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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大地主刘文彩所拥有的一块面积仅有5亩的土地权属之变化，足以映出新中国60年来的农村土地财产权利变迁样貌

　　本刊记者／ 杨正莲(发自成都大邑)

　　8月20日下午，四川省大邑县的阳光并不猛烈。蔡场镇万延村头，清瘦的胥加兴正在自家房檐下扎扫把，老伴也在旁边有一搭没一搭地忙活着。

　　还不是收割稻谷的时节，闲在家里的胥加兴闷得有点发慌。胥家一共有5亩稻田，就在房后不到一百米远的地方，尚未成熟的稻子在午后阳光的照耀下，随风闪烁着点点金光。

　　又是一个丰收的年景。对此，胥加兴毫不怀疑，万延村的田地历来丰产。当年大地主刘文彩就相中这里，先后设法购置了四五十亩好田，其中就包括胥家现在种着的这五亩。据说，刘文彩的田产遍布大邑及周边数十县，数量过万，刘氏家族因而显赫一时。

　　如今，守着同样丰产的这块好田，胥加兴的心中却是五味杂陈：从村集体承包的这五亩地，最多只管喂饱胥加兴一家的肚皮，啥时候才能发财呢？

　　当然不可能奢望像刘文彩那样富有。只是，胥加兴闹不明白，刘文彩当年怎么会购置良田万亩呢？

　　刘文彩买地

　　1949年的一天，在成都文庙后街，一位病人粗暴地打断儿孙的问候：“你们来做啥子，不要多说，知道你们都巴不得我早点死，好去分我的财产。辛辛苦苦一辈子，我得了些什么呀？”一口血又涌上来，当即吐到了地上。

　　这个肺结核病人就是大地主刘文彩，时年62岁。病危时，刘文彩仍然念念不忘的财产到底有多少呢？至今也难有准确数字。

　　刘文彩是四川大军阀刘文辉的五哥，四川大邑县安仁镇人。刘文彩起家于为刘文辉筹措军费。此前，一直到1920年刘文彩的父亲去世，刘家的田产总数没有超过100亩。

　　1922年冬天，刘文辉已经是四川军阀中一颗闪亮的新星了。他手中拥有7个师的兵力，兵员在12万以上，总揽了叙府地区军、政、财、文教大权。

　　赚钱好手刘文彩这一年35岁，受邀到叙府帮忙。驻叙10年间，刘文彩先后兼职10余种，仅“烟酒公卖局局长”一职，年薪即高达一两万元，合计每年薪金总数不下10万元。

　　刘文彩所任要职中，除“叙南清乡司令部中将司令”一职外，其余本兼各职，均与捐税相关。而其最重要的职务，则为“川南税捐总局总办”，该项奠定了他在刘文辉防区内的最高税政长官地位。

　　刘文彩通过手中掌握的税收权力和商业垄断，不断获取暴利。仅以“预征田赋”为例，叙府一带的农民到1932年，其田赋款已经预交到了1957年。仅烟土税收一项，刘文彩每年在叙府就能收到税银800多万元，如果算上其他税收，则能突破千万元。

　　四川政坛的风云变化，使得刘文彩格外偏重于短期效益：“下快，起快，结束容易，在结束时不造成损失。”其涉足的贸易领域包括盐巴、药材、山货、棉纱、变相高利贷、市场信用放款、川江航运，以及鸦片等。《刘文彩在宜罪恶活动材料》一书中称，行情最好的年份，刘文彩投机贸易所得暴利达1060万元。

　　1932年，刘文辉被他的侄子刘湘打得惨败，退到了偏远的西康。刘文彩则富贵还乡，20多艘木船在长江上排成一条龙，浩浩荡荡地回到了大邑县安仁镇。

　　刘文彩退踞大邑后，随即用手中的钱不断购置田产。那时，人们认为土地即财富本身，刘文彩也不例外。短短几年间，刘文彩的田产总数猛增至12000余亩，遍及大邑和周边十多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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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延村农民分了刘文彩的地

