作应成为亚洲多边机制的核心。中日韩合作已迈开步伐，今后应进一步机制化，三国领导人应更加频繁地见面并解决实质问题。中日韩合作的经济动力巨大，政治障碍不小，尤其民族主义和历史纠葛影响彼此互信。三国应认真面对这些课题，避免让20世纪的问题影响21世纪的合作。（刘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