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后的杨步伟

　　婚后，杨步伟随赵元任去了哈佛，原本打算考行医执照，不料两度怀孕，三年生了两个孩子，把时光都花在了这上面。

　　几年后回国前，他们一起游历了欧洲。1925年后赵元任开始担任清华大学教授，杨步伟则以教授夫人的身份，热心地做过多项工作。她是一个热心而精力旺盛的人，不像别的教授夫人很晚才起床，她可是一大早就拉着赵元任打网球的，为此，晚起的教授夫人闹意见，她倒不客气地回说谁让你们那么晚起床呢。她还与胡适、蒋梦麟商议, 募款开了一家诊查所, 从事节制生育工作（即今天所谓的计划生育），为穷苦人服务。她选中了景山东大街一所三进的房子, 拿第一进办诊所, 第二进呢，赵元任与钱玄同、汪怡、黎锦熙、刘半农及林语堂住, 办了一个“数人会”，因为最初他们都是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的，第三进是杨步伟的三哥住。杨步伟每周来诊所两天，其他时间请了专职的护理人员值班。这个诊所她一直办着，直到后来因为掩护和收容受伤的示威学生，被迫关掉。

　　在清华园里，她还和几位太太共同组织了一个“三太公司”（人家起的诨名），招来不少附近的女孩子, 教她们做各种手工。杨步伟在国外收集了好多的样本，有桌布、床单、手巾等。北京的“东升祥”，还借了她的样品仿制过。那时清华师生进城要坐人力车，非常不便，杨步伟就和何林一夫人等商量，要集股办公共汽车, 后来得到了清华园的大陵银行经理的支持, 由银行接办过去，从此由清华进城开始有了公共汽车。清华的志成小学要改革, 梅月涵夫人和何林一夫人等人推举杨步伟作代表, 协助小学曹校长, 并让清华批准每月给该小学一笔经费。

　　为了解决清华师生伙食问题，杨步伟提议她先筹出若干钱，要了清华学校门外小桥过去的几间小房，加以修理，请来五芳斋的几位厨师。学生们知道后，都请求前来搭伙。于是用餐者越来越多，生意越来越旺，连城里人都来叫酒席。吴公之先生送来一副对子是“小桥流水三间屋, 食社春风满座人。”教职员和学生每天多人搭伙,梅校长家等各家的佣人叫去帮忙, 连去吃饭和看热闹的人，也都站起来做了跑堂的。后来本钱多半吃光，就交给厨师们去经营，杨步伟也写了一副对子说“生意茂盛，本钱干净。”

　　杨步伟在清华住了4年，后又随丈夫去中央研究院。然后去华盛顿，继而回到南京, 盖了有好几间书房的大房子，打算定居，不料没多久抗战爆发。南京沦陷前，撤退的车船票极其紧张，杨步伟毅然让大女儿陪大病初愈的丈夫先撤退，自己则只身和三个小女儿后走。如果不是后来终于安全离开南京，那么她和几个小女儿的性命大概送在南京了。在危难之际如此照顾丈夫，真应了她父亲早年说的“你刚强得像个男子”。她比丈夫大三岁，中国古话说“女大三、抱金砖”，这话在他们的婚姻里倒真是应验了。

　　1938年后，因赵元任在中央研究院屡受排挤，气得“握着笔七八个小时写不出一个字”，赵杨夫妇只好去国赴美，不料这一去，直到1973年才有机会回来。

　　几本书

　　杨步伟的能力和精力，做个教授夫人绰绰有余。她在照顾家庭、从事公益活动之余，还出版了《一个女人的自传》、《杂记赵家》、《中华食谱》、《中国妇女历代变化史》等书。《一个女人的自传》由赵元任翻译成英文，《中华食谱》则由赵元任和大女儿赵如兰翻译成英文。她还写了《中国妇女历代变化史》，由她三女儿赵来思译成英文。

　　在男性回忆录占主流的世界里，女性作者的回忆录寥若晨星，这些有限的作品也大多感情细腻、伤感克制，比如杨绛先生的《我们仨》。而这些女性回忆录中，风格最大大咧咧的，最不严肃的是杨步伟的《杂记赵家》。这本书是杨步伟写的回忆录，记录了她嫁给赵元任后的生活。看她的书，仿佛她本人就坐在你面前，个儿不高，嗓门不小，兴致勃勃，娓娓道来。她的文字平实，丝毫不拖泥带水，却又栩栩如生，趣味四溢，即使是困窘至去捡拾菜叶水果这样的事，她也一一道来，毫不避讳；中国早期留学生、后来的大学者们在欧美的生活，她也一一记录：