　　1949年10月，刘文彩客死成都。那时，川西的战火还在燃烧，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已经从北京传来。

　　临终前，刘文彩自觉医治无望，坚决要回到老家安仁。到底没能最后再看上一眼故土，不知道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他是否还惦记过自家那12000余亩田产。

　　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根据全国解放后的新情况，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其中规定，要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同年冬起，全国开始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同时也分给地主应得的一份，让他们自己耕种，自食其力，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

　　川西也不例外。1951年1月23日，川西行政公署颁发了《关于大邑等十县提前土改的决定》。同年2月，川西区农民协会第二土改工作团来到大邑县，领导当地开展土改运动。

　　那时，大邑县共有26个乡、镇，而刘文彩的田地就遍布蔡场、安仁、上安、韩场等13个乡镇，大约有7500余亩。这些土地均在重新分配之列。

　　在重新分配到户之前，当时的农民还需要做一些准备工作，比如评产、查田、评分田人。在可供分配的田土面积、田土通产及分田人数确定后，即可计算出每一分田人口应分产量，连同各户原有田亩及其产量，予以张榜公布。哪一家要进多少产量的田亩、哪一家要抽出多少产量的田亩，一目了然。

　　分配土地时，以乡为调剂单位，村为分配单位。在原耕地基础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抽补结合，自报公议，民主评定，三榜定案。

　　79岁的王一芝，当年是蔡场镇万延村的村委主任。据他回忆，万延村那时有土地上千亩，其中有五六十亩原来是刘文彩的。刘文彩五姨太王玉清的娘家就在蔡场镇万延村，也许是因为这层关系，刘文彩在蔡场镇拥有的土地数量甚至超过了他自己的老家安仁镇，成为他在大邑县拥有土地数量最集中的一个地方。

　　这些土地在60年的变迁中，已经几易其主，王一芝甚至记不起本村原来属于刘文彩的那些土地最初分给了哪些人家，即使是像他这样能够指认哪些地块曾经是刘文彩的人也不多了。

　　在王一芝看来，谁分到哪块地都没有分别，因为大家都是按照统一的标准公平地拥有土地产权：“当时是以村为单位划分土地，每个生产队根据土地数量和人口多少，人均一亩二三的样子。”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上的“耕者有其田”，终于落实到了王一芝他们这些无地、少地的农民手上。

　　“分田分地，咋个不高兴嘛！”王一芝说，土改工作进展顺利，人们开始自由安排生产，“亩产量能够达到七八百斤，管吃饱没问题。”

　　1952年6月，大邑县土改工作基本完成，由此确立的农民土地私有产权旋即产生效益。

　　当年全县粮食产量比1949年增长52.57%，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41.3%。这是大邑县历史上农业生产增幅最大的一个时期。

　　受此鼓舞，全国范围内的土改工作终于在1953年完成。那年春天，除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台湾省外，全国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先后无偿获得了7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缴纳大约350亿公斤粮食的地租。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农民土地所有制仍然是私有制，这只是实现了“革命两步走”战略的第一步，“只有进到社会主义时代才是真正幸福的时代。”而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就是土地归公。

　　就在大邑县农民热情高涨地分田地的1951年，山西著名的产粮地长治，已经在试行土地归公了，并由此延伸为后来席卷全国的农业合作化。

　　那时，山西全省已经完成土改近5年。“山西省委了解的情况是，农村这几年有两个新的现象出现：一个是农村阶级有所分化，有人卖地，有高利贷，一部分农民希望向富农方向发展；另一个是原来的长期互助组，特别是高级互助组，现在有些涣散，巩固不下来。”中国老一代经济学家，曾任职于中央农工部的杜润生老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时任长治地委书记的王谦认为，可以把长期互助组改成土地入股的农业社，一方面按劳分配，一方面允许土地入股分红。同时要积累一点公共财产，退社时不允许带走。农民的土地也不一定都入社，允许自己留一点，自种自收，一般是80%入社。集体劳动，可以有分工，有公共财产和按劳分配，就可以利用它来动摇私有制，使农村的生产、农民的组织程度都能进一步提高。

