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诺贝尔奖经济理论虽过时但仍可为我用

　　中新网10月20日电 香港《大公报》20日刊文称，此次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两位美国经济学家，以表彰他们在新制度经济学等方面研究所取得有影响的成果。虽然获奖的经济学的研究理论已有点过时，但这些理论对世界经济发展，特别是对中国经济发展，仍能起到很大的作用，对我国执行公共政策和完善企业制度都很有益。

　　文章摘编如下：

　　不久前，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0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印第安纳州大学经济学教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家奥利弗·威廉森。这一结果出乎大多数媒体甚至专业机构的意料之外。

　　美两教授获经济学诺奖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于1933年出生于美国，她是印地安纳大学伯明顿分校政治学系阿瑟·本特利讲座教授，该校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联席所长。她是自196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以来首位获奖的女性经济学家。奥斯特罗姆的过人之处，在于其大胆挑战传统的公共经济治理观念，驳斥了传统上认为公共财产难以管理因此需要彻底私有化或交由中央当局统一监管的理论。她对公众管理鱼类资源、农场、森林、湖泊和地表水等公共资源进行了大量实地研究并得出结论，即公众管理的效果通常优于标准理论预期的结果，公众用户往往能够为管理利益分歧而设计出复杂而高明的决策机制和执行规则。

　　奥斯特罗姆认为，内部治理完全有可能成功，而成功治理的一大关键特征就是公众积极参与规则的创建和执行。由外部施加或由内部权威角色单边发号施令的做法缺乏合理性，公众违反规则的可能性也更大。同样，由内部而非外部作为监督和执法主体，其效果也往往略胜一筹。通常人们认为监督和审查是国家的责任，而奥斯特罗姆实地研究的重大发现就是，个体用户存在很强的参与监督和审查的意愿。

　　奥斯特罗姆在组织理论、政治学和公共行政方面撰写了多本着作。主要著作包括：《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制度激励与可持续发展：基础设施政策透视》、《规则、游戏与公共资源》、《理解制度多样性》和论文《制度的语法》、《美国政治学评论》、《集体行动理性选择理论的行为分析：1997年总统演说与美国政治学学会》等。

　　比起政治学家奥斯特罗姆，另一位获奖者奥利弗·威廉森可谓“鼎鼎大名”，他的著作也是经济学界畅销读物，《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更是影响甚大，成为全球经济学界的“必读书”。

　　威廉森1932年生于美国威斯康星州的苏必利尔镇。1998年以来，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爱德华·F·凯泽”名誉企业管理学教授、经济学教授和法学教授。他曾任美国政治学与社会学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计量经济学学会会员，被誉为重新发现“高斯定理(又译科斯)”，“新制度经济学”的命名者。威廉森因为“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分析，特别是对公司边界问题的分析”获奖。

　　瑞典皇家科学院认为威廉森所创立的理论被许多企业视为解决争端的有效方案。至少是由于他的宣传功劳，才使高斯的交易费用学说成为现代经济学中异军突起的一派，并荟萃了包括组织理论、法学、经济学在内的大量学科交叉和学术创新，逐步发展成当代经济学的一个新的分支。

　　威廉森的代表著作有：《自由裁量行为的经济学》，《公司控制与企业行为》，《市场与等级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治理机制》等。

　　新制度经济学再成主流

　　本次诺奖一改过去与时事联系相对松散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于这次金融危机的反思。事实上这一点外界早有预期。此前曾有人戏言，如果今年的诺奖颁给了市场效用理论的专家，则将成为诺奖史上的一大笑话。如今看来，最终折桂的两位学者都是做经济治理研究的，探索的也都是制度范畴的问题，一位推崇关注公众内部治理，另一位则强调监管企业行为而非限制企业规模。具有如此鲜明时代特色的理论和政策建议，对于后危机时代无疑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指导意义。瑞典皇家科学院发表声明说，奥斯特罗姆因为“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分析，特别是对公共资源管理上的分析”获奖，威廉森则因为“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分析，特别是对公司边界问题的分析”获奖。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委员会说，当前金融危机虽然是评选委员们确定获奖者的考虑因素之一，但“所占比重不大……我们不希望若干年后发现相关理论站不住脚”。

　　本次诺奖经济理论，对于中国的实践指导，也具有普遍的参考和启示意义。

　　新制度经济学在80年代被引入了中国，随即形成了研究的高潮，它为中国企业的改革、所有制结构的改革、体制转轨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框架。中国国内的一大批经济学家也在其影响下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研究，取得的成果产生了重要影响，像林毅夫、周其仁、刘伟、张维迎等都是其中的典型。

　　从新制度经济学广泛的意义讲，在投资人与复杂的基金产品之间信息不对称，并且投资人学习成本很高的情况下，如何设计一种监督管理风险的制度供给，来满足金融机构信息透明化和政府替民众监管，而减少信息了解及其学习成本，并有效防止金融机构及其高管们的道德行为最终变成金融灾难。此次将诺奖颁给这两位经济学家，以表彰他们在新制度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与政策及政府规制等方面的研究所取得的有影响的成果，也许目的就在于引导经济学家们针对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的问题加强制度的研究，重新反思和定位市场与政府间的关系。

　　完善公共政策企业制度

　　每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揭晓都是中国经济社会最受关注的大事之一，那么中国人到底想从中得到什么呢？在部分国内经济学家的眼里，虽然获奖的经济学的研究理论已有点过时，但这些理论对世界经济发展、特别是对中国经济发展仍能起到很大的作用。这些理论所覆盖的范围对我国执行公共政策和完善企业制度都很有益。

　　中国经济改革走到现在，政治制度问题也非常重要，比如怎样保护国家产权、集体产权等。水资源也是集体资源，但个人污染了河流就侵犯了公共产权，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再比如煤老板挖煤，煤老板发财就是因为国家资源没有受到保护的结果，煤是全中国人民的共有资产，却让煤老板赚了钱，这说明制度上可能有问题。

　　此外，很多企业在这次金融危机里发生了问题，实际这些企业发生问题背后的根源都在企业治理结构上，也就是企业的制度问题。很多企业很简单，就是一个老板说了算，但老板有些决策并不一定正确，所以导致了很多企业破产。奥斯特罗姆研究的就是如何从国家的角度建立制度，保护公共资源，也就是国家的资源、全体人民的资源。从企业来说，如何建立一种制度使企业健康、正常地运行，这对中国的改革非常重要。(陈支农)