　　“那时，有些中国的留英美官费生, 大战后因德国马克贬值，他们就移到德国，大买德国各科书籍。有的人连饭都不好好吃, 只想买书，傅斯年就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风行的事，就是大家鼓励离婚，首当其冲的是徐志摩与张幼仪等人。在德国最便当的，是每人身上有本小的字典，英德、德法等等都有。我有时说不出话来，就翻字典给人看。从柏林去了瑞士的京城, 住的旅馆靠近桥，站在桥上可见对面一排雪山，仿佛一幅山水画悬在那儿。后来回国后看到黄山风景，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回到巴黎后，身上只剩下不到5元钱了。本来可到存箱子的地方去取款，但人家的规矩，须先付款才能拿箱子。没有钱付，于是去找张奚若。张的夫人已清楚是来借钱的，给了一枚翡翠印章, 在一家古董店卖了400法郎。便去取出箱子拿了钱，这时旅行社说汇款已到。赵元任去找刘半农，碰到刘的长女小惠，领他们进了家。刘家更穷, 刘半农说他们一家在此苦捱，就是为了要得这个臭博士。他们过得像叫花子一样的生活，请赵元任给拍了一张要饭的照片，其中刘的两个小男孩作伏地求乞状。”

　　如果不是她的这些文字，后人只知道这些大学者声名远播，哪里晓得他们当年留学过的这般艰苦，这种艰苦，其实不比20世纪80年代的那批留学生差。更难得的是，或许得益于自小的开明教育，杨步伟无论对谁，都以平视的眼光来观察和记录，中国人也罢，外国人也罢，大学者也罢，她始终平视。或许早年数学功底犹在，《一个女人的自传》、《杂记赵家》还有个特点就是细节和数字都很清楚，而且很显然作者并不是刻意去记住的。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在欧美各国，有一本按英语体例写就的《食谱》（法文译本改名为《中华食谱》）广受欢迎，是许多中餐厅老板、厨师和家庭主妇的必读书。这本不厚的《食谱》写得生动幽默、深入浅出，文字简洁优美，富有趣味性与实用性。这本书的作者是谁？杨步伟。杨步伟写成后，由胡适撰写前言，赛珍珠作序。这本书是写中国食物和各处饮食风俗等等, 并不是专讲做菜与配料。食谱从出版起到几十年后,依然是海外的畅销书。这本书一版再版，到60年代已经出了27版，被翻译成20多种文字。即使半个世纪之后，还有一位美国读者在亚马逊网络书店上为这本书打了五颗星。

　　美食家多则多矣，开餐馆者更是不计其数，但是能把这些总结成一本书，还把这书翻译成外语，在海内外风行几十年的，则少则少矣。杨步伟写这本书的素材，还是当初她随夫在南京中央研究院时，为了提高技艺，她专门去各家著名餐馆取艺。有的餐馆不让她去后厨看，她就点了招牌菜自己吃，边吃边琢磨，之后回家下厨做实验。她还自制了许多卡片，记下各道菜的口味特点、配料种类、数量，等等，一道菜一道菜地搜集资料；她还用跟随赵元任到中国各地作田野调查的机会，收集中国各地的菜谱，使这本书除了徽菜之外，还收入了中国各地的饮食文化。她这个人喜欢琢磨，又懂得医学和营养学，拿做学问的精神来琢磨菜谱，这样的美食家实在罕见。

　　美国饮食文化学者Janet Theophano写的《以食谱进食》，副标题是“从女性所写的食谱阅读女性的生活”，内容相当别致。作者认为食谱也为心灵与灵魂提供食物，超越了食材与做菜方法，描述女性如何应用食谱来肯定个性、发展心灵，并组织生活。她从四个世纪以来的食谱，展现食谱背后女性作者的故事与心声。认为食谱是一种集体记忆和自我认同，是一种文化的沟通与交流，它揭示了女性阅读与写作生活的深层世界。作者写这一本书的主要材料之一竟然就是杨步伟的《中华食谱》。

