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着内地香港的罗湖桥:见证60年国门开放曲折历程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一头连着中国内地，一头连着香港。30米的木板桥刻下了人世间的悲欢离合，也见证了60年国门开放的曲折历程

　　本刊记者/王维博(发自深圳)

　　这是2009年9月16日的罗湖口岸。宽敞整洁的通关大厅里，听不到嘈杂的人流声，也看不到等候过关的长队，短短5秒钟，人们通过简单的刷卡、按指模、核对面部信息，就可以自助通关，去到那头的香港。

　　60年前的10月14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13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支部队打到罗湖桥头，到此止步。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罗湖口岸为国家对外开放口岸，从此，罗湖口岸成为连接“外部世界”的“国门”。那时候，罗湖桥的桥面由粗木铺成，桥的两端分别由中英两方的军、警把守。海关只是一座破旧的小木屋。

　　此后的20多年，偌大的中国，除了北部与苏联接壤的关口外，只有与香港相连的罗湖桥，维系着共和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耕作口”

　　1950年，正值学术黄金时期的数学家华罗庚从美国渡洋来到香港，在通过罗湖口岸前夕，写了一封《告留美同学的公开信》：“朋友们，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建立我们的工作基础，为了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

　　新中国成立的头两年，常有爱国人士通过罗湖桥回到国内，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邓稼先、郭永怀等科学家都取道于此。那时，罗湖口岸并没有明显的边境线，更没有铁丝网，附近的村民每天可以通过罗湖桥走到河对岸的农田进行耕作，甚至孩子都可以在香港上学。

　　1951年，中国开始封锁边境，深圳河两岸围上了高高的铁丝网。这一年，20岁的朱自然从上海海关学校毕业，被分配到罗湖口岸工作。

　　虽然边境被封锁，但隔断不了深圳河两岸的来往，当时宝安还有4000多亩耕地在香港新界。土改的时候这4000亩土地分给宝安的农民。1951年，宝安经济生活困难，靠近香港的宝安百姓要求去种那4000亩地。后宝安县委向省里申请，同意宝安农民过境耕作，并设了7个“耕作口”，农民们凭耕作证早出晚归。

　　当时，对过界生产的农民，港英当局也没有加以限制，农民在耕作之余，还可顺便到香港游玩，买些东西回来补充生活。

　　“进出关检查起初也很简单，由于没有正式的办公楼，值班人员长期在车站铁路边摆一个木桌，旅客经过一个个打开包检查。”朱自然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1952年7月，31岁的张爱玲在烈日下走过了罗湖桥。在她身后，上海公寓里的流言与传奇，被铺天盖地的标语口号湮没，而她的身影在异国他乡渐行渐远。

　　从1957年起，通过罗湖桥过境耕作的村民发现了两岸的差距。河的对岸，香港的村民每年能赚13000多元。于是，白天在香港耕作的村民晚上不再返回河的这一边，有的甚至扶老携幼，全家都住在香港。

　　今年78岁的姚伯就是通过“耕作口”去的香港，他从罗芳村的生产队社员变成香港的最底层的工人，只花了一个晚上时间。

　　当时听到哪个熟人逃港了，他们会开玩笑地说，“他到香港喝咖啡去了。”姚伯说，从罗芳村到香港，可以走文锦渡，也可以走罗湖桥附近的“耕作口”。白天过去在资本主义地盘上干活，晚上回这边来过社会主义生活。那边的东西不许带过来，就在铁丝网那边吃饱了再回来。有时牵着牛过去干活，姚伯就经常就在牛耳朵里塞两个鸡蛋，过去卖点钱。

　　1957年的一天下午，他从罗湖桥附近的耕作口出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当时最近最安全的路线是从现在的罗湖海关后的深圳河过去，但需要有熟人带，没有关系很难。其次是皇岗口岸，但有军犬把守。再次是梧桐山，路途远比较危险。最后就是泅水了。姚伯说，他有耕作证，就从罗湖桥附近的耕作口出去了。

