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青年报
执法大队与“钓钩”双赢
在两天暗访中，一证件号为“沪，16337×”（为保护当事人，此处隐藏了末位数——记者注）的出租车司机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这位老司机一直在闵行区地带做生意。他向记者证实，所谓“钓钩”是行业内“公开的秘密”。
几年来，上海市闵行区、宝山区等市郊的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执法方式。他们往往通过“埋伏”作战，“当场抓获”正在进行“非法营运”的私家车，并处以1万至2万元的行政罚款。他们在工商银行或建设银行拥有收取行政罚款的专用账号。
“这很正常，真的黑车嘛，很难抓的。那么就找个‘钓钩’来，钓你上钩，让你做黑车，罚罚款喽。”老司机对此习以为常。他告诉记者，整个上海市至少有上千个“钓钩”。
这位老司机告诉记者，每次执法活动开始前，执法大队都会先确定抓黑车的“地带”，然后带着“钓钩”前去踩点，一般一个区至少设置五六个点，一个点要抓至少5辆车。
另一位“钓鱼案”的当事人陈瑞勤肯定了这一说法，他是上海市爱慕园林绿化公司的职员。两年中，这个小个子男人已两次将上海市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告上法庭。
2008年一个炎热的夏天，他驾驶公司面包车经过闵行区一片宽阔地带。一个20多岁的年轻男子以“热晕了”为名，要求“顺路载上一程”。5分钟后，这个男子拔出他的车钥匙。同时，陈瑞勤被几个身穿便衣的男子“当场抓获”。
“当时，我根本没看出来他们是执法大队的，我要他们出示证件。”陈瑞勤对记者说。而这一要求，使他遭致了这伙人的毒打，他们自称是“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
而令他震惊的是，他在执法大队的办公室里，遇到了一伙社会闲杂人员。为首的是30多岁的男子，个子在1米8左右，“穿着很干净，也不说脏话”。他还带了七八个小弟，这些小弟将陈瑞勤再次暴打了一顿。事后，陈瑞勤得知，这个30多岁的男子便是和执法大队来往密切的“钓头”，他手下至少有几十个“钓钩”。
陈瑞勤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在两年的密访中发现，“钓头”和执法大队的关系非常密切。仅在闵行区，就至少有3个“钓头”，手下有100多个“钓钩”。“钓头”和“钓钩”往往是一个村子出来的老乡，一呼百应。
而更让人震惊的是，在闵行区，“钓钩”每“钓”到一位私家车司机，便可获得300元人民币，“钓头”则提取200元。宝山区给“钓钩”开出的价格也是200元，南汇区250元，奉贤区则是600元。“钓钩”用这些钱准备录音笔等工具。一个成熟的“钓钩”，月收入少则两三千元，多则五六千元。而“钓头”每个月能净赚1万至2万元，一年可达十几万元。甚至有的“钓头”开的是尼桑，“在上海早就买了房”。
同时，另一份文件引起了公众的注意。在《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2007－2008年度创建文明单位工作总结》中提到，在两年时间里，该大队“查处非法营运车辆5000多辆”，“罚没款达到5000多万元”，“超额完成市总队和区建管局下达的预定指标任务”。
据知情人士透露，这便是上海各大交通执法大队与“钓头”之间的“双赢”状态，正是“先取证后查处”的具体内容。
采访中，中国青年报记者试图联系一名江姓“钓头”，但他的手机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状态。
除了“钓鱼”，还有“养鱼”
和所有大城市一样，黑车问题一直是上海市容的“毒瘤”，尤其在闵行、宝山等郊区，或张江高科等交通不便的区域。即便不是上下班时间，QQ、捷达、桑塔纳2000、金杯等黑车也密密麻麻地占满了地铁口、人行道，甚至绿地。
这些黑车往往明码标价，有着自己的标准。比如从闵行区莘中路搭乘黑车前往莘庄地铁站，6位黑车司机均告诉记者“10块钱”。而在闵行区老工业园区周边，皖字开头的牌照则是黑车的“身份证”。
“我啊，被抓进去3次了，一次罚1万元。”暗访中，闵行区的黑车司机老于告诉记者。更有黑车司机被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抓了23次，放了23次，总计被罚20多万元。
这个皮肤黝黑的男子表示，其实他很少承载陌生人，看到“面善的”才做一做生意。他强调，几乎百分之百的黑车都遭遇过“钓鱼”。
他悄悄透露，他一个朋友的弟弟就是传说中的“钓头”，这一带一般是安徽阜阳人在做这一职业。黑车司机如果被扣了车，一般只要给“钓头”塞两条中华烟，就可以“早点取出车”。“钓头”跟执法大队长打个招呼，大队长签了“同意”就可以了。而张军的车则是在被扣押十天后才取到的。
另外，执法大队开始行动之前，“钓头”偶尔会透露消息给关系好的黑车司机，这样黑车司机便可逃过一劫。
“我还知道招‘钓钩’的标准呢。”老于说。他和陈瑞勤的说法不谋而合。“钓头”在招募“钓钩”时不分男女，一般有三个要求：一是长得干净，不猥琐，但也不容易被记住；二是衣服得穿得干净，至少得像个普通市民；三是容易被信任，“最好胖一点，和蔼一点，憨厚一点”。
在记者亮明身份后，老于警告：“不要惹他们，出过命案的。”并且，他自称“出于保护”记者的安全，拒绝透露更多信息。
“也就是说，黑车是执法大队养的鱼，我们是被钓的鱼。”张军愤怒地说。
10月15日，中国青年报记者走访了相关政府部门。针对“有的黑车不到10天就解除扣押”这一问题，上海市闵行区信访办的一位女同志承认，“规章制度中的确存在漏洞”。
面对媒体的诘问，上海市闵行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交通科“如临大敌”。作为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的上级监管部门，该科的一位办公人员表示，“有关‘钓鱼案’统统问办公室”。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则表示，“我们交通方面的发言人去市里开会了”。
针对“钓鱼案”背后的潜规则，王姓工作人员表示，“我不拒绝采访也不接受采访，我们不提供任何看法”。在记者出示有效证件后，该工作人员以“媒体来得太多，无法证实你的记者身份”为由，要求记者与区委宣传部先行联系。
截至发稿时，区委宣传部的电话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状态。
据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说，正是因为之前应对媒体的高调态度，“说错了话”，才处于被动位置。因此政府部门决定采取保守状态，“不说话是最好的表态”。
一个多月来，张军一直处于身心疲惫状态中。不过，他表示，他已经联合了十几位“钓鱼案”受害者，打算将官司进行到底。
尽管江涛的案件尚未宣判，但等待开庭的郝劲松表示，“不要怕，我和张军都支持他。以前没胜过，并不说明以后也不可以！”
本报上海10月1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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