　　Janet Theophano说，杨步伟的这本食谱表面上是教人如何经由烹调认识中国文化，但最大的意义还在于，它一方面为美国人解释了中国的家庭烹饪，一方面又暗示了中国新移民在文化认同过程中的困难。杨步伟告诉美国读者什么是真正的中国的吃，例如，中国人是共享食物，所有食物同时上桌，每个人分享每一个盘子中的一小部分，没有一个人可以独享，其结果是每一个人都感觉到彼此在进行友好的对话，即使整桌安静无声。而美国方式则是各食其份，没有互动，杨步伟说，这大概就是美国人在餐桌上非得依赖交谈来进行社交的原因。但是，交谈永远无法取代在一个碗盘中分享食物所产生的连带感。

　　杨步伟在美国写中国菜谱，写作的过程或许使她充满了对昨日美味的美好追忆，但她也必须接受的现实是中菜西吃这一事实。一本食谱反映了一个动乱时代中饮食的变迁，也反映了饮食在不同文化中的处境。她的菜谱中有一道菜叫“轰炸东京”，这是抗战时期重庆的新菜名。就食谱反映一个时代的饮食文化来说，杨步伟的《中华食谱》有清代袁枚的《随园食单》同样的价值。就留传范围而言，似乎还要更广泛。

　　四个女儿

　　杨步伟生有四个女儿，个个出色。长女赵如兰, 在哈佛学音乐与语音学, 后在哈佛教音乐和语言，是哈佛大学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华裔女教授。她的丈夫卞学磺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次女赵新那, 学化学, 也是哈佛毕业, 嫁黄培云, 夫妇俩回国后一直在长沙矿冶学院工作。三女赵来思, 学数学, 加大毕业，与日本人波冈维作结婚, 婆母是法国人, 公爹则是抗日战争时的反战者, 且因此坐过牢。赵来思和波冈维作同在康奈尔大学任教。四女赵小中, 学物理, 毕业于康奈尔大学，任职于麻省理工学院, 丈夫邱宏义, 后离异。

　　说起来，其实杨步伟并没有打算生这么多孩子。头两个孩子生在结婚之初，使得她和丈夫手忙脚乱。在北京办节制生育检查所那会儿，有人讽刺她说因为她自己生不了孩子，才鼓动别人计划生育。她很生气，专门又怀孕生了个孩子，算是证明。这倒符合她的脾气。

　　1980年代，杨步伟的两个女儿在她逝世后，专门把她的一部分骨灰送回南京刻经处安葬，因为她有遗言，说要回来陪伴挚爱的祖父。

　　杨步伟神采飞扬地过了一辈子。她和赵元任，是很多人心目中的神仙眷侣，真正做到了白头到老。她这一辈子有过好几个称呼：传弟、韵卿、杨大夫、赵太太。显然，传弟、韵卿、赵太太的角色她不仅胜任，而且胜任得很幸福。只是不知道，这是不是杨大夫的全部梦想？显然不是。金婚纪念日她写的“元任欠我今生业”就是明证。她高龄去世后，家人专门捐款给南京医学院，设立“杨步伟奖学金”。也许，未能践行祖父对她行医济世的期望，始终是杨步伟心中的遗憾。在医学院设立的这只小小奖学金，算是丈夫女儿对她把一生献给家庭的一点小小的补偿。

　　赵新那总结赵元任说：“父亲的一生是快乐的，有意义的。他的兴趣广泛，知识渊博。他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他一生做了许许多多事情，样样干得都很出色，但他从不觉得自己是了不起有成就的人。他把工作的乐趣和生活的乐趣融为一体。他把名誉、地位、金钱看得很轻、很淡，但很看重自己的事业，很看重友谊和家庭。”这段话用在杨步伟身上，同样贴切。幸福一生，总归是每个人的梦想。相比她同时代的女知识分子，陈衡哲目盲而孤寂的晚年、林徽因的多病与早逝，其他人的流离失所，甚或反右和“文革”的遭遇，杨步伟可谓幸福满溢矣。

　　杨步伟曾在《一个女人的自传》扉页上说：“……可是最要紧的，我就是我，不是别人”，她的一生，真应了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