　　长治的变革引发了一场大争论，进而导致中国农村开始大规模推广农业合作化运动，土地所有权开始从私人所有向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转变。

　　1953年，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要求，实现对农业、工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质，就是将农民的私有财产权转变为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产权。

　　全国开始互助合作化运动，但大部分还是在私有基础上的互助组和初级社。在互助组和初级社中，农民仍然拥有土地的所有权，通过集体合作耕种，而上交了使用权。到1956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3855亿斤，人均占有620斤，比1949年的418斤提高202斤，这是全国农业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

　　1956年的一届人大三次会议，进一步收回了农民的所有权。1957年全国基本实现了从初级社到高级社的转化。到1958年，全面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农民刚刚分到的土地、耕牛、大农具全部收归集体所有。原来属于刘文彩的那些田地，从此结束了私人所有的历史。

　　集体所有之后，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就被裹挟进公有制狂热的漩涡里，生活在原来属于刘文彩的土地上的人们也都过着彼此没有分别的生活。

　　在土地全部归公的1958年，单单是“大跃进”，就引发了数亿人民投入到大炼钢铁、超英赶美的创世纪狂热中。然而，锅碗瓢盆投入洪炉之时，成熟的庄稼烂在地里却无人收割，导致当年土地产量剧减，“没得粮食吃，饿死好多人。”

　　那时，王一芝当上了万延村的村支书，“村民都向我要粮食，着急也没办法。”他说，全村上千人，最后只剩下六七百人。

　　人民公社制度后来经过多次调整，1962年将原来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普遍改为生产队，规模大体相当于过去的初级社，平均每队约二三十户人家。这次调整所形成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基本模式，此后被长期保留下来。

　　曾经在大邑县农工部、县农办工作十几年的冯春洪，如今已经78岁了。他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当时社员入股的土地全部打乱，都归生产队，个人能有一点自留地，“一个农民也就是分儿把田(即一分地)的样子。”

　　大邑县蔡场镇万延村村民胥加兴1953年出生，12岁的时候就开始干活挣工分了，一直到1978年结婚时还是一贫如洗。1978年分家的时候，胥加兴已经是一个孩子的父亲了，他们一家三口人，只分到了45斤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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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田单干，包干到户”

　　1978年，还在为集体干活的万延村村民胥加兴，经常盘算哪里才能借到粮食，他甚至决心不再生第二个孩子了，“生了小孩就得给东西吃啊！”

　　就在胥加兴找不到出路的那会儿，远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决定冒险：分田单干，包干到户。

　　“万一走漏风声，队干部为此蹲班房，全队社员共同负责把他们的小孩抚养到18周岁。”像地下工作一样靠单线联系、好不容易才聚在一起开会的18个人，在摁满手印的“秘密协议”上如此悲壮地约定。

　　第二年，小岗全队粮食总产量相当于1966年到1970年5年的总和。小岗全年的粮食征购任务是2800斤，过去23年颗粒未交，当年上交的粮食超额7倍多。全队农副业总收入是上一年的18倍。

　　最先试图寻求体制突破的并不是小岗村。早在1956年，温州永嘉县就曾经探索过包产到户。人民公社20年间，类似于包产到户的尝试屡禁不止，但从未得到过中央层面的政策松动。

　　1979年，中国农村改革还处于起步阶段，“分田单干”“包干到户”还是中国农业的“禁区”。当年，中央多次发文，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丰收后的小岗村人，在质疑声中战战兢兢。

　　终于熬到了1982年。这一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农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年底，全国实行“双包”的生产队达到78.8%。

　　这期间，在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蔡场镇万延村，曾经属于刘文彩的五六十亩土地，再次分属于不同的农户，各自拥有使用权。村民胥加兴就这样分得了五亩原来属于刘文彩的好田。

