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紧的是，我就是我，不是别人——记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博士

    文 | 谢吉吉平

　　曾有人总结过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婚姻类型：鲁迅的无奈型，胡适的胸闷型，梁漱溟的没感觉型，徐志摩的浪漫型，郁达夫的极度痛苦型，陈寅恪的传统型，林语堂的经典型，还有就是赵元任与杨步伟的新潮型。

　　赵元任与杨步伟幸福新潮长久到什么分上？新潮么，中国的这第一对大龄博士夫妇，结婚不收礼、不操办，连哲学家罗素都说“太简单了”。幸福么，他们是公认的神仙眷侣，有胡适等人的诗为证。长久么，他们欢欢喜喜成婚近60年，1981年3月杨步伟去世，享年93岁；次年2月，赵元任继归，享年91岁；美国加州大学还专为他们伉俪设立了纪念室。这一对中国最早的博士夫妻，为他们那一代或不幸或短暂的知识分子婚姻，总算做了一个幸福的注脚。

　　也许是因为赵元任1938年后就去国赴美，也许是因为他事业与家庭太过美满，这个学的是数理专业的哲学博士，通晓33种语言和方言，担任过美国语言学会会长，《教我如何不想他》的谱曲者，中国现代语言学、语音学、方言学的前驱，清华四大教授之一，中国第一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团长，如今在国内的名声反而温温吞吞，连他学生辈的钱钟书都比不上。而他那个性鲜明、别有才华的夫人杨步伟，更少为人知。近年居然被作家章怡和称之为“家庭妇女”。

　　家庭妇女的角色当然重要。但是，这岂能概括杨步伟的才干？她的博士学位至少要比胡适的博士学位拿得早。五四运动风起云涌的1919年，31岁的她已在日本女医学校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在北京开办森仁医院，是我国第一代西医妇产科医生，第一位女院长。拿她自己的话说是“看过好几百人的病，也接过好几百小孩的生”。即使结婚后，她的活动半径和力度，也远远超过一般的家庭妇女。杨步伟终其一生，不仅是一个非常好的妻子，更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女性。

　　杨家有女

　　1911年，曾担任曾纪泽的参赞的杨仁山病势日益严重，虽然请了南京和上海最好的中西名医来诊治，却终无起色。一天，他对恭侍在侧的学生蒯若木说：“我孙辈中有两个人你力所能及地特别关照一下。第一个是三孙女，她虽是女子，志气却胜过男子。她要出洋学医，将来可以济世。”杨仁山是南京金陵刻经处的创办人，谭嗣同是跟他学佛的弟子。

　　他说的这个三孙女，就是杨步伟。杨步伟，小名传弟，祖籍安徽池州石台县，1889年11月25日出生于南京花牌楼，她自己非常幽默地说自己比埃菲尔铁塔小8个月。按照传统习惯，一岁时要“抓周”，杨步伟抓的是一把尺。后来，杨步伟对此解释道：这意味着她将来做人要正直，或预言会“量这个、量那个、量体温、量脉搏什么的”。她本是父母的幼女，但是因为二叔没有孩子，就过继给了他。她原来的名叫杨韵卿，后来朋友说她将来一定伟大，给她改了名叫“步伟”。

　　幼年时的杨步伟脚大，家里人就喊她叫大脚；她小时候瘦而高，就送给她“天灯杆子”的绰号。小时候杨步伟就相当的有个性。因为她太淘气，别人想干不敢干的事，一撺掇她，她干，家里人就亲昵地叫她“搅人精”。先生教她孔子曰“割不正不食”，她就在饭桌上批评孔子浪费：“他只吃方方正正的肉，那谁吃他割下来的零零碎碎的边边呢？”她还改了《百家姓》来取笑先生：“赵钱孙李，先生没米。周吴郑王，先生没床。冯陈褚卫，先生没被。蒋沈韩杨，先生没娘。”

　　1895年，杨步伟的生父负责南京狮子山、幕府山炮台工程的施工管理，正在两江总督张之洞门下的黎元洪负责翻译和书记，吃住都在杨家。下雪天，杨步伟捏个小雪人放在黎元洪的被子里。黎元洪和她闹着玩，拿尺子在她手心打五下，说她放的雪人弄湿了他的被子。没想到，他打过后，杨步伟抢过尺子，在黎元洪的屁股上还了五下，说是你的屁股不好，尿湿床的。但黎元洪最喜欢的也是杨步伟。杨步伟从日本学医归来，黎说打算捐10万块钱给她开医院，她说要结婚了，很抱歉。黎元洪笑着说终身大事定了，也好。谁知杨步伟马上接着说：“你怎么知道我们不离婚呢”？

　　祖父担任广东财政厅长时,杨步伟随之去了广东。因为她从小是男孩子打扮, 所以佣人们都呼她为“三少爷”。她跟着祖父住进衙门，有时候跑到大堂后去看打人枷人等刑罚，听犯人们号哭的惨苦声。她虽不怕，但却非常气愤。父亲知道了，大骂佣人，不准再去。可过了几天，她还是闹着要去看。