　　去香港的人多了，在那边就成了一个个村子。原来一个村的还聚集在一起，罗芳村的人过去的还叫罗芳村，渔民村过去的也叫渔民村。

　　据宝安县志记载，从1951年深港封锁边境开始，1957年、1962年、1978年、1979年，深圳相继发生过四次大规模的外逃事件，其中以1979年为最。据官方资料记载，从1951年开始，宝安县青壮年流失人数为119274人，逃港成功的为60157人。

　　 土政策

　　“逃港”不断发生，终于令边境封锁的政策开始松动。

　　1961年开始，宝安县开始放宽边境管理，与香港发展小额贸易，提高农民收入，遏制逃港潮。农民一个月可以去香港5次，每次可以带回5块钱的东西，一次可以带5斤重的物品回来。

　　1961年至1963年，从香港过境来的旅客明显增多，“大部分都是带着粮食来救命的”。时任罗湖海关检查员的朱自然说，自然灾害那几年，很多香港居民便带着成袋的面包、大米回来接济亲戚。

　　那几年，宝安人到香港不需要县公安局同意了，只需写个简单申请，盖大队公章即可自由到香港耕地，同时在完成国家任务后，多数群众都可以名正言顺地拿自己生产的产品到香港去卖，从香港换取生活必需品，改善生活。以前被视为走私的物资都可以公开出口了。

　　到1963年初，广东省委全面开展打击“投机倒把”运动，罗湖桥上的这些土政策基本被叫停了。等到再次提出改革开放，那已经是1979年的事情了。

　　2008年，深圳市史志办公室研究人员詹延钦通过翻阅大量原始档案，并采访原宝安县委的老领导，披露了这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当年的开放与今天明显不同，那是基层政权为解决群众温饱而进行的大胆创新。”詹延钦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一车两面”

　　1968年，初中毕业的陈焕参军后被调入罗湖口岸负责拍照，特殊的岗位让他见到许多不为人知的逃港命运。

　　建国后，每天都有列车经过罗湖桥往香港运送蔬菜和鲜活禽蛋，列车到达深圳后，要先在北站休整集结。外逃的村民大都是以茫茫夜色为掩护摸上暂停的专列货车，甚至藏在列车水箱中冒险随车进入香港。经常有人被火车挤死，许多是外地人，连身份证明都没有。

　　发现逃港者死亡，边检部队就会请陈焕去拍照取证，镜头里的惨象经常让陈焕唏嘘不已。

　　“都是穷怕了。”陈焕说，没有及时发现的尸体运过河后只好埋在深圳河南岸。直到目前，深圳河南岸，离罗湖桥不远的江背岭上，还是一排排墓碑面向北方。

　　陈焕记忆深刻的不仅有逃港者，还有罗湖桥上的文革旋风。“文革时期就连过关的旅客也强令要求先背毛主席语录，方准出入境。”

　　来往广州至九龙的火车则每天都要“变脸”。从香港过罗湖桥，红卫兵便涌上车去，在火车前前后后挂上毛泽东画像，贴满大字标语。火车回到香港境内，香港工人便开始忙着洗刷标语，第二日开往内地又复如故，犹如“一车两面”，桥头桥尾各不同。

　　文革之火一度波及香港。香港红卫兵呼吁批判资本主义，内地红卫兵拥到罗湖桥上声援，并一度声称要冲过罗湖桥，赶走殖民主义当局。

　　“很多试图逃港的人也夹在中间，海关和边检的人全部集中起来，几十人手挽手，在罗湖桥头组成三道围墙。连续对峙了好几天，终于将冲关的人挡了回去。”陈焕说。

　　 “踩单车”

　　1978年，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提出了“让一部分城市先富起来”的理论。会上，邓小平一口气列出十多个城市，第一个“城市”就是深圳。

　　这是“深圳”第一次为外界所知，此前，深圳只是宝安县的一个镇。

　　罗芳村的姚家浩是从广播里听到邓小平的这番讲话的，当年38岁的他隐隐感觉到，深圳要发生大变化了。

　　姚家浩的预感很快被证实，此后不到一个月，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1979年3月5日，宝安正式改名为深圳市，一年后，深圳经济特区宣告成立。