　　“终于没有约束了，想咋搞就咋搞。”饿了几十年的胥加兴，迫不及待地想要填饱肚皮。当年，甚至把土地“照顾得太好了，肥料也上多了，开始几年的收成并不是很好。”回忆起20多年前的情景，今年56岁的胥加兴显得有些不好意思，“反复摸索几年才有了经验，后来收成就越来越好。”

　　到1984年底，全国569万个生产队，99%以上实行了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与1978年相比，这年的粮食增产近四成，农民纯收入年均增长近两倍。当年，国务院向世界粮农组织公布，中国已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

　　有了饭吃的胥加兴，又开始琢磨土地上的生财之道，梦想着能向刘文彩当年那样自由地依靠土地积累个人财富。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胥加兴开始种蘑菇，“一亩地可以赚几千块钱。”胥加兴说，“一个平方可以捡15斤蘑菇，一斤蘑菇能够卖到2元钱。”

　　还权赋能？

　　2009年8月20日下午，闲在家里的胥加兴坐立不安。

　　往年这时，胥加兴还在外面，“打工一个月的收入抵一亩地一年的收成。”今年养病没能出去，“光治病就花了两万多，现在还得吃药，每个月药费要五六百。”

　　打工20多年了，突然闲在屋里，胥加兴很不习惯，他想再承包点地种蘑菇或者其他什么。老伴和女儿都反对：一来年纪大了养病要紧，二来没有好项目赚不到钱，就是种蘑菇也比不上20年前的收益了。

　　其实胥加兴更希望能够把田地流转出去：“自己不用操心，还有收入。”可是村民宁可外出打工，也不愿意承包土地，“承包一亩地一年要交一千元，少了没效益，多了没本钱。”

　　当年属于大地主刘文彩的那五亩好田，如今只能带给胥加兴一亩地800元的利润，而他家六口人也只有五亩这样的地。他完全没法体会刘文彩当年坐地生财的豪情和富贵，“只是算算账而已，我们其实是不卖粮食的。”

　　然而，土地上不仅能够生长粮食，而且还能长出大片的工业和城市。就在胥加兴不断重复“种地+打工”生活的这二十多年，中国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而城市规模也在快速扩张并不断吞并农村。土地作为升值最快、最稳定的生产要素，也成为利益相关者追逐和争夺的对象。

　　有统计表明，近二十年来，中国农村集体所有、农民承包的土地有偿使用的比例逐年大幅提高，全国土地出让总价款累计5.2万亿元。其中，1987--2001年间，全国非农建设占用耕地3394.6万亩，其中70%以上是政府通过征用的手段，从农民的承包地中征地。

　　高额的土地收益并没能转化为农民手中的财富。在现行的土地管理制度下，农村土地进入市场需要先由政府征收，再挂牌出让，征地价与出让价之比为1：10。由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编写的《2005农村经济发展绿皮书》显示，中国大部分被征土地的收益分配比例为：地方政府占20-30%，企业占40-50%，村级组织占25-30%，农民仅占5-10%。从征地成本价到出让价之间所生成的土地增值巨额收益，大部分被中间商和地方政府所得。

　　不过，这种状况有望得到改善。就在胥加兴百无聊赖地在家门口扎扫把的这个下午，大邑县蔡场镇万延村的承包地实测确权工作正在紧张地往前推进。“成都市要求九月底完成，确权颁证工作年底结束。”村支书罗学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承包地确权之后，农民自己可以作为主体自由流转土地，比如转让、转租、抵押、继承等。”

　　万延村正在进行的承包地实测确权，是成都市产权制度改革的一部分。按照成都市政府的思路，要通过确权，在克服产权缺陷基础上，通过土地市场引导土地流动，从而扩大农业规模生产。此外，通过引入其他权利，把土地市场与农村金融市场连接，从而使农民手中的土地获得更高的配置效率和资产权益。

　　这也是成都市城乡统筹综合改革的一部分。成都试图通过“还权赋能”，适当增加农民和农村分享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土地收益的份额。那么，此次改革能否真正让胥加兴这样的农民坐地生财？只有未来会提供真正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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