　　祖父杨仁山对杨步伟影响极深

　　她在回忆录里头说，杨仁山本不是大清帝国的忠实老百姓，一生不愿科举做官，家里在他出世时定下比他大若干岁的妻子，结婚时，美男子才发现他的新妇却是一脸麻子。他在杭州做事时，爱上了一个知书识字、美丽温柔的女孩巧姐，但人家却不愿意嫁给他作妾。他百无聊赖，一天到晚在西湖边上游荡。偶然在书摊上见到一本《大乘起信论》，于是起了念头，就想研究佛学了终身。杨仁山喜欢研究各种科学仪器，在英国买了天文仪、天文镜、地球仪、望远镜、照相机与钟表等等带回来,这些对杨步伟的成长，不无启发。

　　当时，她祖父提倡废除缠足，父亲又把她当男孩子看待，穿男装。她由祖母做主，指腹为婚,许配给姑母的儿子。由于祖父和父亲都非常开明，所以杨步伟从小什么事都敢问。知识渐长，十六七岁时，她和祖父谈她的婚姻问题，说终身大事应由自己来定，祖父赞成。她就写了一个草稿给祖父看。许多年以后，她还记得有几句是“日后难得翁姑之意，反贻父母之羞，既有懊悔于前者，不如挽回于现在……”祖父看了说：“传弟，你是成人了，证明你是配有自主权的了。因为又按古礼，又不得罪二表弟，又成全他母子日后免伤感情。我知道你将来对于自己的事情，对于帮人家的事情，都会弄得好的。”就这样，她把退婚的信写好，送给表弟。表弟给姑母看。姑母不依，父亲气得说要处死她。但是因为有祖父支持，她还是退婚了。为此，父亲居然有8年不和她讲话。

　　她7岁开始读书，和三哥与四弟是同一个先生教。起头读《三字经》，她加读《女儿经》。她书背得很熟，但不求甚解。有时还随着母亲和姐姐们念《金刚经》，《心经》也背得出来，也不懂意思。她最喜欢看小说，但是书法却不佳。父亲说, 字是门面，你写文章字写不好，人家就不高兴去看文章了。但她不听话，并不肯在写字上下工夫。

　　父亲对她的影响也很大。甲午之战后，她父亲到湖南办了一个时务学堂，虽然这个学校只开办了两年多时间，却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校长是熊希龄，总务长是杨步伟的父亲，中文教师梁启超，英文教授李一琴。学生中有后来赫赫有名的唐才常、蔡锷、蒋百里等人。父亲说她刚强得像男人，要她多受点教育，并说中国一定会兴办女校。果然，她16岁那年，南京办了一个旅宁女校，她前去投考，入学考试题目是“女子读书之益”。一向不肯用功的她，一见这个题目就傻了眼，只好照着一般的滥调写，但她写的却是石破天惊的一句“女子者，国民之母也”。虽然作文才写了一百几十个字，学校还是录取了她，放在乙班。不过，因她在家跟父亲学过算术，所以她的算学一课，先生难不倒她。甲乙两班的算学内容相同，她的成绩优良，同学们都佩服她。不久，她就被调到甲班，甲班有同学中文好，有同学英文好，而她却是算学、历史、地理都好，因此考试总在前三名。

　　1908年的冬天，美国退还庚子赔款, 中国拟派留学生出洋，有人提议也派名女学生出去，但以中国自办的学校学生优先。那时候，中国主办的女子学校，只有天津师范和南京旅宁两所。她很想去，但祖父说，进外国学校如外语不能听讲，会和白痴一样，还是迟一两年再说，并且这个官费每年都有的，她便就此作罢。旅宁改为师范后，她转到上海中西女塾就读。中西是教会学校，她不是教徒，学校指定要上海中华书局总编辑舒新城作保, 才收了她。

　　23岁那年，身为革命党人的安徽都督柏文蔚，请她去做崇实学校校长，学生是北伐队的500多名女孩子，校址在南京后成桥，有120多间房。父亲相信她的才干，同意她去，劝她改改脾气，不要落人笑柄。柏文蔚每天派人来请，她就答应了。这时候的她，还没教过一天书呢。但是她把学校管理得井井有条：她把学生中岁数大、不识字的分出来，教她们学织布、缝纫、刺绣、织毛线等；凡识字的，按成绩编为两级小学和两级中学。连柏文蔚的母亲也称呼她“校长”。

　　杨步伟后来官费去日本学医。在日本，很多事使她感到屈辱。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后，中国留学生全体罢课，日方则百般刁难，如强行留级、不发文凭等等，还说什么你们爱国就应该牺牲。正值毕业的杨步伟, 气得连文凭也没去拿，也不参加毕业典礼，就回国了。她的毕业总平均分数91。她后来回忆说，中国好的留学生他们嫉妒，坏的学生他们看不起。杨步伟曾到日本卫生署、军医院等处参观过，看见好多备战的东西，战地救护的器材。有日本人还对她说，你们中国人要听我们的指导和帮助我们打仗，我们的陆军是对付俄国的，海军是对付美国的，征服中国不需军队，最多也不过动用少数军队，中国几天就完了。她痛恨万分。