　　改革开放带来的第一个变化是，昔日由集体掌管的农田被分到了每家每户，姚家浩和村民们将分到的农田全都种了蔬菜。

　　当时的政策不仅包括分田到户，还允许村民们将收割下来的蔬菜运到河对岸的香港卖。姚家浩说，深圳这边几毛钱一斤的蔬菜，在香港能卖上二十来元港币一斤。第一茬小白菜上市，他就成了万元户。

　　除了卖菜，姚家浩的副业是到罗湖桥边踩单车带港商。因为没有公共汽车，香港人从罗湖桥上过来，不论是多大的富豪，只能坐在自行车的后架上，颠簸前行。这种交通工具，深圳人叫做“踩单车”。

　　第一个来罗芳村投资的香港老板王良基就是姚家浩用单车从罗湖桥接来的。1985年，罗芳村建成3000平米厂房，王良基应邀来投资，建成了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良基手袋厂。

　　直到去年，这家经营了23年的手袋厂因为订单减少，最终倒闭了。但它的身后已竖起了几百家企业。

　　与王良基一样，世界500强企业代表，百事可乐驻香港业务主管李文富，也是早期跨过罗湖桥来深圳投资的港商之一。

　　1979年9月，在中国决定设立深圳特区仅仅一个月后，李文富就给深圳市政府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要来投资的意愿。整整一年，李文富奔波于深港两地谈判、看场地，直至1981年正式签约，双方合作建起了深圳市饮乐汽水厂。

　　李文富自己骑单车，有时还把百事可乐的样品放在后架上带过来，被誉为用自行车把世界500强驮过罗湖桥的人。

　　老罗湖桥的暮年

　　1992年6月18日深圳出台《农村城市化暂行规定》，深圳的农民一夜间变成了城市居民。1995年，深圳市建设污水处理厂，罗芳村300多亩地全部被征用。姚家浩彻底告别种菜生活。

　　1995年，64岁的姚伯从新罗湖桥回到了罗芳村，在老宅基地上建起了楼房，此后，定期过河来收租喝茶成了他退休后的主要工作。

　　1985年，深圳市政府在老罗湖桥东边新建起一座宽50余米的双层水泥大桥，同时又在桥头建起了一座高12层的联检大楼，也就是现在的罗湖口岸联检大楼。

　　“出入"耕作口"的人越来越少。”2009年9月16日，距离罗湖口岸不远的笋岗边检站值勤点，队长黎晓靖的话有点失落。

　　“这儿可是最老的罗湖桥。”黎晓靖指了指脚下，他已在桥头看守了7个年头，此前，他在罗湖边检站当了10年的检查员。“罗湖海关的联检大楼建成后，老罗湖桥就成了当地村民的过境耕作口。”

　　不仅罗湖桥发生了变化，从最初的解放军到公安边防再到武警，再由武警改为警察编制，看守罗湖口岸的部队已经变换了许多次。

　　“我来的时候还是公安边防部队，如今已换了好几套制服。站岗时的配枪也由步枪改为手枪了。”黎晓靖说。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边检站值班人员由全部由武警改为警察编制，“让荷枪实弹的部队走来走去，气氛多紧张。”

　　老罗湖桥上午有6个人值班，下午班只有2个人，而出入境耕作的农民则更少，多时七八个，少的时候只有两个人，距耕作口几米之隔的罗湖海关联检大楼，日均进出境旅客已25万人次，单日数量最高纪录达39.6万人次，是亚洲最大旅客和行李检查口岸。

　　常年进出的都是附近几个村的村民，黎晓靖说，他都能叫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来。

　　“实际上大部分是过去打工和购物。”黎晓靖说，“现在很多人都没有地了，要么租给别人种地，要么就荒着。等早上出去的那两个人回来，我就可以回家了。”

　　河对岸的香港村庄，旧瓦房、水泥房、铁皮房面貌如昨，依旧过着日升而作，日落而归的田园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