　　1919年5月, 杨步伟接到父亲来信, 要她回国到北京开设医院。等她到了北京, 父亲已因病故去, 她和朋友在西城绒线胡同开了一家森仁医院, 只设妇产科和小儿科。但她的职业医生并没有做太久，因为她遇到了一个人。

　　美满婚姻

　　“（1921年春）一天晚上，我打电话给韵卿（杨步伟）问明天早上能不能去看她，她说可以，她会在家的。我说我要在中山公园西山坡上见她。七点钟她来的时候，我已经在山顶上等了。‘你那么高啊！赵先生。’这是她说‘早哇’的另一种方法。我走下山坡对她说：‘杨大夫（我一直不敢叫她名字，除非在思想里），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我很佩服你待朋友那么好，可是我怕你可能伤害她，而对她没有好处。我愿意一切美好，不过我不能老让她误会。也许像我以前说的，我应该少来看你们，可是为什么我该——’我说了半句停止不说了，和她在公园里静静地走来走去，最后在公理战胜碑前停下来，她说：‘对了，赵先生，你还是不要再来看我们吧。我想这样于你最好，于我也最好。’说了她就转身走开。‘韵卿！（这一回才终于叫出了名字）’我亲切地叫她，她回过头来。‘韵卿，’我又叫一声，‘就那么算了吗？——我是说咱们？’我怕她会回答：‘咱们？怎么叫咱们？’但是她未作声，向我走过来。”

　　这是赵元任在回忆录中记录当初追求杨步伟时的情景。他们的结婚方式非常新潮简单，以至于当时的北京晨报专门报道过：

　　1921年6月1日，北京市小雅宝胡同49号的住处，请老朋友胡适和朱徵医生一块儿吃晚饭。杨步伟亲自下厨做四样美味的小菜。饭后，赵元任微笑着取出手写的一张文件，说要是朱徵大夫和胡适先生愿意签名作证，他和韵卿将极感荣幸。赵元任回忆道：“我的同班同学胡适劝我们至少用最低限度的办法，找两个证人签字，贴四毛钱印花，才算合法。”于是，胡适当了赵元任的证婚人，朱徵当了杨步伟的证婚人，补贴4角钱印花税票，赵元任和杨步伟便这样结了婚。

　　胡适是送给他俩礼物的第一人。因为事先胡适已经“猜想是怎么一回事，为了有备无患，我带了一本有我注释的《红楼梦》，像礼物一样，精致地包起来。为防我猜错，在外面加包一层普通纸张。”

　　赵元任杨步伟到中山公园，把在格言亭拍的一张照片和“结婚通知书”一起寄给亲友，一共寄了四百份左右。照片上写的格言是：“阳明格言：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丹书之言：敬胜怠者昌，怠胜敬者灭”。

　　结婚证书上他们自己写：“赵元任博士和杨步伟女医士十分恭敬地对朋友们和亲戚们送呈这份临时的通知书，告诉诸位：他们两人在这信未到之先，已经在1921年6月1日下午三点钟，东经百二十度平均太阳标准时，在北京自主结婚。”并且声明：除了两个例外，贺礼绝对不收，例外一是书信、诗文，或音乐曲谱等，例外二是捐给中国科学社。”

　　事后因为真的退掉礼物而得罪了亲戚；最喜欢赵元任的姑妈送来的一个花篮也被退回了——因为既不是文字，又不是音乐作品。但赵元任后来后悔，说那个花篮总可看作精心制作的祝贺卡片。

　　爱好天文的赵元任，在他们的爱情通知书里写道“东经百二十度平均太阳标准时”，于是他的天文学家朋友George van Biesbrook收到了英文通知书后，就在Yerkes观象台的“布勒登”牌子上贴出公示，所以他们的结婚又成了一种“天文现象”。

　　当时他给来华访问的哲学家罗素做翻译，他们新潮的婚姻，连罗素也称之为“太简单了”。当时谁也没想到，这份新潮的婚姻，却是一个甲子的幸福，人人称羡。1946年赵杨夫妇的银婚纪念日，证婚人胡适因故没能亲临祝贺，专门寄来一首《贺银婚》：“蜜蜜甜甜二十年，人人都说好姻缘。新娘欠我香香礼，记得还时要利钱。”

　　1971年6月1日的金婚纪念日，赵元任夫妇又各写《金婚诗》一首，押胡适《贺银婚》原来的韵。杨步伟：“吵吵争争五十年，人人反说好因缘。元任欠我今生业，颠倒阴阳再团圆。”赵元任：“阴阳颠倒又团圆，犹似当年蜜蜜甜。男女平权新世纪，同偕造福为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